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杜鲁门，就没有新中国——美国只要把投入韩战的兵力一半投入中国就可以 /谢选骏文集

没有杜鲁门，就没有新中国——美国只要把投入韩战的兵力一半投入中国就可以
谢选骏：没有杜鲁门，就没有新中国——美国只要把投入韩战的兵力一半投入中国就可以维持国际均势


   杜鲁门是在中国内战爆发一年多之后，才醒悟过来的。而且即使此后也没有积极援助中国人民的“反苏抗俄”，直到苏联入侵南韩之后，美国政府才宣布巡防台湾海峡！太太你太晚了。难怪蒋介石要说杜鲁门是个“娘希匹”。没有杜鲁门，就没有新中国！

   《再评李伟东先生《中华民国丢失大陆70年祭及战略检讨》（博讯 2019年12月01日）报道：

   笔者曾经在上一篇发表于博讯的文章中指出李伟东先生《中华民国丢失大陆70年祭及战略检讨》的不妥之处。今天李先生将定稿后的文章重新发表，得此机会，笔者对李先生定稿的文章再作评论，并对上一篇文章作补充说明。

   首先，笔者不得不严厉指出，李先生在基本历史知识上是欠缺的，论证也是薄弱的。例如，李先生在评论1949年北平和谈的时候，认为“在最后关头，国民党仍有保住民国框架，让共产党在宪政约束下行事的可能性”，还提出“请毛泽东当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退休，国民党仍可以弱势政党牵制共产党”的建议。由此笔者不仅对李先生的历史知识水平不敢恭维，对他做学问的态度也有所质疑。既然李先生提到了共产党的“《国内和平条件》”（其实是《国内和平协定》）八条，就应该调查这八条究竟是什么内容再作评论。但令人失望的是，李先生似乎并未读过该协定，并不知道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而蒋介石李宗仁等都在战犯名单之列。蒋介石作为首要战犯，自会被中共逮捕，李先生所言之“退休”又从何而来？协定第二条就是废除“伪法统”，即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如果宪法都废除了，中华民国总统职位又从何而来？协定的第四条就是收编国军为解放军，如果国民党主要大员都成了战犯，国军被收编，请问国民党与今日之民革又有何区别？李先生所谓“国民党仍可以弱势政党牵制共产党”又从何而来？李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奇谈怪论，除了对该协定不熟悉外，根本上还是对当时国共战局和国共关系不了解。北平和谈之时，国军主力已经丧失殆尽，共产党胜券在握。所谓《国内和平协定》，其实就是敦促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毛泽东有什么必要在胜券在握，准备渡江一统江湖的情况下，还要做一个碍手碍脚的中华民国总统，自觉接受国民党的议会监督？

    李先生的历史常识上的错误还有很多，恕不一一指正。但笔者着重指出的是，相对于史实错误而言，该文在论证逻辑上存在着更加重大的缺陷: 既然李先生认为“是政治设计和路线的失败，才导致军事失败”，就应该论证什么样的“政治设计和路线的失败”引发了什么“军事失败”。笔者并不反对从深层次的政治方面寻找军事失败的原因，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必须基于基本史实，用严格论述的方式建立起来，而不是想当然地默认其自动成立。很不幸地是，李先生只是洋洋洒洒论证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而一旦谈到了军事上失败，尤其是第二次国共内战军事失败的时候，要么就用“民心”一言概之，要么就用“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一笔带过。这八个字，如果还算作论证，是完全不能使人信服的。李先生这样的文章，基本史实不正确，论证过程不存在，其价值究竟几何，可想而知。

    鉴于该文价值不大，笔者不想在此着重阐述。笔者还是想回到国共内战的话题上深入讨论。在上一篇文章里面，笔者提到了研究国共内战的“一个事实”和“一个思路”。一个事实就是：国民政府的失败，其实是军事上的失败。而其他的所谓“失败”，只是为解释军事上的失败而被提出。一个思路就是：从军事史实出发，分析其军事失败的原因，而后由军事倒推政治，探明背后深层次的政治因素。

    军事作战有其内在规律可循，胜败之数并非天命，而是由指挥，装备，组织，兵力，部署，调动，军纪等因素综合决定的。军事问题必须首先从军事上考察。抛开军事因素，漫谈政治，民心，其实完全无助于研究内战胜败的真正原因。

    笔者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在整体战略上而言，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基本上做出了最佳军事决策。如果时钟可以倒转，历史可以重来，蒋介石还可以重新指挥一遍，最终的结局，也不会好很多。

    更直接地说，早在1945年，中国的命运就已经被确定了。当年3月的《雅尔塔协定》确定了中国东北和外蒙古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而8月苏联出兵东北，并迅速控制朝鲜北部，这时候中国的命运就被纳入到了雅尔塔体系之下，不是国民政府所能独立控制的了。这个体系下，有的国家(如希腊)因为没有进入苏联势力范围，而其国内强大的共产势力被盟国剿灭。很不幸，中国则是相反的情形。港首林郑月娥在今年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说了一句话，“political room for maneuvering is very, very, very limited.”（可以运作的政治空间非常非常小），这句话用来形容当时的国民政府，正恰如其分。

    苏联影响下的东北对于国民政府就是军事死地。其北，东，西三面与苏联和苏联的仆从国接壤，正南面的出海口又因为旅顺的租借而被苏联控制。国民政府收复东北，仅仅具有主权声张的政治意义，其军事上只能控制南北轴线上的铁路线，其余广大土地，势必为共产党完全占据。而《雅尔塔协定》又使得美国不能直接参与东北事宜，国民政府实际上处于完全被动的境地。

