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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十六)

(16)这里主要地从历史事件的事实判断的角度出发来谈一下,应该怎样正确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的问题。
   其实,国人对于是否历史上曾经在很多的时间段(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内出现过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历史事实?这一问题国人都应该好好地搞清楚的。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有否打倒孔家店这件历史事实,讨论的关键之处在于分清楚什么是历史事实,什么是后代人对多少年前发生过了的历史事实的价值评判,千万不要混杂起来。
   
   我们继续讲一下吴虞的事迹。这位“蜀中名宿”(陈独秀语)吴虞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吁:“呜呼!太西有马丁·路德创新教,而数百年来宗教界遂辟一新国土;有培根、狄卡儿创新学说,而数百年学界遂开一新天地。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而要打开“新思想”、“新学说”、“新国民”、“新国土”等新局面,关键还在于破除封建礼教,简而言之,“打倒孔家店”。 之后(1921年),吴虞终于受邀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他却以狎妓名噪一时。当时,北大设立了不嫖不赌不娶妾禁约的进德会,一向以敢作敢为著称的吴虞,那里顾得了这么多清规戒律。他一边给在成都的亲友写信调查他妻子是否“出门应酬”,一边过着淫欲糜烂的生活。更有甚者,为了赢得一个名叫娇玉的妓女的欢心,他写了几十首诗《赠娇玉》,不但印成诗单到妓院散发,而且投稿到《顺天时报》等报纸公开发表。溽热的七月,骄阳似火,在聒噪的蝉声中,五十三岁的吴虞孤苦伶仃地告别了北京城,踏上了归途。直至七十七岁,赍志而没。有好事者考证:吴虞除有妻曾兰外尚有妾,除了两个女儿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吴虞不仅求巫问卜,留须求子,还在五十九岁时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
   

   再讲一讲,从历史事件的事实判断来看,儒家是不是在为“(共产党)党天下”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孔子的思想是不是封建统治者的护身符?陈独秀和李大钊又相继为文,指出孔子乃“历代帝王专制的护符。”“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根本原因是孔子的思想是封建统治者的护身符”。 这里也只是提出我的质疑,或者说,提出我的疑问,来向余英时欧阳哲生请教。
   
   
   朱棣灭方孝孺十族一案
   “靖难之役” 后,朱棣便召方孝孺上殿草拟即位诏书,方孝孺不但没有理会朱棣,反而存心要为建文帝鸣不平。他身穿孝服,在大殿上痛哭不止。朱棣见他这样,就走下宝座,劝他说:“先生不要自己苦自己。我只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而已。”方孝孺问:“那成王在哪里?”朱棣回答:“他已经自焚死了。”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为皇帝?”朱棣道:“他尚年幼,国家需要有能力的大人治理。”方孝孺步步紧逼:“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呢?”此时朱棣已经很不高兴,但还在忍耐,说:“这是朕的家事。”同时,他命人把笔墨准备好,并对方孝孺说:“诏告天下的即位诏书,一定要先生起草才行。”方孝孺挥笔写下了几个大字:“燕王篡位。”写完后,方孝孺就将笔扔到地上,并高声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给你起草诏书的。”朱棣强压怒火:“怎么能这么容易就让你死,就是你死了,难道你不怕株连九族吗?”方孝孺立刻回敬道:“就是株连十族又能拿我怎么样?”朱棣勃然大怒,将其重新投入大牢。盛怒之下,朱棣要诛灭方孝孺十族。自古以来,最严厉的莫过于诛九族,从没有诛十族的先例。方孝孺一案,朱棣可算是开了先河,空前绝后。最为残忍的是,朱棣将逮捕的方氏族人和朋友都一一送到方孝孺的面前杀死,要他看着,折磨他。但是,方孝孺都不为所动。
   
   这里我想重提方孝孺被朱棣灭十族一案,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它证明了,所谓的儒家是专制帝王的卫道士,纯属无稽之谈。另一个是,方孝孺揭穿了朱棣“燕贼篡位” ,他用了一个“贼” 字来表示朱棣的本质,用了一个“篡” 字来表示朱棣政权的非正义性。 (孟泳新《发动“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 (《民主中国首发》 12/10/2014))
   
