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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之外戲寫人生 ——論楊绛的小說及其他

小引
    不管婦女今日的實際處境到底如何,在公開發表的言論中,替婦女說話似乎已經成爲時髦。這一潮流在近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硏究中也有所反應,對於女作家及其作品,很多學者都做起再發現和重新評價的工作。其突出的一個方向就是,熱衷從每個女性文本的閣樓中拉出怨痛的主體,以便用經過詮釋的聲音重構中國現代婦女文學的傳統。
    針對此類錦上添花的努力,個別女作家卻提出了毫不領情的異議。如張抗抗就在一次文學討論會上指出,女作家或婦女文學的提法,在她看來,就像奧運會另設殘疾人的比賽一樣,聽起來似乎是優待女性,其實是一種另眼看待的態度。① 張抗抗的拒絕表現了不少當代中國女作家對西方女性主義批評並不完全認同的傾向。女性主義者處處力求製造不同,劃淸界限,中國當代女作家則更傾向於越出此類劃界,放眼性別問題之外的世界。面對女作家燦若群星的當今台灣文壇,齊邦娱便認爲,「拓荒時期已過,我們面臨的不該再是性別之爭,而是如何找到閨房以外的道路,用智慧去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看世界事物深一層的意義。……如果僅以性別區分作家,雙方的天地都只會曰益狹隘。」② 身爲作家的張抗抗顯然不願意讓流行話語的劃界對創作上出格的探索形成限制,因此陳詞較爲激烈。她的言論表現了不少女作家並不喜歡總是把性別問題太當成一回事去糾纏的態度。評論家齊邦媛則期盼分離之後的重新融和,因爲今曰的女作家並非每一篇作品都著筆婦女主題,女作家也不可能在她的每一篇作品中都發出所謂的女性聲音。事實既已如此,自然就沒必要把所有的女作家都置於性別閱讀的透視之下了。比如像楊絳這樣從一開始即走出狹隘的閨怨,並力圖在一定的距離外反觀閨中人的女作家,檢討一下她的作品,就很可能找出明顯的對比,有助於我們對比中國現代女作家创作上的某些局限,同時可藉此一交織的光束順流掃描出百年中國文學中某些被忽視的問題。
   
   一

    百年中國文學的前半期只是一個混亂的開端,整個社會尙在過渡之中,激烈反對傳統的新文學其實是在傳統的陰影下成長起來的。就拿從「五四」到四十年代走上文壇的多數女作家來說,她們的經歷和遭遇便在很大的程度上延續了古代才女的紅顏薄命。如結爲至交、文友的盧隱和石評梅都在创作和情愛上活過一段燃燒的生命,但她們很快又在燃得過烈的疲憊中結束了年輕的生命。她們都是新文學史上早夭的才女。白薇和蘇靑早年都是舊式婚姻的反抗者,後來又都在新式的婚戀中受盡了傷害。她們雖都活到古稀之年,但創作和情愛上的生命早在短暫的勃發後即趨於殘廢。蕭紅從小疾病纏身,盛年抱恨而逝,起先逃婚歷盡風波,後來又連績遇人不淑,終其一生,可謂備嘗了薄命女通常遭受的大多數折磨。此外,有幸活到五十年代以後的女作家還遭遇到一種新的不幸,昔日遠離政治的女流從此也被捲了政治的旋渦。以抒寫革命著稱的丁玲在革命政權建立不久就被打成反革命,被迫終止创作長達二十多年。似乎只有冰心平安無事,頤養天年。這是因爲她早已放棄不斷創新的寫作生活,甘心躺在早年的老本上做人家供奉的乖乖牌。③ 不管是個人的或政治的原因,對一個作家來說,過早終止創作生活其實即另一形式的早夭。
