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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不该遵循印度人的教义

谢选骏:西藏人不该遵循印度人的教义
   
   西藏人为了自强,不该遵循印度人的教义,否则就会日渐衰弱或内乱不已,永远无法成为自己的主人。这对蒙古人、维吾尔人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么基督教呢?中国人为什么可以并且应该接受基督教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基督教不是犹太人的宗教,而是被犹太人反对、被罗马人镇压的宗教。也就是说,基督教是超越民族的,不像伊斯兰教,始终把阿拉伯人的文献当作不可替代的。
   
   

   《剑桥中国晚清史·西藏的隔绝和印度的压力》报道:
   
   1815到1862年这段时期实际决定了拉萨的哪些属地将留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哪些属地将落入英属印度支配之下。英国的侵略性并不次于俄国,但是受到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阻碍。
   
   1792年并入清帝国这件事将西藏和英属印度隔开,但是象俄国人在新疆一样,英国也利用“本地的”代理人渗入尼泊尔、西藏以及喜马拉雅山和喀拉昆仑山的诸西藏属国,为东印度公司寻找贸易的机会。这些最早的代理人中有一个名叫阿卜达哈迪汗的人,曾于1795年带着印度和英国制品被东印度公司派到尼泊尔去,他提出的一份鼓舞人心的报告大大刺激了英国人对西藏贸易的兴趣。
   
   1810年,一个名叫吉尔曼的商人派遣另一个本地代理人到西藏的噶大克去,目的是得到披巾用羊毛的样品,这种披巾羊毛是由列城商人垄断的,并且是对十九世纪大部分英-藏政治有相当影响的一项商品。披巾用羊毛有两种:一种用驯养的山羊毛,一种是更加珍贵的野山羊毛、野绵羊毛和其他动物的毛。虽则在拉达克出产小量披巾羊毛,但大部分是来自西藏的日土和羌塘。根据条约的要求,西藏的生产者只将羊毛运到列城,再由克什米尔和中亚的商人继续全部转运给在克什米尔的纺织业。破坏这一垄断贸易便要以没收论处,它的规章严厉到甚至把六城地区质优价廉的披巾用羊毛排挤出了列城市场。当拉达克政府听说吉尔曼的努力后,它宣布凡是破坏垄断的人此后都将处以死刑。
   
   少数英国人亲自暗地里探索贸易的机会。1811年,托马斯·曼宁前往拉萨,甚至设法谒见了达赖喇嘛。威廉·穆尔克罗夫特和H.Y.赫希在1812年进入西藏,远至噶大克,穆尔克罗夫特还派他的代理人米尔·伊沙塔拉去六城地区搜集有关贸易的情报。但是这些人只是作为个人独自去的,因为印度政府虽则并不阻止这样的探险,但它害怕触犯清政府,所以拒绝给探险家们任何官方文书。但是由于1814—1816年英尼战争和英俄商业竞争的结果,英国官方的态度开始改变。因为受亚洲俄国商人已在西藏活动的谣言的刺激,英国挑选了库茂恩和加瓦尔(菩提亚人在这两个地方的北部边缘居住)作为直接与西藏贸易的良好路线。然后,在结束英尼战争的萨高利条约中,英属印度并吞了库茂恩,并且确定加瓦尔和西姆拉两个山地国家作为印度的保护国。现在,英国的领土首次和清帝国的领土在西藏接壤。1816年东印度公司的韦布上尉和西藏官员之间在新边境线上的接触,增加了英国打破西藏孤立状态的希望。
   
   英国击败尼泊尔并在加德满都重新派驻一名使节之事使北京放心不下,因为尼泊尔人在最后尝试争取清朝援助时,曾向清朝谎报说,英国人命令尼泊尔将它献给清朝的贡赋转交给印度政府,还要求自由通过尼泊尔领土去西藏。为此北京派了赛冲阿钦差大臣带领一小支军队去西藏探听究竟。赛冲阿了解到事实以后,拒绝支持尼泊尔,他只是希望印度政府“应考虑”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从加德满都撤回使节为宜。当英国人答复说,如果北京愿意派遣一位中国的使节到尼泊尔去防止英尼争端发生,他们乐意照办,这时赛冲阿却将事情搁置下来,而在1817年回到了中国本部。
   
   英尼战争的另一结果是英国与西藏的属国锡金发生了接触。1817年,英国签署了英锡提塔利亚条约,将尼泊尔在1792年从锡金夺去的领土还给它,并且宣布对该国拥有最高权力,包括对锡金的外交关系负责。但是无论拉萨或是北京都拒绝承认提塔利亚条约的合法性。
   
