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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

谢选骏: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
   
   “中国规则——他们不喜欢西方那一套。所以制定了自己的版本。”
   
   注重逻辑的欧洲人无法明白的一个简单事情就是——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所以中国模式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美国人虽然比欧洲人质朴、野性、充满实用主义精神,但是他们和欧洲人一样具有模式思维,而无法理解“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这一实情。所以他们只好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其实,混合模式不就是没有模式吗?这种混合模式通过内部高压,把混乱输出给全球社会了。真有意思。结果激起了全球动乱。迟早,这种混乱会返回中国高压锅的,那时,就会引爆超强的爆炸了。
   
   
   (一)
   
   《德语媒体: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德国之声 2019年10月1日)报道:
   
   长年生活在北京的德国记者Frank Sieren在《柏林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70年后已跻身世界最强大、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列。《商报》客座评论把目光投向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
   
   本周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隆重庆祝建国70周年。Frank Sieren在《柏林日报》发表文章写道:
   
   "世界各国一半是敬畏、一半是忧虑,将眼光投向这个巨大的国家。因为,有一点已经清楚:西方完全低估了中国的崛起。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几乎无人能想象,中国会如此迅速发展--是的,甚至能挑战世界首强美国了。
   
   "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低估中国,因为,在欧洲和美国的我们更愿谈论中国的弱点,而非它的强处。不过,现在我们感觉到了:我们不再能否认中国的崛起了。
   
   "数十年时间里,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转变、上升成了最大贸易国、全球创新推动者、按购买力计算的最强经济体。这样的速度,史无前例。文章说,中国如今也是美国的最大债主。为能维持其入不敷出的富裕水平融资,华盛顿欠下北京巨资。中国则几乎没有外债,所以,也无惧国际施压。相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因为,数十年来,作为生产基地,中国的出口远超进口。70年来,中国的人均收入戏剧化上升。1949年,人均收入相当于6欧元;2018年,上升到约3600欧元。
   
   Frank Sieren评论说:"在经济上,中国十分成功,并管控良好。中国留学生中有80%以上自愿回国,其趋势还在增强。公民经由小小的应用软件绕开封锁而与世界联网,早就得到容忍。若非如此,创新根本无从谈起。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有着比30年前人们敢于梦想的还要大得多的活动空间。因此,虽然问题多多,这个国家仍多少还是稳定。"西方人渐渐明白了:中国之崛起乃是一种划时代嬗变。从17到19世纪,作为殖民列强,欧洲人可以确立世界的游戏规则。20世纪,轮到了美国。而现在,全球权力重心显然持续移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文章认为,对于这一格局的变化,西方越早作出调整,游戏空间便就越大,越能使西方的观念融入新的世界秩序。不过,文章写道,"所剩时间不多了。中国人虽无意让我们皈依,但他们也不会等待我们。全球平等世纪早已开始了。"
   
   第三次转型困难得多——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开始了专注高增长率的第二次转型。汉堡全球与区域研究中心马歌德·舒勒博士(Margot Schüller)在《商报》发表客座评论,探讨中国模式未来的可持续性。文章首先回顾了中共建政后引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所遭遇的制度性危机。文章写道:"中国共产党没有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初始条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行政机构能力弱。把群众动员搬到经济发展中的大跃进政策导致饥荒和社会动荡。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亲自开启了告别苏联发展模式的整顿阶段。调整后的模式成功地保证了大众商品的基本供应、人民健康和社会安全,让工业基本建设成为可能。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小,因为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
   
   作者认为,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引入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开始了第二次转型,专注高增长率的中国虽然跻身最大工业国之列,但却为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文章接着写道:"第三次转型的目标是体制改革,这比以前的改革难得多。这一模式必须更多以内部市场为导向,经济更具可持续性,社会更平衡,并且由创新所驱动。这样的模式需要国家改变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更多法律上的保障,刺激企业发展和创新。这就关系到一个核心问题,国家的角色如何制度化。"作者认为, 虽然从2013年以来中国建立了许多为经济模式转型服务的新机构,但共产党首先还是依靠自己:所有关键部门都由小领导团体决定方向,进行管控,因此削弱了人们对制度的信心。文章最后写道:"中共希望到2049年实现中国的复兴,离现在还有30年。在这30年里,政治改革看上去也不是不可能的。"
   
   谢选骏指出:注重逻辑的欧洲人无法明白的一个简单事情就是——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所以中国模式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二)
   
   《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典范,如今它走到了十字路口》(纽约时报 2018年11月25日)报道:
   