    縱觀上述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幾個女作家,她們最重要的作品基本上均未超出愛情婚姻題材,而所謂的女性聲音,不過是一種新型的閨怨罷了。他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通過創作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只因她們在各自的現實中均爲有問題的人,所以作品中的人物也多問題纏身。我們甚至可以說,她們的文學成就在一定的程度上乃是用命薄的經歷換來的。這正好應驗了古人所謂「詩窮而後工」的通則。但從現代人的價値觀來看,必需用生 活上的受難和人生的失敗來寫反映個人經驗的文字,所付的代價畢竟太大。更何況對於五四女作家來說,「自身經驗與語言」之間始終存在著相互的游離和衝突,由於缺乏「足以表現這分閱歷的話語準備和話語自覺」,她們的作品大都在藝術上呈現出早期新文學普遍具有的粗糙和幼稚。④ 不可否認,從馮沅君的〈旅行〉、〈隔絕〉到盧隱的〈海濱故人〉, 從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到蘇靑的〈結婚十年〉,所有這些有關婚姻愛情的叙事作品都在打破舊禮敎和建立新型男女關係的社會變革中發揮過一定的作用,但隨著時過境遷,很多曾在當年轟動一時的作品在今曰普通讀者的眼中都不再有多大的可讀性。其藝術魅力一般都遠遠低於文獻價値,大槪只有在熱衷重構女性傳統的批評家手中,才可能被剪輯成足以拼接文學里程碑的珍貴斷片。這其實並不只是婦女文學的局限,也可以說是百年中國文學前半期存在的總體缺陷。社會一直在急劇變化,作家和公衆都忙於對事件作出及時的反應,世人來不及消化自己的感受,文學的反映總是報紙一樣多產,隨即又像報紙一樣變舊。因此,最終能像《阿 Q正傅》那樣作爲現代文學經典垂範後世的作品便非常之少。
    與同時代一群命薄的新型才女相比,楊絳可謂福慧雙修,十分幸運。她生於一個 比較西化的多子女家庭,從小在健康的親情中長大,在求學和婚姻上不但未受到來自家庭的阻力,而且各方面都頗爲順利和圓滿。也許是向來就滿足於一種平淡得沒有個人故事可講的生活,她才站穩了人生邊上看人生的位置,在喧嘩的世事中看出了那屬於喜劇的一面。也許正是因爲她自己向來都不是問題中人,她才得以對自己筆下所寫的問題拉開了距離。一般來說,—個人的經歷與其人生態度總是相互影響的。有幸踏上生活的坦途固然有助於一個人免於陷身爲怨痛的主體,但安享寧靜和淡泊也是一種自覺的人生選擇,更是個人努力追求的結果。在最近所寫的一篇散文中,楊絳反覆表達了他對東坡「萬人如海一身 藏」和莊子所謂「陸沉」的企慕,她樂於隱身在她個人的卑微中,好把世態人情去當書讀,去作戲看。⑤ 我相信早在三十年代,楊絳和錢鍾書夫婦二人便共享了這一遊觀人間世的態度,而因此也導致他們從一開始創作就確定了共同的反浪漫主義方向。有人已經指出,「捉弄作品中的人物,嘲弄這個世界,以暗示自負的風格寫作,在喜劇的外表下間接地表達一種黯淡、嚴肅的幻想,這些都是對於楊絳的看法,並且同樣適用於錢鍾書。」⑥但比較而言,錢鍾書三十年代的散文和短篇小說似乎更喜歡嘲弄當時的文壇新秀,小說 〈靈感〉中的著名作家用枯燥的文筆扼殺了他筆下的人物,等他要著手撰寫自傳,不幸被被召入地獄。舞墨弄文簡直是一場自討沒趣的活動,因爲「文學必須毀滅」,拙劣的作家最終都要受到死後的審判。對於吵吵嚷嚷的文學運動和文人間膚淺的爭論,錢鍾書似乎一貫不屑介入,他的拿手好戲是在炫學的排比鋪陳中信手插入苛刻的嘲諷,讓我們在被吿知的現代文學史畫廊中忽然看到了某些寒傖、破舊的片段。楊絳顯然沒有興趣把學術宏論同幽默的叙事文字拉扯到一起,她的女性的謙卑與錢的睥睨凡庸正好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她更有耐心觀察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以及平庸的談話和反詩意的場景,而且十分善於用樸素的文字把那一切再現出來。從這一旨趣出發,她操筆伊始,對那些感傷浪漫的情調,即先天地免疫,因而在做人和作文上淡出了五四女作家群的怨痛合唱。
