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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十一)

(10)在第Ⅳ句段中有这样的一个用语,“胡适、殷海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说起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生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还没出生呢,欧阳哲生也能“细致地爬梳以胡适、殷海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以《学衡》、《甲寅》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流派的五四话语,”我们要请教欧阳哲生先生,三大流派的五四话语的代表之一的殷海光在五四时是一个幽灵呢?还是指殷海光的前世呢!这里就有一个“代表”的定义问题。
   
   另外,这里先提一下,殷海光的主要事迹,殷海光参与了雷震組建民主黨運動,在雷震入獄與《自由中國》被查禁後,其作品成了禁書,鉴于殷海光长期在台湾反极权、反暴政,蒋氏父子对他恨之入骨,并动用党政军特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报刊上的批判、围剿,殷海光生活起居也受到監視,使他身心受到严重雙重折磨,直到1969年9月,殷海光因胃癌晚期医治无效去世。他有句名言,“反共不是黑暗政治的护符”。在介绍殷海光的主要事迹后,有必要介绍一下,张君劢的一生中有一小段与殷海光相似的遭遇。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于1941年11月26日闭幕。10天后,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九中全会。次日,12月16日张君劢撰写了一封《太平洋战起致国民党中执会诸公书》,要求国民党根据变化的国际形势,对外加强与美、英、苏等同盟国的合作,对内进行军事、行政、财政、金融和经济改革,实行民主政治。这封信写后不久,张君劢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国民党软禁于重庆南岸汪山达近三年〔1942年初-1944 年底〕之久,他的民族文化书院被封闭,近三年之内困局重庆。为什么张君劢会被国民党软禁于重庆南岸汪山达近三年之久呢?主要的原因是张君劢第一个提出并创建了中国民主党团同盟,即后来的民盟之前身。如果要综合评价一个人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民主运动上成就与贡献,殷海光那就是比张君劢差好几个数量级的了。作为历史学家,评判一个历史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贡献时,最起码的要有一个等级层次的概念,另外就是要懂得相互比较。而对此欧阳哲生却茫无所知。
   

   我在这里还要指出,余英时新文化运动“论”史观中在其推论的论述中故意地用梁漱溟来替换张君劢的原因关键所在,就是余英时以及所有胡适崇拜者们都无法解释,胡适派和陈独秀派共同的对手,梁启超研究系梁启超遗产主要继承人张君劢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故采用梁漱溟来替换张君劢来抹杀张君劢,似乎中国历史上没有张君劢这个人的出现一样。请注意,尽管张君劢在50年后再也未能到过台湾,但台湾至今使用的宪法则是出自于张君劢之手。再有,就是余英时的恩师钱穆与张君劢之间因学术争论上产生的芥蒂所致。
   
   所谓的这场“钱张学术争论”现简单介绍如下:在1941年10月《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期上,钱穆发表题为《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的文章说:“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谓中西政治之不同,乃一种文野明暗之分,不啻如霄壤之悬绝。彼辈既对传统政治一意蔑弃,势必枝蔓牵引及于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全部。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也正是因为如此,钱穆被许多人称为是儒家,也正是因为如此,张君劢还曾邀请钱穆参加在《新儒家宣言》上签字,后为钱穆所拒绝而作罢。后钱穆又写了《中国传统政治》一文,旨在为我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辩护,其全文不足两万字而已。但却引发了张君劢厚厚六百多页、达数十万字的商榷文章《中国专制君主政治之评议》。而对张君劢此篇商榷文章,钱穆到死也没有交出一个字的答复或者反商榷。张君劢之批评钱穆于中国历史、政治之看法,就学术史而论是如何对待西方学术理论与规范,就思想史而论是以现代宪政理念批评制度层面的"儒教民主"。由于本人直到今天还没有见到该书,只是略见一些介绍评论,在此我只能将我在看到众人的评论后感想介绍给诸位。
   
   质疑的重点与争论之出路所在:
   
   我们常常讲的对历史事件进行价值评判;要价值评判,就免不了要褒贬善恶、 臧否人物。
   雍正曾说,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古人强调著史须“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折衷于正”,指的就是这种立场;“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151、14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这就说明,历史学家必须力求公正、不存偏私。所谓“偏私”,就是指偏见,也就是历史学家依据自己的好恶、愿望和立场来裁量史实,臧否人物。与偏私相对的是公正(fairness)。公正就意味着不抱偏见,在做历史评判时不以一己的利益为标准。公正也意味,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也就是说,历史学家要像大法官一样,在对历史事件进行价值评判时起码要求对评判的双方采取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的态度。因此普遍认为,偏私乃是史学的大敌。上面举的两个例子,一是受蒋介石迫害的殷海光案与张君劢案,一是钱张学术争论,余英时是否公正地对待之,天地可鉴!
   
