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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十)

(6)应该说,要批判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即从余英時那里批发过来的、目前台湾方面站居主导地位的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观念,这不是能用两三页纸所讲述清楚的,因为它是余英时的整个的近现代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准备在 《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三部分)》中讲这一问题。从涉及的内容来讲,对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评判,或者说,作为后来人的我们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进行历史价值意义上的价值评判,这只是对胡适一生总的价值评判的一个小部分。
   前面的一部分的价值评判,即对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评判,我们将放在本系列第三部分来解决。
   《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一)中说,“因为五四百年纪念的议题有许许多多,本系列仅能选几个论题来讨论。本系列的文章准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由于在决定写作以五四百年纪念为主题的本系列是临时决定而着手写的,当时只有我以前早已经由通盘研究中国近现代(从甲午海战、到辛亥革命、到五四、到北伐、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即国共内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到六四……)政治、战争、经济、文化、思想等各领域几乎所有的方方面面,得出初步研究结论意见,通盘的可由康德三分法对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来表达,关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时间段价值评判的总结论,即可表达为纪念梁启超的五四爱国主义,否定胡适的科学,否定陈独秀的民主,否定新文化运动;而对如何把我的研究成果中关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时间段即简洁又明澈地表达出来、书写出来还没有最后的决定,就本系列的名都没有定下。故造成几度反复易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总算有了此定案。本系列的名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评判。第一部分,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第二部分,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第三部分,彻底否定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化运动。
   
   对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在这里我先可以,用一种不同于常规的学术论文书写的方法来质疑它的谬误之处。其实,这方法是最简单不过的,也就是用幼儿园小孩子们所欢喜的讲故事的方法,但请注意,在这里我不会说童话故事,讲的故事个个都是历史的真实,用它来向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后商榷,向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后欧阳哲生先生请教,此历史事实该作何解释?

   由第Ⅲ句段所表达的那样,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一大批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海外”。我们要问,欧阳哲生先生这么就只能列举出一个例子呢?!能不能再多讲几个别的什么例子呢?幼儿园小孩子们还特别喜欢听听你说的别的什么故事呢?!
   请欧阳哲生不要忘记,你提出的五四研究理论指导(用其原话叫理论建构)的主要观念,即由前面的第Ⅰ句中的两个句子可知,两种观念:革命与民主,这是平常人讲的理论。你提出它(理论或观念)来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以后论证时作为你的论证之大前提来使用,故所以你必需要保障此理论或观念的正确性才行。如何才能保障此理论或观念的正确性呢?用胡适的话来讲,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是反对这样的提法,区别在何处?请参考孟泳新《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个理论或者观念是不是正确的,应该受到实践的检验才可!而一个历史理论或者历史观念是不是正确的,那就需要受到历史事件的证明才可以!而且不能是仅仅一个历史事件,最好是由所有出现了的历史事件证明才行。按我的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实践,逻辑,价值评判)中的逻辑来讲,按逻辑推理归纳法(枚举法)的规则,一个历史理论或者历史观念是不是成立的,要求枚举出所有出现了的历史事件个例,只有当全部的历史事件都要求其满足时,方可认为是成立的。若有一个或多个历史事件个例没有满足,那就不能成立。况且我们还没有追求欧阳哲生所举出的"二次革命"这一个历史事实个例是不是满足欧阳哲生所说那个历史理论或者历史观念呢?
   
   质疑的重点与争论之出路所在:
   欧阳哲生在其主要论文中提出了唯一的历史事实,“一大批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海外”,当然在历史上许多对某历史理论结论之证明也都是只有唯一的单个历史事实;但作为成熟的历史研究者,必须记住,绝对不可以有一个或多个作为反证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出现,否则,证明失效。这是注意点之一。注意点之二,就得把此单个的历史事实前前后后、来龙去脉彻底地搞清楚,并能将关键之处、关键之理讲清楚,以说服天下人。但欧阳哲生自己也没有弄明白搞清楚,此历史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事人的心智决策历程如何,……,事态为何发展到此种地步?有何策挽救之?……。一句话,只有沿着从众多当事人的思想发展历程到对人性探微的研究这一维度上探索,方可取得满意的结果。
   
