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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九)

六,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
   
   (1)用新的五四事件历史叙述方法替代“狭义、广义的五四运动叙述方法”
   在《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七)》的引述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研究整个的五四事件,必须改变台湾与大陆的现行的、流行的提法,而采用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按台湾与大陆的现行的、流行的提法是,把一个历史上发生了的“整个的五四事件”划分为狭义的五四运动和广义的五四运动。

   而按我提出的“新的历史叙述方法”,将“狭义的五四运动”,改称为“梁启超发动的五四运动”,简称为“梁启超五四”、或“五四运动”;将“广义的五四运动”,改称为“陈独秀胡适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简称为“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 或“新文化运动”。停止使用“狭义的五四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字眼。
   
   改称的理由:
   尽管狭义的五四运动和广义的五四运动都称为“运动”,但此“运动”绝不同于彼“运动”。一个是国民(学生)运动,一个是较长时间内的思想文化运动。
   按普通的说法,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青年学生因“巴黎和会”拒绝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要求而发动的爱国主义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则包含了发端于1915年并持续到二十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所以,广义的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因特定事件而起的社会运动,也是一场持续数年的思想文化运动。
   就从上面这一段关于两个运动注释,可以看出,这种研究五四的方法却讲不清狭义的五四运动与广义的五四运动之间有何区分和关联,极容易造成这两个运动似乎就代替整个五四时期中国历史。其实,狭义的五四运动指的是一场游行,而广义的五四运动是笔杆子上的两军对战,也就是说,是一场持续数年的思想文化运动。欧阳哲生五四研究方法论中讲的此运动绝非彼运动也。
   若从欧阳哲生五四研究方法论的“基础”出发,特别是进入了对于狭义的五四运动与广义的五四运动价值评判的阶段时,就梳理不出从历史事件的事实评判到对此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的内在关联与逻辑联系来,必然使得其研究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欧阳哲生在五四百年之际,也没见到有什么新的高见亮出相来。
   按胡适在晚年的说法,即“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世人称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这句话表明了胡适对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否定和对广义的五四运动的肯定,这二个运动的不同的价值评判。至于从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历史事件的事实评判到对该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的内在关联与逻辑联系,胡适只字未提;而从广义的五四运动的历史事件的事实评判到对该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的内在关联与逻辑联系,胡适也只字未提,胡适就这样地死了,留下了一个谜团给他的徒孙们。
   我提出的这一更改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此,破解胡适留下的这一谜团,梳理出从历史事件的事实评判到对该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的内在关联与逻辑联系来,达到贯通的目的,也只有按照“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才能给人以清澈明了。
   
   为了使我与余英时欧阳哲生之间的争论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而此争论却又涉及到几乎整个中国社会一百年历史的方方面面,从一件小小的历史事件一直到哲学各门派间的争斗,从国际上各国之间争斗一直到一个人的思想变化之历程,这就要求我们将问题尽可能地缩小到争论的核心焦点上,然后让人们各自选择他们的爱好与指向;为此,我在重点的质疑之后,增加一个质疑的重点与争论之出路的特殊段落,给予必要的重点提示。
   
   质疑的重点与争论之出路:
   因为我的“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是有理有据;更主要的,它是公正的;从而能避免不必要在名词上的误解;其出处也本源于胡适先生。由于此四个原因,我的建议应该是获得没有疑议的、一致性的同意。今后,希望在中文媒体上不再出现“狭义的五四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模糊字样。最近余英时提出要“发扬“五四”精神”,那请余英时您自行对号入座吧!余英时若在当下想号召众人学习梁启超五四精神那真是太善莫大焉,我将震动双臂鼓掌欢迎。
   (2)把五四划分为狭义的五四运动和广义的五四运动两个运动之后,就明显地解释不通,为什么毛泽东会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也看不出为什么毛泽东会说,“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干部。”
   因为毛泽东说的这两段话中的五四运动最多只能指的是一场持续数年的思想文化运动,而绝非指、也绝不能指的是那场因特定事件──北京青年学生因“巴黎和会”拒绝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要求而发起的爱国主义社会运动。因为1919年5月4日北京青年学生上天安门游行这一事件中压根儿也没有提到俄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字样,压根儿也没有喊过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运动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件。
   欧阳哲生本着“以原始材料为依据,回到历史现场,力图对五四运动做出符合历史原貌的客观解释”的心愿来探求出五四运动的历史缘由,但是欧阳哲生的五四研究方法论根本就无法向民众恢复五四运动历史真实的原貌,更无法向民众解释五四运动历史事实背后隐藏着的因果关系和所有的逻辑关系,更无法向民众解释中国共产党产生时的“初心”究竟是什么了。
   