    我一直覺得,對於五四文學中泛濫的感傷浪漫情調,治現代文學史者很値得去做 深入系統的檢討。本文雖無暇全面觸及這一「百年中國文學」的早期幼稚病,但爲了從對比的角度凸現楊絳早期作品的反浪漫主義態度,在此不妨以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爲例,略作些反襯說明。
    莎菲其實是一個剛剛從閨房舊天地邁入轉型社會的知識女性。她以游離的方式開始其所嘗試的獨立生活,其春情萌動尙潛伏在斷奶期焦躁不安的陰影之下。像這樣一個從姊妹圈走出來的少女突然同異己的世界發生接觸,難免會依賴敏芳那樣姐姐般的女友,更習惯葦弟的弟弟式遷就,而對頗有男性魅力如凌吉士之類的陌生人,便不由得會在渴求與拒 斥間反覆折騰自己。這種彆扭的心理可謂混合了舊式小姐狹隘的自愛和新式女學生的浪漫迷幻。她的日記正像一面縱容她的自我的鏡子,以扭曲的形式記錄了她從自戀自怨至黯然自溺的整個過程。就個體成長而言,這是女性生命尙未成熟的一個階段。就這一心理過所折射的女性處境而言,也可以把它視爲五四一代女性的某種困境。莎菲並不是在兩個男人間作愛的選擇,她不過不自覺地把自己的不同需要——男性的溫情和模糊的慾望——分別投射在他們身上罷了。與其如某些女性主義評論那樣把她視爲「自主的女性主體」(autonomous female sub¬ject)之覺醒 ,⑦ 倒不如把它視爲迷戀浪漫情調的作者和她偏愛的人物同步把現實主觀化的過程。就我個人所體會的五四文學語境而言,也許把時下論者奢談的「主體性」(subjectivity))理解成「主觀性」要更合適一些。就日常生活的經驗而言,它意味著一味按個人願望和想像設想身外的世界。就藝術表現而言,則指作者把他們的自我投射到所創作的人物身上。對五四的文學靑年來說,傾向浪漫主義風習,應該說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時代使他們感受了過多的悲痛,浸淫西方文學的敏感靑年便在得風氣之先的歷史機遇下率爾操觚,趁著嘗試新的文學樣式來作一番自我宣泄。性的無能和愛的不可能都統統被含混地同對國運世事的失望一起表現出來。因此,感傷、頹唐和對現狀的不滿也就被賦予了理想主義的色彩,莎菲的生活本無什麼意義,是她的弊扭心理使她陷入了難堪的荒謬。可笑的是,直到八十年代,丁玲還向該小說的電視劇改編者強調指出,「莎菲追求的,從根本上說,是生活的意義。」(需要追問的是,生活有什麼意義?)她更建議他們在莎菲的房間裡放上雪萊、拜倫的肖像或他們的詩集,好突出莎菲的理想寄託。她認爲,「莎菲苦悶、徬徨,那是因爲她始終不泯滅理想,她是理想主義者。」⑧
    在閱讀的感染下嘗試创作的作者和在現實中摹倣文學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讀者都有一種把事物理想化的傾向,前者往往把人物的病態表現爲自我優越的姿態,後者則在生活中捕捉文學的幻影。在一個把世態人情當書讀的作家眼中,他們正是應該受到諷刺的對象。在短篇小說〈玉人〉中,⑨ 楊絳讓齷齪的現實嘲弄了一個文學靑年的詩意理想。所謂「玉人」,乃是小說男主角郝志杰早年所戀的一個女子在他的一首詩中的投影,那純粹是他在平庸的家庭生活中感到不如意時偶然流露的遐想。但自從那首詩被他的賢慧的妻子發現之後,子虛烏有的「玉人」便成了夫婦關係間的一點暗影。小說的叙述一邊讓「玉人」引起的嫌疑拖延下去,一邊讓郝志杰從未謀面的女房東在她家窗外不時製造惱人的騷擾。直到衝突達到高潮,兩人相遇,他才發現女房東就是他曾戀慕過的女子,而他妻子也在那個粗俗的女人身上確認了「玉人」的原型。幻影從此破碎,夫婦倆進入了新的和睦。〈玉人〉的故事令人想起了楊絳劇本《弄假成眞》中的一句話:「要的事,它不來。來了,不要了。」世事的可笑就在於世人不認識自己的活動有很大的盲目性,以致總在忙於走向另外的世界,而及至進入其中,才發現落了個撲空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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