   英尼战争和英国宣布对锡金拥有最高权力,这成了西藏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作为清朝属地的西藏却有自己的对外政策,这表明它是享有特殊地位的。西藏有它自己的藩属,这些藩属是中国政治势力范围的次要部分,但它们本身不是清朝的领土,甚至也不是清帝国形式上的属国。在十八世纪,拉萨政府对扩大与英国的接触表现了一些兴趣,班禅喇嘛通过询问1774—1775年东印度公司的使节乔治·博格尔关于英俄关系的问题,已经有意地扩大了让英国人观察西藏的条件。在西藏并入清帝国后,英国人看来一定会先成为一股有希望抵消清朝影响的力量,但1817年以后,尽管汉族人数在青海和东部康区继续增长,人们已经很清楚,清朝对拉萨的权力不大,它几乎完全不干预西藏的内部事务。清帝扮演了佛教保护人的角色,他对寺院作一些布施,旨在维持现状。寺院和世俗官员们从西藏作为清朝藩属的地位中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巨大的,特别是在茶叶贸易方面。因此有理由认为,拉萨不想将一种遥远的、松弛的与和谐的清朝统治去换取一种较近的、更有力的和文化上较少共同点的英国统治。
   
   清朝对英国侵略尼泊尔和锡金的反应是如此消极,以致拉萨不敢指望清朝的保护。清驻军的士气低落,数量也太少,不足以应付严重的危机。满族士兵已婚娶西藏妇女,她们靠丈夫的微薄薪饷很难生活,何况薪饷又不能经常送到驻军手里,因此清朝驻藏官员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西藏政府寻求财政援助。士兵们被迫用其他工作收入来补充他们微薄的薪饷。西藏面对英国的影响只能自己保卫自己。西藏人封闭了锡金这条英国和驻藏大臣联络的路线。从1818年起,企图经过苏特里杰河流域或库茂恩隘口进入西藏,已成为“正在山地休假或上班的英国官员们喜爱的运动”,但是西藏边境官员有礼貌但又坚定地封闭了他们的道路。拉萨开始编造清朝在西藏如何强大的神话,想用这种托词说明,阻止英国直接与雪山之国交往的是清朝,而不是西藏自己。
   
   印度政府决定实行一项谨慎的政策,这政策被诸如东印度公司的军马司主管人威廉·穆尔克罗夫特这样一些人视为过分胆小怕事的一种举动。印度同中国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为繁殖马匹问题感到苦恼,为了军用他们也被迫输入马匹。因此穆尔克罗夫特终于得到印度政府的勉强允许,让他越过喜马拉雅山(由他自己负责和自费进行,没有任何授权或政治任命)去寻求中亚的马匹以供次大陆驯养之用。在印度的许多人对此行很感兴趣,希望他能弄清楚英国在山那边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加尔各答的帕尔默公司和克鲁坦登公司将价值约三千镑的货物委托他经管。
   
   穆尔克罗夫特和乔治·特雷贝克于1819年出发,在1820年到达列城,发现拉达克的对外关系即将改变。直到1819年为止,拉达克是西藏的一个藩属,但也向克什米尔的阿富汗人交纳第二等贡赋,即给他们以用益权。在一种不严格的意义上说,拉达克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名义上隶属于中国”。然而在1810年,锡克人征服了克什米尔,并要求拉达克将克什米尔的用益权转交给他们。但是在穆尔克罗夫特的煽动下,拉达克王转而向英国人表示忠诚。印度政府怕触怒锡克人,就申斥了穆尔克罗夫特,拒绝了拉达克的归顺,并将此事通知锡克政府。锡克人放下了心。拉达克承认锡克人享有用益权并开始向他们交付贡赋。但是拉萨则把穆尔克罗夫特的未经授权的努力看作英国扩张主义的更进一步的证据。
   