   孟子配享公案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不经意之中又在翻看《孟子》,见那“民贵”,“君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及“霸道”、“暴君”、“一夫”之类的话,更觉得如芒刺在背。一边读,一边骂道:“如此荒谬之言,哪里像臣子说的话?”“倘此老在今日,岂可免我一刀”。当天就命令将孟子的牌位逐出文庙的殿外,不得配享。并发狠地说,诸大臣“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明朝小史》卷2)。看到这个圣旨,满朝文武,惊恐不知所措。这时,刑部尚书钱唐挺身而出,抗疏直言,为孟子鸣冤。朱元璋当然是愤怒异常,内侍把皇上动怒的情景描述给钱唐。钱唐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明史·钱唐传》)说罢,让人抬着事先准备好的棺材,袒着胸,抱着必死的决心,直向奉天殿方向走去(见《闲中今古录摘抄》卷1)。朝堂的大臣都为钱唐捏了一把汗。内侍们也飞跑进去禀报。只见朱元璋果然命“金吾”卫士杀气腾腾地引满弓,正等着钱唐的到来。见到钱唐视死如归的模样,气头上的朱元璋更加恼恨,便真的让“金吾”卫士连射了好几箭,钱唐的左臂、右肩、胸部都中了箭,被射倒在朝堂上,但仍然挣扎着向皇帝座前爬去。看着钱唐痛苦而坚毅的样子,朱元璋终于退缩了。此事之后,朱元璋不仅没有因此而治钱唐的罪,还命令太医院的太医仔细地为他治疗箭伤(见《明朝小史》卷2)。第二年,冷静下来的朱元璋,就下了一道谕旨说“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算是极不情愿地把孟子的牌位又请了回去(《明史·礼志四》)。如此说来,钱唐对亚圣孟子可谓居功至伟,难怪后人对其赞不绝口,后人有诗云:“引棺绝粒箭当胸,拼死扶持亚圣公。仁义七篇文莫蠹,冕旒千载绘仍龙。批鳞既奋回天力,没齿终成卫道功。那得洪恩遍寰宇,泮宫东畔置祠宫。”(见《闲中今古录摘抄》卷1)
   但朱元璋觉得这个孟老头实在有点讨厌,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什么“草芥”、“寇仇”;什么“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什么“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什么“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这些真有点像是指着鼻子在数落自己。特别是《孟子》又是官定的《四书》之一,各级学校用来做教本,科举考试用来命题,这岂不把天下的学子们都教坏了?至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最终还是没有放过孟子。既然配享不能动,我动你的书应该可以了吧。于是,命令翰林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82岁的翰林学士刘三吾奉命后战战兢兢,经过反复揣摩,共删掉85条朱元璋感到刺眼的内容,保留170余条,成《孟子节文》一书。朱元璋立即下了一道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这部书)为本”(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孟子配享的这段公案,到此才算结束。
   
   康有为梁启超废除科举制度一案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2月)一文中写道,“学问和思想的方面,我们不能不认为已经有多少进步,而且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科举制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真算得深根固蒂,他那最大的毛病,在把全国读书人的心理都变成虚伪的、因袭的、笼统的,把学问思想发展的源泉都堵住了。废科举的运动,在这五十年内的初期,已经开始,郭嵩焘、冯桂芬等辈,都略略发表这种意见,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付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前后约十年间,经历了好几次波折,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如今过去的陈迹,很像平常,但是用历史家眼光看来,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间一件大事”。1895年,中國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敗,發生在京考會試的舉人集體請願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梁启超等舉人們的建議之一,便是改革科舉,興辦新学。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同等六位督抚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改革。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应该说,废除科举制度,首号的功臣应该属于康有为、梁启超。
   
   梁启超创造“新文体”一案
   就拿新文化运动的起源问题来说,历史事实是,不同于章太炎,梁启超创造了“新文体”这种雅俗共赏、便于时用的新的文体形式。“新文体”打破了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了一切古文、散文、骈文、八股文等旧体文言文之间的界限,是中国文体的一次空前的、革命性的解放。就是在新文化运动积极分子中也有点良心的人将梁启超称为“新文学运动中文体变革的先导”。钱玄同在寄信陈独秀讨论文学革命时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 。
   
   由前面列举的历史事实我们需向余英时欧阳哲生提出(16)条质疑如下。
   余英时《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2019.5.3.)》一文中说,““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指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运动;广义则指一场新思想的运动,当时称之为“新思潮”或“新文化”。它必须上溯到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白话取代了文言)和《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所以狭义的“五四”其实只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种行动表现,因而必须包括在广义“五四”之内。”
   余英时认为,“狭义的“五四”其实只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种行动表现,”这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也是有严重错误的。我们在本系列第一部分《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已经讨论了梁启超发动的五四运动。或者用余英时的话说,狭义的“五四”发起人是梁启超。余英时错了,在五四运动发生十一年后出生的余英时(1930)自然没看见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的这一历史真相——狭义的“五四”发起人是梁启超了,但这对于作为历史学家的余英时可讲是大不应该了。至于余英时心中认为狭义的“五四”发起人是谁,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在这一问题上,可以公认的一点,就是胡适不是狭义的“五四”发起人,因为胡适本人在他临死之前讲了,胡适与狭义的“五四”没有关系。一个多年来、从1919年到1960年、一直为被国民党与共产党誉为“五四旗手”的胡适,竟然在临死之前说了实话道出了历史真相,作为历史学家的余英时如何地对待之。这是余英时先生在整个五四研究过程中所避而不答的问题,但我始终认为,余英时先生必需要回答此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又是下一个问题的先导。下一个问题就是,余英时先生必需明确地回答,既然梁启超发动了五四,但在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对五四的历史价值评判上,特别是在余英时的全部新文化运动“论”史观中,为什么梁启超反而成了五四的反动了,五四所反对的主要对象了呢?!余英时无论如何也应该给出一个能自圆其说的回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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