    蒋介石出动七个军的兵力对于解决东北问题是杯水车薪，却大大削弱了关内战场的兵力。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平原如猛虎归山，进退自如，可以获得无限的补给。而通过旅顺与烟台之间的海运线，山东共军也可以源源不断获得苏联补给。由此共产党最大的两股军事集团，一个东北野战军，一个华东野战军，都在苏联的直接援助之下。这样的局势下，如果蒋介石还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彻底放弃东北，将七个军转用在关内。

    但是笔者很悲痛地说，纵使历史以这个版本进行，国民政府仍然大概率地以悲剧收场。这是因为即使国民政府真的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放弃东北，以保全关内的统治，也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能否在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准备完毕，发动入关战役之前解决关内共军？
   2，能否在赤峰--山海关之间的广阔地域建立一条稳固的战线阻止东北野战军入关？
   3，能否在政治和军事上阻止东北野战军从苏联仆从国外蒙古借道迂回入关？

    现实就是，这三条恐怕没有一条能够完全满足。1945年秋天，林彪进入东北。如果按照后来战局的真实发展，不迟于1948年夏天，东北野战军就可以达到百万兵力，进而大举入关。依照1930年代第一次国共内战的经验来看，国军几乎没有可能在两年半的短时间内彻底消灭关内共军。按最理想的估计，如果国军能在烟台和莱州湾之间建立一条海岸防线阻止共军获得来自旅顺的海上军火补给，能否在1948年夏季之前解决华东野战军也是未知之数。陕北和中原战事更是难以预料。

    在进入东北的咽喉地带，仍然有几百公里的宽广土地，以国军在1945年的装备水平，几乎不可能建立一条稳固的防线可以抵挡东北野战军千门火炮的猛攻。退一步讲，即使国军能建立这样的防线，外蒙古也可以提供便利使得林彪借道进入关内。熟悉国共内战史的人都知道，东北野战军曾经从朝鲜借道绕行攻击国军。

    总而言之，国民政府想达到类似于明朝以山海关为界的军事分界，恐怕非常困难。如果林彪入关，那么唯一对国民政府有利的可能就是国军有更大的机会在内线作战，可是面对百万强大的东北野战军，其结局也很难理想。我们不妨设想这也几种军事稳定线:
    1，自潼关向东，以黄河为界。国民政府控制黄河以南。
   2，以淮河流域为界。国民政府控制淮河以南。
   3，自宜昌往东，以长江为界。国民政府控制东南半壁。
   4，国民政府退居舟山，台湾和海南。

    笔者不得不说，最大的可能性还是第4种。试想，既然刘邓能够在1947年6月迅速渡过黄河，国军有多大把握能在1948-1949年某月将林彪阻挡在黄河以北？国军又有多大把握不去重复林彪领衔主演的徐蚌会战？国军有多大可能在几千公里的长江南岸构建稳固防线？

    如果说国民政府能争取更好一点的结局，那就是可能有更加充足的兵力守住海南岛，舟山群岛甚至厦门。届时国民政府将可能保留台湾，福建，浙江，海南(广东)四个省政府。如果历史是这样演进的话，国际社会仍然以Southern China（南中国）而不是Taiwan简称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众所周知，自汉朝就纳入中国版图的海南岛对中国的向心力远大于自清朝才加入中国的台湾，有海南制衡，今天的台湾的独立势力恐怕不会如此强大，中国的未来仍然大概率以统一收场。这恐怕是国民政府能达到的最好结局。

    文章最后再说一下民心，笔者再度强调，军事作战有其内在规律可循，民心对于军事的成败影响甚微。古今中外，得民心却失天下的例子不可胜举。更何况专制压迫下的解放区哪有什么自由民意可以表达？如果一定要说民心，我援引一段《蒋经国日记》记述1949年8月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夕抵达重庆，人民夹道欢迎的场景供李伟东先生和诸位读者参考，看看民心到底在哪一边。

    “上午，父亲进城，沿途老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在他们的面容表情上，可以看出亲切和希望。及至上清寺，民众更挤得水泄不通。当座车挤过人群时，鼓掌欢呼，经久不绝，给我们莫大的安慰！这正是共党所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国步艰危，而民心不死，亦可喜之现象也。”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似乎在理，但却省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共占领大陆是苏联的军事援助一手造成的；而美国只要把投入韩战的兵力一半提前几年投入中国就可以遏制苏联在中国的这一扩张、有效维持了国际均势。但是，美国却没有这样做，反而用“亡羊（中国）补牢（韩战、越战）”的方式、花了半个世纪才恢复了国际均势。美国为何如此愚蠢呢？这就要拷问一下杜鲁门的亡灵了！

   《改变世界的“杜鲁门主义”》

   六十年前的三月十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著名的“杜鲁门主义”－一个对当代国际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政治主张。



   杜鲁门提出他的“主义”的历史时刻
   杜鲁门提出他的“主义”的历史时刻



   冷战虽然早已结束，但是它对当代世界格局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而奠定了冷战“理论基础”的是1947年3月12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这一天，杜鲁门在美国国会上发表总统咨文演说，力主建立联合国，目的是保障世界各国今后不被奴役和自由和平地发展。他说：“我们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愿意帮助自由的各国人民摆脱极权体制的控制，保障他们的自由制度和国家完整。”杜鲁门在演讲中，呼吁美国人民对当时共产主义势力发展迅速的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以抵挡“共产主义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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