   深圳上个月举办了一场灯光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前景中可以看到一座邓小平的雕像,他1978年领导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中国领导人拒绝遵循西方模式,在放手让人们追求财富的同时严控基本经济杠杆,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如今,债务负担和贸易战使北京遭遇重大考验。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向中国传达了一个信息:要想富有,必须要自由。那是1988年。苏联摇摇欲坠。在整个东欧,共产主义秩序即将崩溃。为了避免自身的消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些小措施,将其经济从国家中解放出来。但结果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飙升,党的改革者希望得到建议。
   
   他们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自由捍卫者弗里德曼请到了中南海,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在北京这座封闭园区内生活与工作。弗里德曼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坐在一起,表现得得体却又强硬。他说,如果北京想帮助人民繁荣昌盛,那么国家必须更快地放手。“我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强大和富裕起来,”他告诉赵紫阳。“我希望看到中国的改革成功,以便她能为人类进步做出更多贡献。”——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妻子萝丝在北京。1988年,他敦促中国改革者进一步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中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年后,赵和其他改革派被赶下台。坦克驶入天安门广场展开屠杀,让人们知道挑战党的权力会得到何其血腥的教训。
   
   相反,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革。它放手让企业家寻求自己的财富,同时仍然严格控制基本的经济杠杆。它制定国家目标,然后说服或迫使人和企业满足这些目标。它按照自己的节奏向世界开放——一切都由共产党主持大局。
   
   弗里德曼和其他顶级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样的战略是要失败的。中央计划经济滋生浪费和腐败。大政府的雄心壮志会使未来几代人陷入债务困境。价格控制会导致饥饿和贫困。官方的预言家总在鼓吹这一点。而苏联证明了它。那些专家错了。中国走向了繁荣昌盛。
   
   深圳的一个地铁站。1992年,邓小平南巡至此,宣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午餐时间,深圳的一家餐馆。30年前,像邵春友这样身无分文的木匠来到这座城市,可能最后会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今天,共产党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亿人已摆脱贫困。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工业,第二大亿万富翁群体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它还拥有地球上一些最富有、最强大的科技公司。
   
   共产党中国成功创造了自己的模式。它借用了一些西方的想法,同时也拒绝了一些想法。它在必要时向世界开放,并在它选择的时机踩下刹车。它设定目标,并且用政府资金支持它们。它解放其人民赚钱和花钱,但不许他们得寸进尺,要求谈一个更好的协议。企业家创建了现代中国,共产党让他们乖乖听话。
   
   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他一些按照既定经济剧本走的希望之星陨落了。它们听从国际专家的意见削减预算,结果损害了增长。它们在为竞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就向世界开放,结果在全球动荡中栽了跟头。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外部或内部力量威胁其统治的同时,缓慢而时有不情愿地进行改革。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其他国家进入衰退,中国却变得更强。
   
   中国经济现在成了西方典范之外的另一种叙事。然而,共产党为保卫其经济未来而做出的决定,使北京遭遇自天安门广场以来的最大考验。
   
   它的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组合——刺激经济、净化国家的空气和水、以及满足其人民日益增长的期望——如今实现的难度更大了。它为刺激经济增长所做的努力导致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野心也引起了世界的警惕。
   
   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自由和威权之间做出平衡,如今,它可能会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过分倾向于国家控制。共产党可能会过分信任自身的能力,从而牺牲推动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们。或许到头来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对的。又或许,中国仍然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中国一次又一次被自以为很了解情况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低估。“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出生在台湾但叛逃到中国的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以及多边机构、学者和知识分子。”
   
   蓬勃发展的鸟笼——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很担心。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后,他的伟大中国实验面临崩溃。他本着人民应该赚更多的钱这个想法,带领国家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农民有了更多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种植作物并出售获利。创业者蜂拥到经济特区,那里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培养皿,他们可以缴纳较低的税款,并且自行做出商业决策。经济飙升,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的增长令世界羡慕。
   
   然而,繁荣助长了通货膨胀和腐败。穿过天安门广场的坦克不仅杀死了民主活动人士,也杀害了对大米、蔬菜和醋涨价感到愤怒的普通人。改革派遭罢黜,取代他们的保守派重新强调了国家控制。
   
   到1990年,外国投资者纷纷逃离,一些共产党干部再次开始压制企业家。经济增长率降至繁荣年份的三分之一。邓小平担心,没有繁荣,共产党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权。他认为,改革必须再次列入议事日程。
   
   找到适当的平衡将证明现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如果过度松开控制,共产党就将面临对其权力的真正威胁;如果过于收紧控制,则可能会压制国家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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