   质疑的重点与争论之出路所在: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实,这里毛泽东指的是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而非梁启超的五四运动。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评价的结论,从本质上看,可认为是从世界的眼光出发来看待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我们也从世界的眼光出发来看待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将之作为我们所有中国人对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评判时首选维度与主要内容项目,请注意,这里毛泽东是将新文化运动看做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作为共产党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评价的结论与总结;而我们仅仅是将之作为评判的首选维度与主要内容项目,我们的结论还需要用历史证据加以缜密的论证。每个思考整个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人在思考这俩个历史事件的历史事实与价值评价时,必需要首先确定评判标准是什么?
   
   (3)与此相关联着的第一个问题是,五四运动发生的时间点是明明白白的,是1919年5月4日,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时间点就说不清了,按目前一般人的解释,“新文化运动”指的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时起,这样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月刊雜誌在上海法租界出版創刊號,法語刊名“La Jeunesse”(法语“青年”一词)的日子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始点。
   欧阳哲生五四研究方法论对此小小问题,将此始点(1915年9月15日)为何弃之不用,而更换门庭(5月4日),应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与此相关联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最起码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五四”之盛誉而带来了“新文化运动”之荣耀呢?!还是由“新文化运动”之盛誉带来了“五四”之荣耀呢?!欧阳哲生五四研究方法论为何避而不谈呢?
   
   与此相关联的第三个问题是,影响了后人对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的全面研究,特别是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其思想产生原因的探究,陈独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分歧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作用与影响。具体地说,就其思想产生的原因,需要说明白,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难道能认为是凭空而来的?!还是是从列宁斯大林那里批发而来的?!还是从杜威那里来的?!对此极为重要的研究探索,欧阳哲生五四研究方法论对此研究课题茫无所知。陈独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除了有合作的一面外,还存在着分歧的一面。此分歧的一面在当时的未来(三十年后,一百年后的今天,……)会出现什么样政治的后果,对中国未来的作用与影响,也就是说,未来人(当今的我们)以及(我们以后的)未来历史学家将会怎样地来评判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欧阳哲生对此也是茫无所知。
   质疑的重点与争论之出路所在:
   对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评判,也可以将之变为,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的问题。但问题又出来了;陈独秀胡适俩人又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上的观点存有不同意见;陈独秀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式的“启蒙运动”,而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至于为什么说,或者,有什么样的理由与根据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式的“启蒙运动”,或者,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胡适和陈独秀都只字未提,因为胡适认为自己当之无愧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对于任何之异议不屑一顾、懒得理会;而陈独秀自认理所当然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之父,对于任何之疑义更是置若罔闻、嗤之以鼻。我将在本系列第三部分专门就此问题进行批驳,证明“新文化运动”既不是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也不是中国式的“启蒙运动”。
   
   (4)如果把五四划分为狭义的五四运动和广义的五四运动这两个运动的话,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在五四这一段时期仅仅只有狭义的五四运动和广义的五四运动这两个运动发生似的,以至遮掩了所有研究者和世人的眼睛。当出现问题时,不是从狭义的五四运动,就是从广义的五四运动中来寻找。
   举个最实际的例子。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整个五四时期的历史,以及联系从辛亥革命直到五四时期的这大段时期的历史时,特别是进入对所有重要人物价值评判以及对各历史重大时期价值评判的阶段时,必然会出现对最难处理两位历史人物及其在重大事件中地位的价值评判问题,这两位人物就是梁启超和张君劢,肯定颂扬不行,否定贬低也不可,抛开了更不行,笼统了还不行,总之,左右为难,在此欧阳哲生为代表的目前常见五四研究方法论就陷入尴尬的窘境。
   因为在此之前,梁启超和张君劢在所谓国共两党长达一世纪的正统历史(教科书)的记录中始终是被列入历史反动人物来处理的,但当历史证实了“五四”点火者是梁启超的历史事实后,在中国历史学界中随之出现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史上最大一次的尴尬和近现代中国历史记录上最大一个的矛盾点。梁启超张君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研究梁启超张君劢的思想历程,为消除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史上最大的悖谬,探寻历史真相打开了一扇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门。一个被胡适指为,在文化方面的主要论敌者,主要“建构了一个反"五四"话语系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居然是“五四”点火者,“五四”领导者。这个历史学术研究史上最大一次的尴尬,最大一个的矛盾点,最大一个的悖谬,欧阳哲生五四研究方法论该作出何种解释?!欧阳哲生五四研究方法论浅薄无知身陷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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