   (7)欧阳哲生五四研究理论指导(用其原话叫理论建构)的主要观念中有一个重要的词叫“革命”。在红色中国长大的人,谁都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毛泽东的名句。谁也都知道,辛亥革命(第一次革命)的对象,那就是爱新觉罗为首的清朝政府了。而革命的主体,主动者又是谁?那当然也许大家也是明白的。我们需要向欧阳哲生请教的是,你认定的 “(第)二次革命”的对象是谁呢?尽管欧阳哲生先生没有明说,但谁都知道,是袁世凯。欧阳哲生,你认定的“(第)二次革命”的革命主体,主动者又是谁呢?我们由第Ⅲ句段所表达的那样,“一大批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海外”,就可以知道,你认定的“(第)二次革命”的革命主体,主动者是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派。有了这些前沿的知识后,即既然认定了,首恶,或者说“(第)二次革命”的对象是袁世凯,那么大家来考察一下,在民国初年,孙中山是怎样与袁世凯交往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讲故事了。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与袁世凯会面时坦言要修20万里铁路, 袁世凯马上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公司总经理,年薪三万大洋。 前面已经说过,此处不赘。
   (8)下面我想讲的另一个故事,真是因为它恰巧就发生在孙中山向袁世凯提议修20万里铁路的前后。
   武昌起义后,张君劢本意愿袁世凯比革命党更妥当之考量,曾力主团结袁世凯。然则作为主意汉族与各族搀杂成一国族的张君劢,当他发现袁世凯的对外政策表现出默认蒙古离开中华国族之时,便在中国人中第一个起而与袁世凯分道扬镳,于1912年11月21日创刊的《少年中国》周刊中,书《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一文,对袁世凯举行了猛烈的批驳。事后张君劢的这篇檄文激起了重要的社会回声,也正是因为这一变故,为防止袁世凯的暗杀,张君劢只好避难欧洲。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张君劢在当时的(中国应建设成象国族那样的多民族的共同体,以及中央政府应该如何处置各民族的事务等等)思想背后的认识与思考。
   张君劢(1887年生人)在1906年,他19岁时发表的《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文中,就“平易近族”译为“国族”有一个说明:“国族者何物耶?凡人类之一部相互间以共同之感情而同受治于自主的政府之下者也。(国族二字原文名为Nationality,其意可以成为一国之族也,故译曰国而不译为民。)凡可以成为一国族者,其根本不一,而其要不出四者,同人种、同血统、同言语、同宗教。(同疆界有时亦为原因之一。)虽然,有其最要者,则政治上之沿革,即共戴一国民的历史,同其怀旧之思,同其荣辱之感,同其苦乐之情,而已往之盛衰起伏无不同之是也。”
   哈贝马斯(1929年6月18日生人 )为了解决由欧洲各民族国家组成一个跨国家的统一体一一欧洲共同体(欧盟)所需要的法律哲学问题而著作的《欧洲平易近族国家》一文中提出:“平易近族国家是谋划应代化标题的一体化方案,百姓国家需求平易近族国家作为配合体方式,假如缺乏平易近族的框架,共跟政体就会缺乏生气盼望,平易近族可以使得百姓存在归属感,领有历史文化配合体。” (哈贝马斯131-134。《包涵他者》[M].译者: 曹卫东(1968年5月出生) 上海:上海人平易近出书社,2002 ; )
   至于将Nationality一(英文)词按张君劢在1906年时译为“国族”好呢?还是按一百年以后的曹卫东译为“平易近族”好呢?这就得由诸位自行决定了。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那么,如果人们认同了此标准的话,就可以以此作出较佳选择了。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同一时间点上,作为革命的主将孙中山和另一个被胡适指为在文化方面的主要论敌者、主要“建构了一个反“五四”话语系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张君劢,二人在袁世凯的眼中所受到的如此不同的待遇,一个是封官进爵,一个是赶尽杀绝。这与余英時欧阳哲生理论上的推论恰好相反。这说明,欧阳哲生的理论是自相矛盾无法自园其说。
   
   质疑的重点与争论之出路所在:
   
   我们可从欧阳哲生的历史事件的描述, “一大批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海外”,那就可知道,欧阳哲生认定的“(第)二次革命”的革命主体,主动者是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派。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推之出,欧阳哲生对中国百年来近现代历史的整体历史观,就是
   外甥打灯笼----照旧(照舅),一切照着从北伐战争起统治了中国大地的国民党的,从国共内战或者称为解放战争起就接着的共产党(教科书)历史认知来思考中国的现实。也没有问一问,有什么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地方?!
   上面列举的孙中山与张君劢二人在袁世凯的眼中所受到的如此不同的待遇,仅就此一例子,此例子恰巧可作为前面所讲的“反证”出现,余英時欧阳哲生理论自相矛盾无法自园其说。最严重的分歧则出现在,孙中山与张君劢(代表梁启超)对列宁苏俄的认识上的巨大区别了。但余英時欧阳哲生理论却竟然采取了截然不同态度来对孙中山与梁启超张君劢进行价值评判!
   对历史事件中出现了的严重分歧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这就是作为研究者的余英時欧阳哲生全部理论与立论必然崩塌的根本原因。余英時近现代历史的整体历史观,与胡适的整体近现代历史观一样,尽管在某些地方有不同的表态,但总体上都是从属于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百年来近现代历史的整体历史观。
   
   (9)欧阳哲生五四研究理论(用其原话叫理论建构)主要方法的关键步骤之一是,由第Ⅳ句段和第Ⅹ句段可以看出,就是,将五四话语或新文化运动化简为(请注意“化简为”这一个词)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二梁(梁启超、梁漱溟)、《学衡》、《甲寅》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流派的五四话语。另外一处是,“我(欧阳哲生自己)细致地爬梳以胡适、殷海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以《学衡》、《甲寅》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流派的五四话语,”这都表达的是欧阳哲生主要方法的关键步骤之一是化简为三大流派的五四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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