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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十九)

(19)至于什么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呢?
   
   说到五四运动的精神,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余英时说,五四运动的精神是民主与科学。那么我们就要问,在历史上真正出现过的五四运动中,在更明确地说是梁启超发动的五四运动中,也就是说,胡适所否定了的政治干扰——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中,在五四游行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民主”与“科学”的这二个字的口号,那么何来五四运动的精神是民主与科学呢?这不是张冠李戴吗?
   要说民主与科学一起作为口号在中国提出的话,依据历史事实的真相,那只有一个,就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
   历史事实是,“1919年1月15日,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说: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引于百度百科)
   既然如此,为什么余英时不提陈独秀,而独提胡适呢?这是不是违反了常规常理吗?
   (20)陈独秀在解释民主与科学时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陈独秀胡适他们不仅这样地说,而且这样地去做。这就是陈独秀胡适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时在中国大地出现的史无前例的新气象全部真相。
   对于陈独秀所说的是不是这两句话,是不是历史的真实呢?上面已经列举很多例子,都说明了,是不真实的,都会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现象。
   如无法解释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起源的关系问题、无法解释历史上出现的康有为梁启超废除科举制度一案 、无法解释历史上出现的孟子配享公案、无法解释历史上出现的朱棣灭方孝孺十族一案、无法解释历史上出现的梁启超发起并领导的蔡锷护国战争,……
   在这里我们仅仅只是对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提出了我们的质疑、我们的疑问而已。质疑,这并不等同于反驳与批判。在五四过去了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来重新审查百年之前发生了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因为我们已经分析了梁启超发动了五四运动的历史事实,或者可以更进一步地说,重新审查百年之前发生了梁启超的五四运动和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以得出我们后来人对梁启超的五四运动和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化运动的正确的历史价值判断。由于篇幅的限制,计划在本系列的第三部分将对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提出了我们的反驳与批判,对于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作出我们的历史价值判断。
   (二十一)后记
   《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写到这里,感慨万千。这次写的系列部分,与前几次书写截然不同,原先都是先拉出整个各段主要议题及各段我的主见,之后列举主要例证,就开始起笔了;但这次写《质疑余英时……》时却出现写作思路像脱缰野马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欲罢不能;质疑对像由欧阳哲生扩展到余英时,还扩展到张灏、林毓生、费正清 、等等,幅度极大地超出了原先的计划,从而只好把原来欲想的一些东西忍痛割爱,写作中多次更改写作提纲、现在已发表了十八篇,到这十九篇只好搁笔作罢。在这系列中保持了起笔时的主旨不变,即以质疑为宗旨,仅仅以提出疑问、质疑问难。
   
