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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十四)

昨天发的《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十四)》有一句话,思考之后,我觉得存在着有些问题的,需要给予及时地更正。原文是:
   “所谓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系指以政党机制凌驾国家正常法律程序之上,以党的决策领政、领军,实行一党专政。党可以指挥政府、司法、军队、警察、情报系统,可以将国有土地变成政党所有,将“民有、民治、民享”变成“党有、党治、党享”。”
   应更正为如下:
   “所谓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系指国民党以“训政”为名,仿造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施行“民主集权制”,国民党几个核心领袖掌握了絕對權力,代表國家行使主权,並而全面控制國家機器的政體,实现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党组织与政府一体化,即党政一体,實行“以黨代政”的政治體制。国民党依靠民主集权制度凌驾于国家正常法律程序之上,以国民党的决策领政、领军,实行一党专政。国民党中央实现了国民党指挥政府、司法、军队、警察、情报系统,将全国、全体国民、全国国家资源、全国国民的思想统一变成为国民党一党所有,将“民族、民权、民生”变成“党有、党治、党享”,将“天下为公”变成“天下为党”。”
   

   
   (14)有否打倒孔家店这件历史事实,讨论的关键之处
   由上面所说,欧阳哲生解释了胡适借用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观念,“这就不得不涉及到对两千年来在中国文化占有统治地位的"孔教"重新进行历史评估”。陈独秀, “他将文化变革的锋芒直指孔夫子这尊遗害中国两千年的"偶像"。
   “大陆拥胡适的主帅耿云志说,“也有人提到新文化运动打孔家店是激进主义,企图把孔子和儒家学说完全打倒,完全否定,这是不实之词。所谓“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此话源于胡适为《吴虞文录》写的序言。胡适在序中说:吴虞“是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里说的是“打孔家店”不是“打倒孔家店”,两个提法的意义已有不同,尤其是决不可把“打孔家店”即认作是“打倒孔子”、“打倒儒学”……而胡适,大家更应清楚,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给孔子以很高的地位。胡适晚年一再指出,他从不贬低孔子和儒学的正当地位。 ”
   我在《胡适要打倒孔家店,铁证如山》(2015 .4.13.)中加以了一个评语,按耿云志意思是
   “总之,是误会,是一场误会,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这里我想更直率地对全中国持续地开展“打倒孔家店”运动表达我的质疑,仅仅是提出疑问而已,还不是进行批判。
   其一是历史上反胡适派的人没有什么人对谁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第一人、谁是第二人、谁第一个推荐“打倒孔家店”、、等等这类问题感兴趣,既然社会上出现了“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大家注意力集中在是“打倒孔家店”是对是错上,自然社会马上出现了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声音,之后接着出现了舆论上的争论。这就是历史事实的真相。
   
   其二是我提请耿云志先生注意,百年前中国社会上出现了“打倒孔家店”热潮是历史事实的真相,后来人谁也不能更改之,包括当事人也不能更改之。“胡适晚年一再指出,他从不贬低孔子和儒学的正当地位”。这句话只能理解为,当事人其个人在历史事件结束的若干年后对该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的一部分。至于当事人其个人若干年后对该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则常常是会有多变的与不稳定的特征,这是与该人的学养、思想变化、研究能力、交往、本质的特征等等因素有关。就上面胡适说的这句话,就可以判断出,胡适对于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与社会历史事实之何种因果联系关系的探求与研究能力也实在太差了!既然胡适本人对孔子评价很高,那么中国社会如何出现了“打倒孔家店”的呢?既然胡适本人不是此热潮的始作俑者,那么又谁是始作俑者呢?谁又是支持者、推崇者呢?!胡适为《吴虞文录》写序言是何目的呢?!难道是为鼓吹学习孔子、学习儒学吗?!……
   其三是从百年中国历史的事实看,自从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起,“打倒孔家店”的热潮在中国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只是时高时低。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指挥的红卫兵砸四旧挖孔子墓以及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可以说,“打倒孔家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是历史事实真相。人们要问,毛泽东是不是“打倒孔家店”的一员虎将呢、还是一名主帅呢、还是一名“打倒孔家店”运动的始作俑者呢?大陆却有个人在《毛泽东主席的“尊孔”与“反孔”》一文中认为,毛泽东是“尊孔”的。他说,“据统计,孔子是毛泽东主席一生谈论最多的一个人物,仅毛选四卷当中就有30多处提到孔子。其中绝大多数是以肯定为主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其不仅强调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还特别强调应该继承《论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我要在这里向大家说明的是,这些都是后来人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毛泽东表达其个人的价值评判。
   原因就出在,有些人对“自由”的错误理解以及绝对自由主义的泛滥,许多人的思维,有着如同余英时一样的简单模式,也就是,只能以一个阶段“论”史观来评论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这样有的绝不能是正确的意见,而都尽是些谬论。他们连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讲的要分两个阶段的论史观都不懂,却匆匆茫茫地对历史事件不负责任乱说一通。他们更加不懂得我们提出要分三个阶段的论史观,并严格执行之、实践之,这样方能取得正确的认识和对历史事件正确的价值评判。
   
