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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十五)

(15)下面接下来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不难发现,余英时的研究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所有的思想史研究都犯有同样的错误,不分历史事实的判断和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把历史学Ⅰ研究内容和历史学Ⅱ的研究内容混为一谈,因此得出了怪论种种,谬论重重。
   
   前面已经按照毛泽东的《实践论》的讲法说过,从人们对事件的认识过程来说,从诸多的历史事实和真相探求中人们经过研究分析得出对此历史事件的一个理“论”,简称为“是”或者在历史研究中的“论”。这在历史研究中叫“论从史出”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重要的是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后再以这个“是”出发,也就是以这个“论”出发,再一次来对社会进行实践活动或者社会改造,这就叫作为“以论带史”的阶段,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共产党人是把人们对事件的认识过程分成了两个阶段来进行的。
   与毛泽东共产党人的认识论不同,我认为,在“论从史出”阶段和“以论带史”阶段的中间,还存在一个由“论从史出”的这个“论”是否是正确性的评估,或者对此论是不是正确的确认阶段,特别是对于复杂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就是说,人们对事件的认识过程是分成了三个不同阶段进行的。即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论从史出”的阶段、正确性的确认阶段、“以论带史”的阶段。对于人的思维而言,从事实到理论的阶段、对该理论是否正确的确认阶段、从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的阶段。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缺少中间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毛泽东共产党人就是认为,他们经过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得出的“是”,就是
   绝对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怀疑与反对,就必需贯彻执行之。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惨痛历史经验教训直到今天,还没有为所有的中国人所认识。

   毛泽东经过他对几十年国际与国内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得出的“是”,即是,“国际上要发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国内也要发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我在《从法制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法律现况》(2015)中说,“在马克思的“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毛泽东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破旧立新”,“灵魂深处闹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诱惑”。其实,毛泽东通过“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得出的“是”根本不是真理,而恰恰是天大的谬误,“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在根本没有搞清如何分辩有错与有罪的界线、根本也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应采用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来确定某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罪、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应施行怎么样的行政和刑律处罚等等重大的法律秩序原则问题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毛泽东处心积虑、精心谋划、妙使请君入瓮之计,于六六年发动了史无先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这里面,我补充上的两句话,一句是毛泽东经过他对几十年国际与国内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得出的“是”,“国际上要发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国内也要发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这说明了,毛泽东经过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得出的“是”。毛泽东自认为,完成了人的认识过程全部两个阶段的第一阶段,他已经取得了“真理”。接下来,就是将他的真理再次使用于实践,就可以了。在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九篇评论苏联共产党的社论,“九评”是由康生主持起草,为中苏论战時期中共对苏共的评论,从而开始了在国际上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这场国际上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双方先是论战,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苏联终于下决定撤走所有苏联驻华专家以及一切援助,发生于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中苏两国交恶达到了高潮,发生了一系列两国之间的武装军事对抗,尤其是,珍宝岛事件几乎导致到要两国之间爆發全面性战争。
   另一句是毛泽东通过“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得出的“是”根本不是真理,而恰恰是天大的谬误。毛泽东与共产党高层领导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对由“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得出的这个“是”是否是真理这一问题提出疑议,实际上,也不可能有人能够提出疑议的,因为共产党人为他们的哲学和认识论所困而无能自拔。这中间的原因就是,在毛泽东与共产党认识论中,缺少了对“是”的确认阶段。
   提起对“是”的确认阶段,其中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说明。但有一条,也是最最简单的,如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定义是什么?定义必须要清楚。再扩大些,就是要搞清楚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和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要搞清如何分辩有错与有罪的界线、要搞清楚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搞清采用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来确定某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罪、要搞清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应施行怎么样的行政和刑律处罚等等重大的法律秩序原则问题;一言以蔽之,要符合所有的法律主义原则。从罪名的定义,一直到每个实践的环节全都不违反了法律主义原则的毛泽东的“是”,怎么能够称上“真理”,让众人去顶礼膜拜呢?!
   
