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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是灵魂的炼狱

谢选骏:看守所是灵魂的炼狱
   
   网文《杨子立:看守所回忆录》(2015年5月25日 bj)报道:
   
   Chapter 1 逮捕

   
   “你是杨子立吗?”一个30来岁的留平头的男子从一辆黑色大众轿车里钻出来向我问道。“我是。”我盯着他,心里有些紧张。“跟我们走一趟吧,我们是国安局的,有事要传讯你。”一种不祥的预感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主动的坐进了他们的轿车后座。
   
   那是2001年3月13日的清晨,我刚刚参加完我奶奶的葬礼,从河北农村的老家回来。忙碌了个把星期,来的亲戚多,我晚上就睡在灵堂地上,衣服都没解。农村洗澡不方便,几天下来,我已经灰头土脸,衣服从里到外蒙了一层灰泥。如果没有意外,我应该回到住处洗个澡好好睡一觉。走前妻子还在生我的气,现在应该没事了。但刚一下出租车,就发现楼下停着好几辆黑色轿车。该来的还是来了。
   
   “是不是秘密警察的绑架呢?他们会不会蒙住我的眼呢?”如果他们要采用非法手段的话,我肯定会抗议,但他们毕竟人多,我并没打算彻底对抗。平头倒挺正常的坐在我身旁。副司机座位上坐着一个岁数稍大的人,他跟另外一辆车里的人打个手势后,司机缓缓把车挪到通路上,随即开出了那个公交不方便的小区——西八里庄,在大路上奔驰起来。
   
   车子一动,副司机座位上那人给我看了安全局的拘传票。
   
   我早就听说过绑架的事,我的朋友柏光曾经被人强塞到车里,把头一直按在座位以下,为的是不让他知道车子开到哪里。柏光是北大法学博士,大学老师,还受如此对待,我位卑名微,对于可能的绑架更是做好了心里准备。看到拘传票,反而松口气,至少这不应该是秘密绑架,而是他们的正式行动。我一方面坐的端正,尽量不让他们有什么理由对我动粗,另一方面我在脑中牢记车子的路线,以便知道他们把我带到哪里。
   
   路上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拿出来正要接,小平头按住了我的手机,嘴里说着:“对不起,现在你不能接。”我只好挂上。他又顺势摸了摸我的衣兜,发现一个硬疙瘩,他似乎有些紧张,问我是什么。我说是手机充电器,他这才放下心来。
   
   车子一路畅通,过赵公口,向南来到大红门附近,开到了一个有武警站岗的铁门前。小平头让我先等会儿,他下了车。后面跟着的两辆轿车也停在边上。我从车里看到门口的牌子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我对这个地方并不是第一次知道。早在1998年,我的朋友宪立便被国安局警察抓到这里。我当时给他募款请了律师,后来在互联网上发文援救他。当时一位姓韩的女警察曾通知我给宪立送衣服。当时我不知忙什么,让我的弟弟送去的。但地点大概怎么走我是知道的。
   
   车外等着许多人,有穿警服的,但大部分人是便衣。他们手里都拿着各式相机。“他们找了一堆记者干什么?”我心想。后来才知道抓捕人之前要先拍照录像是一贯做法。越是重要的人录的越详细。不少人被抓之前在大街上突然当面被人录像还以为是记者追访呢。
   
   不久,小平头打开车门,拿出一副手铐,嘴里倒挺客气,“对不起,你得带上。”但我知道在人家地盘上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让我在车里带上了手铐,然后才让我下车面对那些拿相机的人站好。我神色凛然,感觉象是电影里被捕时的地下党员。看到我的神态,那些拍照者有些笑了起来,尤其是几个年轻女子。这些没出声的笑使我的神经稍有放松,我感觉里面可能隐藏着友好的味道。
   
   拍照完,小平头和几个便衣及穿制服的人把我领进了铁门。往里走是看守所的主楼。一进大厅,迎宾墙上有6个鲜红醒目的大字:对党绝对忠诚。我心想这是国家机关还是党的机关呢?
   
   他们把我带到侧面一个屋里,后来知是收审室。小平头拿出一张拘留证,让我签字。我一看,涉嫌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我先前也对刑法有所了解。这个罪名在1997年以前叫作“反革命组织罪”,是刑法第105条规定的。同一条下还有一款“反革命煽动罪”,1997年《刑法》修订后改叫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看到这个罪名,我第一个念头是,他们要为我参加中国民主党的事找我算账了。
   
   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人权公约的签署使一部分民间人士认为政府有意推进民主改革,组建民间政党的机会到了。浙江王有才首先去民政厅要求登记成立中国民主党,各地纷纷跟进,各自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分部筹建委员会。而北京的民主人士徐文立则直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京津党部。在组党风潮之前,徐先生成立了自己的办公室,其秘书朝阳是我的好朋友。1998年10月某天,朝阳让我到徐处来一趟。我去后,徐先生先告诉我成立了党部的事,然后问我是否同意加入。并称民主党将公开活动,尽量争取合法身份,同时也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我问有没有党章,徐先生拿出一份文件,说那是YJQ先生起草的临时党章,以后条件成熟再修改。我现在不记得其内容了,大约是促进国内民主改革的方向,并没有明显的反对共产党的语句。唯一记得的一条是“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也许恰恰是因为这条政治性不强吧。我主要是担心卷入政治的风险不能承受,因为我的家境条件不好,母亲有精神病,还有弟弟妹妹有的要结婚有的要上学,父亲只会种地。还有抚养我成人的姑姑还未报抚养之恩。徐先生似乎看出我的担心,劝我说,风险主要由他自己承担,不会让我做冒险的事。并说民主党的活动今后将主动向公安局备案,所以即便有坐牢风险也主要是他本人。我想自己一直在苦苦探索民主之路,现在有了机会再退缩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我签字加入了徐的党部。之后没多少天,首先听说朝阳被带走了,马上又有了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人被抓的消息。而且不到三个月,被逮捕的三人都被判处10年以上徒刑。之后民主党虽然还有活动,比如査建国先生出头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方五省联合总部,但随着党员被逮捕的人数迅速增加,民主党已经很难开展任何活动。徐先生本来设想的民间团体和执政党良性互动的局面跟本就没有出现,反而验证了JQS先生评价徐先生“一相情愿”的预言。民主党的骨干被抓后,基本再没什么活动,何德普先生有时代表北京民主党人发出一些声音。我帮过何先生往电脑里录入过一些党员的文章,那时家庭电脑还远不象现在这样普及。
   