   其四是至于百年之后的耿云志先生的误会,那只是耿云志先生其本人的更改,最多可作为耿云志先生五四百年之后的一个价值评判而已。在此请耿云志开口之前,最好是请示天上的胡适一下,问问胡适究竟是如何认定与评价孔子及儒家,胡适讲的“很高”(用毛泽东的方法解释)是九一开、七三开、还是一九开呢,得到胡适的御笔诏书后再发言,否则那只是耿云志说的胡话了!
   
   从耿云志的这一段话里起码可以看出,近二十多年间有许多人讨论起,胡适是不是打倒孔家店的第一人,胡适是不是提出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的第一人,胡适是不是要打倒儒家的,还有胡适是不是尊孔的等等这一大类的问题。而这段时间的讨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但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那就是,对打倒孔家店这一类问题,余英时极其同伴耿云志欧阳哲生等人的主要论点,已经从原先历史当时的立场、定论与认识,逐年后退,如余英时说的胡适是孔子的拥护者了,也许再过几年,胡适将成了中国的尊孔之尊了。
   因为这二十多年是“以余英时为代表的推崇 (李慎之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与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具体表现,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已经成为了占居台湾全部的、占居大陆半边的主导意识。
   
   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尽管占居高位、并拥有了大批的支持者,但是由于其本质上推崇与鼓吹胡适的实用主义、怀疑一切的怀疑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最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等等的严重错误与缺陷,根本无法解释通中国近现代全部历史事件的事实和千方百计企图推举胡适终生所梦想得到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佳冠而不能成功就被验证了,胡适的所谓自由主义是根本树不起来的。不通则是余英时史观之最大的毛病。面对着胡适在历史真实面前一败涂地的局面,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再从欧阳哲生的著作找出打倒孔家店的字眼了,这实是余英时耿云志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完全陷入尴尬之处境而被迫采取的与时俱进吧!。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来讨论怎样如实地、正确地看待二千多年前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出现孔子、孟子等这些儒学先贤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地位与作用。既然现在余英时等人已经不再赞成全盘否定儒学的作用了,儒学派为何非要抓住不放呢?!那是因为中国大多数人至今没有搞清楚,有关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否出现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历史事实,讨论的关键之处在哪?
   单单从方法论方面讲,欲想正确进行历史题目的讨论,关键在于首先分清什么是历史事实,什么是后代人对多年前发生过了的历史事实的价值评判,千万不要混杂起来。这里我再一次重审一下,在一百年前发生了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化运动确确实实地在中国大地发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热潮,这就是一百年前的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化运动历史事实。
   
   最最主要的是从余英时最近的言论,可以看出余英时的主要立“论”是1)必须彻底地批判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一一儒家。因为他认为共产党的“党天下”的局面是从中国封建专制传统中逐渐演变出来的。2)胡适的自由主义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真正的方向。当然,还有其他的几点留到下一部分再谈。
   
   我们先来叙述余英时在《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2019.5.3)》一文中所说的话:
   “今年(2019)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念之年。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指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运动;广义则指一场新思想的运动,当时称之为“新思潮”或“新文化”。它必须上溯到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白话取代了文言)和《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所以狭义的“五四”其实只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种行动表现,因而必须包括在广义“五四”之内。”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目前大陆上很多人,包括新左派、新儒家,甚至自由主义者,都对“五四”采取了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这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其中新左派和新儒家对“五四”的指控说来说去无非是:民主、科学之类的价值来自西方,不但不合乎中国的需要,而且还破坏了中国的本土文化。这是一百年来反“五四”者的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但是我进一步检查了他们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取代“五四”的方案,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倾向,即强调中国自远古以来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天下”型文明;这个文明虽一度为西方的侵略而受到严重毁坏,但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必将以全新的方式重建起来。这一倾向使我深信:这些“天下”方案,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着某些分歧,都是在为中共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以说明其政权的“合法性”(legitimacy)。(这是关键的问题)”
   “我必须进一步指出为了推拓民主运动,“六四”以前的知识人,无论在体制内或体制外,都同时抱着一种批判中国传统的意态。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党天下”的局面是从中国传统中逐渐演变出来的。当时震动海内外人心的电视纪录片——《河殇》——便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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