   只有确认了是正确的历史事件的事实判断后,方可进行对整体的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得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一个新的历史理论,或者说新的历史认识观念。再在这样的新的历史认识观念指导下,或者说,“以论带史”式对各所属的各历史事件进行新的价值判断的阶段。也就是说,“论从史出”的“论”,不全等于“以论带史”的“论”了,有时还会出现推倒重来的情况,这就是说,各历史事件的事实判断到对各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进而对整个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类认识社会历史的过程。结合欧州人认识二战过程和我认识中国近现代史过程而言,我已经将这人类认识人类社会历史过程解释简化到最低点,以便能向诸位解释清楚这个“论从史出”,“以论带史”以及,分析毛泽东实践论所表达的认识事物分两阶段的错误所在,以及我们人类应该怎样才能认识人类历史,我们人类应该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人类历史等等这些问题。
   
   如上面已经讲过了的,比起文化大革命中的“以论带史”还不如,余英时欧阳哲生,可以说根本就不懂应该遵守严格的概念定义规则与逻辑推理规则这些基本的、起码的逻辑知识,不懂得哲学 法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基本的、起码的知识,不懂得如何地正确地来研究思想史的方法,更不懂人类认识社会的认识过程是分成三个不同阶段,还是认为人类认识社会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不分阶段的过程。查查余英时在美国发迹过程以及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著作、主要成就,他所有的论述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某某洋大人的东西作为他论述的大前提或者是他的普世价值的公理(也就是大前提)或者他的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种大前提)而已。
   复旦大学张汝伦专门写了好几篇文章批判余英时的这种学风的弊病,但都不见余英时的回应与反批判。
   如张汝伦写的《“轴心时代”的概念与中国哲学的诞生》 中说,“轴心时代”的概念是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它不是一个事实性的概念而仅仅是个解释性的概念。“然而,在许多华人学者那里,“轴心时代”却几乎成了一个事实性、而不是解释性的概念。“轴心时代”好像和新石器时代一样,是一个人类文明普遍客观存在的时代。一些华人学者在讨论中国哲学的起源时,正是这样来使用这一概念的,例如余英时在几年前出版的著作《论天人之际》中就是这么做的。虽然他承认“轴心”说是“历史假设”,但仍坚持认为中国也有“轴心突破”或“哲学突破”,他要“从轴心突破的特殊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系统思想史(即先秦诸子)的起源”。” “余英时却依然将其作为一个事实性概念来论述中国哲学的诞生,不免是“削”中国本土思想之“足”,以“适”他们理解的西学之“履。”限于篇幅,仅举此一例。
   同样,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也是这样。也正因为如此,余英时的“论”和“论”史观带来了的结论都是似是而非、难辨真伪。要批判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本身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历史学问题。在这有限的篇幅里,首先是对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提出我的质疑。然后再在本系列第三部分对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提出我的批判。
   
   我对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的质疑,最主要的是从历史事件的事实判断出发提出的,也就是说,属于历史学Ⅰ研究内容的阶段的内容。另外,我反复强调的历史学Ⅰ研究的内容和历史学Ⅱ研究的内容之间的区别,历史事件的事实判断和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之间的区别,有一点需要提请诸位注意的是,对某个历史事件的事实判断达成共识,一般而言,是比较容易的。但历史上也存在着一些无法破解的千古悬案,像宋教仁之死,像现代的林彪出走(尽管有人在网上发表许多文章,我是认为,所能提出的都是些对林彪出走的质疑或疑问,而不是证明性的证据。事隔几十年,已经成历史悬案了。但这不妨碍后人对林彪这个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类同美国的肯尼迪被谋杀案。
   一旦历史学界取得了对某个历史事件的事实判断的共识之后,其他人在他的论述中,对某个历史事件的事实判断的共识就不可以随意更改。而对某个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则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可能,然对某个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达成共识,则要化费很长的时间。
   
   质疑的重点与争论之出路所在:
   这一节我换了个对话的领域范围,是从人类认识世界与社会的历程、思想史上认识方法论、以及从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角度出发来批判毛泽东思想的各个要点,进而为以后分析研究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分析胡适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存在不存在着某种联系与关联作出结论性的准备。
   按前面,由毛泽东的《实践论》出发,毛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得出毛泽东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事件是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得出的“是””,再到将“得到了的“是”回到实践去”“改造世界”,也就是分为两个阶段的论断。毛泽东共产党人是把人们对事件的认识过程分成了两个阶段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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