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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十八)

   19)现代化与传统的接榫问题。余英时在《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五月 4, 2019)一文中说,
   “当然,不可否认地,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所谓新文化运动也许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在开始已说明,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翻案,只不过是想对五四运动和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予以初步澄清而已。
   但问题尚不止此,五四运动之所以终于发展成为那样一种特殊的形态,以至于它所悬的两个主要目标———民主与科学———到今天尚未能充分地实现,这更是与中国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我在旧作中讨论现代化与传统的接榫问题,曾引弗里德里希(CarlJ.Friedrich)的话说:
   这里面涉及了创造性那个因素,及其各种不可预料的途径。思想和行动都同样地牵连在内,不单是宪法之类才与政治传统有关,更要紧的是思想的模式(modesofthinking)。
   关于传统“思想模式”在五四运动中所发生的作用,其中一部分症结最近已由林毓生先生加以疏解。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还值得继续深入挖掘。非常概括地说,五四运动有些地方很像贝克(CarlBecker)所分析的欧洲启蒙运动,他称之为“18世纪哲学家的天国”。这些哲学家成功地摧毁了中古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旧天国。但是他们虽然用了最新的建筑材料,而所建造起来的那个天国却依然如故。五四运动也成功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尽管运用了无数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也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中国大陆上自从“四人帮”垮台以后,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追问:何以中国的“封建”和“专制”,竟能屡经“革命”而不衰?何以在五四60年之后,“民主”和“科学”今天仍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这真是十分值得反省的问题。”


   
   余英时在该文中说了一大堆的话,无非是说,“何以中国的“封建”和“专制”,竟能屡经“革命”而不衰?”“这真是十分值得反省的问题。”这里余英时说出了一个没有明说的实话,却摆出一付祖师爷的架子,说“我必须进一步指出为了推拓民主运动,“六四”以前的知识人,无论在体制内或体制外,都同时抱着一种批判中国传统的意态。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党天下”的局面是从中国传统中逐渐演变出来的。当时震动海内外人心的电视纪录片——《河殇》——便是明证。” (引于《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 )
   
   这里我就替余英时明说了,我余英时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我余英时还要表现出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架势,给你们开出来一个处方;中国要民主,就得破除中国传统。由于余英时此话一出,自然引起一些学者跟旨意的发挥。像严家祺还由此提出了发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号召“从传统儒家文化中剔除帝制根源”。此人根本就不明白,中国哲学史、儒家学术历史上的“理学”“心学”之争这一件历史事实,更不明孰对孰错。
   简单说一下“理学”“心学”之争。在中国哲学学术上,心学作为儒家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到孟子(前372-前289) ,而北宋程颢(1032-1085) 开其端,南宋陆九渊(1139-1193) 则大启其门径,他有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主张尊德性,认为"心即理也",而与朱熹(1130-1200) 的理学分庭抗礼,朱熹主张"先道问学"和"即物而穷其理",即从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一般认为,陆九渊心学到了明朝由王守仁(王阳明)(1472-1529) 集其大成,故又称陆王心学。以朱熹的理学与陆王心学之争一直持续至今。近代则有胡适余英时推崇的是朱熹的理学派;而张君劢(1887-1969)、牟宗三(1909-1995)、徐復觀(1903-1982)、 唐君毅(1909-1978)于1958 年元旦共同发表了《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簡稱港台《新儒家宣言》),宣言強調心性之學,正為中國學術思想之核心、乃中國文化之神髓所在。钱穆(1895-1990)则既推崇王阳明(钱穆著的《阳明学述要》)又推崇朱子(朱熹),说什么“心学的好处,朱子一切都有;心学的弊端,朱子一切都无”。其大弟子余英时曾经撰文,认为“钱穆治学走的是程朱(程颐朱熹)路线,牟宗三唐君毅则是陆王(陆九渊王阳明)路线。因此不能混为一谈。(余英时,1991)”(引见于肖旭智《传统与现代性》) )严家祺却说什么,“朱熹提出的「理学」和王阳明提出的「心学」,是中国崇拜君权、扼杀人权的「理学」和「心学」”。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另外,上面引用过了的梁启超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
   
   质疑的重点与争论之出路所在:
   在这里,我要大家提出一个值得每个人都应该加以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余英时不提陈独秀,而独提胡适呢?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另外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是,余英时若提陈独秀,余英时若要表彰陈独秀,而陈独秀因为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而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那么就意味着,余英时若要表彰共产党和列宁主义,那是余英时万万不可承诺的;余英时独提胡适,这是因为余英时心想,胡适不是国民党党员,并为人称为独立的自由主义者,那不就顺理成章了吗?余英时可想得太简单了吧!这就违反了,陈独秀胡适两人一起发动的新文化运动,这是在历史上新文化运动过去了十一年才问世的余英时既无法否认、又无法变更的历史事实,这是其一。
   若对陈独秀胡适两人一起发动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价值评判,那主要是由后来人所做的事情,这一点是余英时所防不胜防的事情,余英时编造的,连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两人一起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怎么一个成了英雄,另一个却成了狗熊,余英时谬论只能骗人于一时,但绝不能骗人于一世。既然是后来人对陈独秀胡适两人一起发动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价值评判,那必然有一天出现有人从大多数平常人所不相同的视野与维度来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那就真相大白了。这是其二。
   我们后来出身的大多数平常人一般都是以成败论英雄,即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 奉行“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正确的就是真理”的简单的思维逻辑 ,大多数平常人都以当权者的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作为自己的历史观。而中国现代历史又出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分治局面,同样的一个历史事件会出现多种不同的价值评判,但历史学家就必须要使自己站在众人更高的视野与维度才能评判这些多种不同的价值评判的真假差异出来,才能提出能让所有人、特别是后来人,都能经受的历史观,这就像出现哥白尼式的历史观一样。这是其三。
(2019/11/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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