   (11)由上面欧阳哲生的言辞说法,他将五四话语或新文化运动化简为(请注意“化简为”这一个词)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二梁(梁启超、梁漱溟)、《学衡》、《甲寅》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流派的五四话语。
   这里面他把文化保守主义又由《学衡》、《甲寅》与二梁(梁启超、梁漱溟这三个不同的派别所组成。这三个派别互相之间其实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分歧是很大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地位和作用差别也是很大的。欧阳哲生理应在其著作中给读者有一个明确的交待,为什么你这样选择的理由和标准。我要在这里指出的是, 二梁(梁启超、梁漱溟)其实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派别,因此欧阳哲生怎样定义,在他论证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这一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使人无法理解其意图,以及如何作出令人信服的推理结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讨论新文化运动这一话题、它的争论、它的历史意义时,必需要提的一个人,那就是张君劢。一个原因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激烈的一场争论是科玄之争,而张君劢是这场争论之主将。另一个原因也许至今没有人领会到的是,在其他所有的争论参与者中,唯独张君劢一人在争论结束后二十年专门书写了一本专著,叫《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一一吾国思想界应超越欧州文艺复兴而过之(1940)》,以专门批判胡适的一个谬论,即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作。为什么胡适先生当年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而张君劢又是怎样地批判胡适这一谬论的呢?就留到以后再谈。
   
   在这里有必要化费一、二页纸的篇幅比较详细地介绍有关“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上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周月峰在《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2017-7-12)中说,“既往研究多将“新文化运动”当成内涵和外延皆清晰而固定的名词,其实该词流传之初,既是一种革新运动的主张,又是描述现状的概念,含义言人人殊。”后经过统合日趋分裂的努力失败后,“各方多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定义和叙述“新文化运动”,相关论述受到诸多思潮影响,含混复杂、倏忽不定,该词的含义亦几经流变。”“故对于何为“新文化运动”,当初较早使用或阐述该词的人,不论是思想界领袖还是普通人,并未给出一致的界定。他们心目中的主张本就各不相同,“新文化运动”内涵亦因着意点而有所差异。”
   周月峰在其文章第三部分《混沌多歧的新文化方案》中说,“胡适当年曾如此形容各家不同的社会主义,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虽然大家“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93)如果把其中的“社会主义”换成“新文化运动”也仍然合适,同样是“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都可自称“新文化运动家”。这正是余英时所说的,“五四始终是、也仍旧是很多不同的事物”,有多重面相和多重方向的特点,当时的思想世界“由很多变动的心灵社群所构成”,“不仅有许多不断变动又经常彼此冲突的五四方案,而且每一方案也有不同的版本”。(94)
   正因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范围广漠混沌、主张又“纷歧”且多变,当该词广泛流行之时,被认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两位领袖——胡适与陈独秀,却曾先后不同程度拒绝承认自己从事“新文化运动”。1920年9月,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胡适明确拒绝承认自己所从事的是“新文化运动”。他说这年暑假在南京,别人恭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听后“惭惶无地”,因为他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做的是新文化运动”。”
   
   但余英时在《余英时回忆录(3)五四运动的性质》中却又说,
   “胡适早在美国提倡白话文时,便注意到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土语文学代拉丁文而起的现象。这个现象并不限于意大利,欧洲其他各国也都有之。……
   1933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作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演讲,后来印成专书The Chinese Renaissance,在描述1917至1919年这两年间北京大学师生所推动的新思潮运动时,他竟用了下面这一段话:“它是理性对抗传统,自由对抗权威,以及颂扬生命和人的价值以对抗压迫的一种运动。”这样的说法更像是刻画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而不甚适用于文艺复兴了。……
   值得注意的是:恰恰从1930年代起,将五四运动比附为启蒙运动开始在中国知识界流行,于是“启蒙说”便代替了“文艺复兴说”的地位。提倡此新说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派。十八世纪的伏尔泰(Voltaire)写了无数文字,针对着中古黑暗时期和教会的压迫作尖锐的攻击。狄德罗(Denis Diderot)写信向他致敬,说:“在我们心中激发出一种对说谎、无知、伪善、盲目崇拜、专制等强烈的憎恨。”就这一点而言,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某些文字在“五四”时期也确实产生过同样的效果。所以“五四”在打破偶像,攻击“孔家店”、旧礼教等等破坏方面,以及在提倡“进步”、“理性”、“科学”等积极方面,都有可以与欧洲启蒙运动相互比较的地方。我相信,这是因为“五四”的倡导者直接或间接已受到西方启蒙思潮的影响。”
   周月峰在其文章中说,“实际上,时人也注意到探求这个“一”所需解决的首要关键问题正是要厘清“是什么”。杜亚泉便指出:当时言论界虽有“揭橥新思想之名义而鼓吹之者”,但对于新思想“究为如何之思想”,不仅他人不清楚,揭橥、鼓吹者也不清楚,则“新思想的劈头一斧,如何下法”?(109)((109)杜亚泉:《何谓新思想?》(1919年11月)、《对〈何谓新思想?〉一文的附志》(1920年2月),周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第506、513页。)在他看来,这正是提倡新思想者最先应该明确解决的问题。”“梁启超看到对于“什么是新文化”的答案,依旧是“一个人一样”。(122)((122)梁启超:《什么是新文化》(1922年8月31日),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6页。王奇生注意到,“当‘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流传开来后,对于什么是‘新文化’,知识界竞相加以诠释,却没有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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