   虽然我在民主党里没做什么事,但我毕竟是民主党员,在大规模打击之下被捕也没什么奇怪。他们骚扰我那么多年,逮捕也是迟早的事。由于早有心里准备,我反而镇静了下来。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理,我没有犹豫就在拘留证上签了字。
   
   Chapter 2 收审
   
   我在拘留证上签字之后,小平头给我解开手铐就走了,把我留给两个看守。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看守一个姓刘,是个小组长,俗称班长,另一个姓李。
   
   刘让我衣袋中所有物品都掏出来,全摆放在桌子上。后叫过来一位姓吕的警察等在旁边把所有物品挨个登记,包括我的手机和一张名单。我对手机担心的是里面储存的号码如果被他们抄走,可能会给我的朋友带来麻烦。而那张名单上列出了若干外地政治犯家属的名字和地址,那是我准备在必要时给予援助或者方便时去看望他们用的。我担心警察会把那张名单当成我搞民运活动的证据。但吕把所有东西登记成我的私有财产,并保管起来,并对我说走的时候一并给我。这使我松了一口气。
   
   吕把登记的东西拿走后,李命令我一件件脱衣服。于是我把衣服从外到内一件件脱下来,依次递给他。他拿过衣服正反看过,再用手捋一遍,认为没有夹带就扔在地上检查另一件。渐渐的我脱的只剩下裤头了。“这也要脱吗?”我问他。“脱。”我有些生气,觉得在他们面前被强迫裸体损害了我的人格尊严。于是我质问道:“有什么法律要求我必须听从你们的过分要求吗?”李看我有点不识时务,有些不耐烦,“废什么话!叫你脱你就脱!”刘也在旁边睁大眼睛瞪着我。这样僵持了半分钟,我一看过不了这一关就妥协了。把裤头也脱下递给了李。李照样捋过,仍在一旁。然后他命令我转过身,两腿分开,双手扶墙。我既然已经妥协,就顺从了他,也不知要干什么。扶墙站了没5秒钟,李说“穿衣服吧。”后来才知道,刚才的姿势是为了检查拘禁者的肛门,看看是否夹带东西。
   
   我穿上衣服后,发现没有了腰带,原来被拿走了。刘让我暂时拿一只袜子把裤袢系上。这时吕又找来一双旧布鞋让我先穿着,把我的皮鞋也收走了。然后刘和李拿起一条电棍,领我穿过一扇铁门,来到一走廊。走廊一侧全是一扇扇的铁门,我想那里肯定是囚室了。走廊到头后拐个弯,象个7字。7的内侧对着小院,外侧是一间间的囚室。
   
   他两个带我到拐弯后的一扇铁门前,打开牢门让我进去。刚从外面进入斗室,顿觉昏暗。进去之后却不见他人。“做板上。”房间的一多半是一张上过综漆的高约40厘米的大木板。我于是坐在板上。“我得给你讲讲规矩。”刘对我说。“那是监规,”刘一指屋角的另一扇铁门,那上面贴着一张布告状的白纸。“你得3天内把监规记熟。”接着他又问道:“你会坐板儿吗?”我坐正了身体,“是不是这么坐?”“嗯,腰挺直!目视前方,双手放在膝盖上!”我按照指示调整着坐姿。“这就对了。”刘叫我起来。“出去吧。”原来这还不是我要呆的囚室。
   
   接着他们把我带到111室门口。“蹲下!”刘命令道。于是我蹲下,还好没让我抱头。他拿出钥匙打开囚室。“进去吧。”
   
   里面已经靠板的外侧坐了4个人,我和警察一进去,他们正以坐板儿的姿势端坐,但都扭头看着我们。最外侧坐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刘和李进去后对老者说:“这是新来的,给他讲讲规矩。”老者连声答应。看来老者可能是牢头。刘然后对那三个人说:“你们往后挪。”那三个人依次往里挪了一个座次,在老者边上留出一个空位。“你坐这。”刘说。我于是坐过去,象其他人一样以坐板儿姿势坐好。
   
   看到被安排到第二位置,我心里有些疑惑,因为在小说电影中刚坐牢的犯人总是安排在末尾,甚至睡在便池边的地上。我上来就排第二,是不是警察故意优待我?
   
   刘接着大声对我宣布:“你不要问他们的姓名和案情,听清楚没有?”我说听清了。他接着又警告其他人,“你们也不要问他的情况,不用我再告诉你们了吧。”“知道。”那几人一起回答。刘又转向我:“你们之间只能称呼编号,你的编号是1023。”他接着指一下墙上的按钮,“如果你有事就按这个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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