   在上一篇《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十八)》的“质疑的重点与争论之出路所在”中有这样的几句话:对“同样的一个历史事件会出现多种不同的价值评判,但历史学家就必须要使自己站在更高的视野与维度才能评判这些多种不同的价值评判的真假差异出来,才能提出让所有人、特别是后来人,都能接受的历史观。这就像出现哥白尼式的历史翻转一样。”
   特别是对于像梁启超五四运动与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这样比较复杂的历史事件,就是对于理清楚两个不相同的历史事件并分清楚各自的发生原因、各自的历史经过,在本系列的第一部分我已经明确地指出了,由梁启超所发动的五四运动是与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是两个不同的历史事件,只是由于个别的人,如陈独秀一人既参加了“梁启超所发动的五四运动”本人又是“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当然还会有别的人也同时参加了这两个不同的运动,但是中国历史学术界由于这一百年来始终将此两运动鱼龙混杂,鱼目混珠,黑白不分以致研究中常常出现不必要误解与误会,唯有明确地将此两运动切割划分,方可杜绝谬误产生。
   至于对同样的一个历史事件会出现多种不同的价值评判,中国历史学术界的一个主要的任务是提出、或者选取、或者确认某某人对一个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为最正确的价值评判。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只有使自己站在更高的视野与维度,才能……才能……。
   这就是说,唯有站在了更高的视野与维度,特别是比余英时、欧阳哲生、张灏、林毓生、费正清、等等这些人更高的视野与维度来审视中国近现代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
   当然,我提出的“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以及我在《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四)》中的一段话,“中国从新文化运动起的一百多年来历史,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过列宁斯大林改造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种世俗政治宗教阶段的政治救世主主义,这种“独断论”,以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领下的苏俄文化和列宁民主集中制为主体的政党与整个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模式,(我们称之为“列宁三个招法”)借力于属于“怀疑论”的实用主义之支持和全盘西化的蛊惑下,借助于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科学崇拜、科学迷信之邪风,趁着由打倒孔家店与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尼采思潮所带来的中国整个社会道德伦理、仁爱与信仰、思想上的“高度真空”,造成了“高度学术真空”,天下失鹿,国共两党共逐之,致使斯大林支持下的毛泽东通过世俗版式的宗教征伐战争(又被称为解放战争),夺取了大陆全部政权,进而肆虐整个大陆中国,而蒋介石国民党兵败入台,至今也没有彻底地反省(主要是指蒋介石国民党至今对“列宁三个招法”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清楚,也没有真正地创建自由民主主义的新秩序,依然普遍地推行着列宁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我从康德三分法认识中国近现代史观出发,给出的从辛亥革命到当下的中国所走过的百年历程,近现代历史百年历程的一个总评价。”这就表明了,我采用的是比余英时等人更高的视野与维度来考察梁启超的五四运动与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这里讲的是历史观的维度。
   张灏为余杰《徬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一书写的序《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中写道,“这本书使我产生思想共鸣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余杰在书中强调: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剧变主要是发轫于由戊戌到五四这一段时期。这也是我近些年来的一个基本看法。如今读了余杰这部书,更增强我对这看法的信心。”在目前统治台湾香港的所谓拥护胡适“自由主义”派余英时是主帅,而张灏是付帅。在这段话中,张灏表达了他的“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剧变主要是发轫于由戊戌到五四这一段时期”思想。张灏对由戊戌到五四这一段时期历史错认颜标。在“戊戌到五四这一段时期”中无论张灏怎么生拉硬拽牵强附会也找不出来任何“剧变”的因由。因为,张君劢《廿世纪革命之特色》的题目和文章中的一句话,“若以一七八九年至一八四八年间欧洲各国之革命,为十九世纪之革命,则欧战以来,俄国之共产革命、意大利之法西斯主义,可谓为廿世纪之革命。取此廿世纪之革命而比较之,确有绝不相同之点为吾人所不容忽视,今举其最显者言之”为证。 廿世纪革命之特色是以前的世界上的革命,包括十九世纪革命,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的事。这是其一。
   
   张君劢发表于1928年的文章指出的《廿世纪革命之特色》,是与“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间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事件”的主题精神完全一致的。我的《二零一八宣言》附文中说,
   “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间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事件,第一次全面地肯定、承认了世界极权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希特勒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极权主义,它们的极权主义的本质是世俗政治宗教阶段的政治救世主主义。
   这个由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事件确认了的世界极权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在人类认识自已的历史中是具有世界历史上“标杆”意义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1928年,希特勒还未上台,当时西欧主要只是意大利之法西斯主义, 希特勒纳粹主义是与意大利之法西斯主义一样的货。因此只有承认张君劢思想的正确性,批判胡适思想的错误处,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学术界与学术思想,才能与当代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间欧洲议会一系列历史性宣言事件、与当代世界政治学学术史、世界历史学学术史(下面我还要专门提一下美国当代世界历史学学术史)、、、实现“四通”中的“中外相通”。这是其二。
   余杰在《「五四」思想三大病灶:何以未能締造出民主中國,反而墜落為文革?》(2019/10/-8) 文章中发挥张灏的论点,他说,“「五四」思想的第三個「病灶」是「徹底改造世界乃至人心」的激進理想主義。林毓生最早意識到五四的這一負面遺產。……張灝指出:「毛版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激進理想主義的心態為基礎去吸收馬列主義,因此在中國共產主義思想裡,凡是與激進理想主義心態接近的馬列主義觀念,如階級鬥爭,革命實踐,演進史觀等,就被收入毛版的中共思想核心。」(張灝,《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版,頁224-225。)中國古代的統治者至多聲稱「奉天承運」,還不敢取「天」而代之;而毛澤東與中國歷代統治者,包括民國時代最具野心的袁世凱、孫文和蔣介石等現代獨裁者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試圖竊取「天」所具有的超越性和神聖性,然後隨心所欲地改造人的思想和靈魂。毛發動文革,原因之一是是要對全黨全民進行思想控制和思想改造。這是毛青年時代就存在的「豪傑兼聖人」之志,即「偉大導師」之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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