   穆尔克罗夫特继续留在拉达克直到1822年,他试图通过代理人米尔·伊沙塔拉劝说叶尔羌当局允许他进入清朝领土。列城的一些贸易人士可能已被英国将通过列城到六城地区进行贸易的前景所吸引住。一个叶尔羌的忽禅商人为他在俄国时听到的关于英国商人的叙述所打动,他帮助穆尔克罗夫特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另一个著名的纳赫什班迪教团成员和卓沙尼牙孜在叶尔羌有许多支持者,他给予了穆尔克罗夫特必不可少的帮助和忠告。但是克什米尔人害怕东印度公司将会妨碍他们对披巾羊毛的垄断,在叶尔羌有说服力地说明他们的立场,因此尽管穆尔克罗夫特声称曾有一个英国人已在大约二、三十年前进入过叶尔羌,但清当局仍宣布英国无在六城地区进行贸易的先例,拒绝了他申请护照的要求。穆尔克罗夫特经过克什米尔和喀布尔前往中亚,1825 年死在安德胡伊。
   
   虽然穆尔克罗夫特未能完成买马使命,但他的努力大大刺激了英国的兴趣。特别是他激起了英国的商业竞争感,因为他揭露了俄国代理人阿哈玛迪(见第七章),他报告说俄国人每年参加噶大克的集市,他断言,“相当大一部分”披巾贸易是“通过布哈拉和叶尔羌两地而同俄国进行的”。其他几个欧洲人也从印度进入拉达克。穆尔克罗夫特曾在那里遇到匈牙利学者、伪装成亚美尼亚人的亚历山大·肖马德科洛斯;1821年,亚历山大·杰拉德上尉进入拉达克,想要西藏批准他访问玛那萨罗沃池,但未获成功。但是印度政府的态度是避免和西藏或清朝当局发生官方接触,而英国人则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加入横贯喜马拉雅山的贸易,特别是披巾羊毛的贸易方面,库茂恩和加瓦尔对此贸易似已打开了一条通路。
   
   在锡克人征服克什米尔的后果中,有一次饥荒使许多克什米尔织工流亡到英国领土上,尽管仍有垄断,小量披巾羊毛还是开始从西藏渗漏了出去。英国人想要扩大这种供应,并开辟从六城地区和西藏经过列城移往克什米尔的贸易。
   
   西藏向拉达克输出的商品包括西藏本地的产品和来自中国本部再加转运的商品。由牦牛商队从拉萨运到列城的中国转口商品主要是砖茶(每块重八磅),也有丝、绒、缎和银元宝。西藏产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其次是羌塘绵羊、硼砂(银匠和黄铜匠需要)、硫黄和黑盐。西藏自列城的输入品包括棉布、披巾、印花棉布、铜包的锡器皿、匙子、印度和欧洲的制造品、干果和谷物(这些东西主要来自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列城也和叶尔羌有相当可观的贸易,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虽然有拉达克的垄断,但叶尔羌、和阗和大帐哈萨克人的披巾羊毛越来越大量地运到了列城市场上。披巾羊毛的价钱不断上涨,到三十年代,拉达克禁止从六城地区进口的禁令成了一纸空文。
   
   英国努力挤入这种贸易,最初是成功的。拉达克的垄断垮了。西藏的商队开始到英属印度的巴什哈尔去。但是英国并不是拉达克贸易的唯一觊觎者。1822年,锡克人把一个印度多格拉人古拉布·辛格提升为查谟王,1834年古拉布·辛格派遣他的将军佐拉瓦尔·辛格带着一万名多格拉军队去征服拉达克。有个冒险家乔治·亨德森博士在多格拉人之前曾偶尔游历列城,使拉达克人能够诡称,英国使节已经前来接受拉达克在十余年前通过穆尔克罗夫特即已提出的效忠。然而英国人相信多格拉人的侵略只会使更多的西藏羊毛转到印度;因此他们揭穿了拉达克人的欺骗,再次使多格拉人安下心来。尽管冬季的条件有利于拉达克,但他们的过时的武器是不能和佐拉瓦尔·辛格的武器相匹敌的,后者在1836年曾对锡克人夸下海口说,如果锡克人“愿意下令征服中国国土,他能马上点燃战争之火,向中国国王挑战”。拉达克人在1837、1838和1839年接连进行反抗,直到1840年在佐拉瓦尔·辛格征服了巴尔提斯坦以后,多格拉人才完全确立了他们对拉达克的统治。从理论上说,什么事情也没有改变。多格拉是锡克王国的一个部分,后者在拉达克继续保持名义上的用益权;而拉萨继续收取拉达克的例行贡赋。但是锡克对查谟地区的统治充其量不过是有名无实的。古拉布·辛格计划恢复拉达克的贸易垄断。他甚至用停止拉达克历来向西藏一年一度的贸易使团提供惯例的膳宿和运输的办法,来向拉萨的传统地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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