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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漢奸翻案是由於「史盲」太多

   
    軍閥、漢奸翻案是由於「史盲」太多
    一部素質很差的傳記作品能賣幾萬套,能榮獲全國性獎項,這是讀者文史知識普遍低落的惡果。前幾年據報導,上海市廿八家中學遴選出五十六名優秀生中竟有八成不知辛亥革命紀念日。香港的情況也不妙,據一位中大教授說,某些畢業生竟然「史盲」到誤司馬懿爲司馬燕(影星),嚴峻(形容詞)爲嚴俊(影星)、盧梭成盧俊,文學院畢業生只知有港督葛量洪而未曉晉代有抱朴子葛洪。年青一代普遍存在的文史知識貧乏(前幾天鳳凰電視播演彭加木特輯時,竟有人打電話問:彭加木與木子美什麼關係)自然孕育出海峽兩岸前幾年爲漢奸周作人鳴冤叫屈的潮流,到九十年代泛起陳炯明熱,新世紀又掀起病態的胡蘭成熱潮。
    十幾年前大陸、臺灣都有些無聊文人爲漢奸周作人寫翻案文章,這是由於時隔六十多年,年青一代祗讀到周作人流暢的散文與雋永的詩詞,而不知道他在華北淪陷時曾爲了四千大洋月薪(當時在大後方同級官員僅月入二十大洋),不惜出賣靈魂充任僞北大文學院院長、僞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委兼教育總署督辦;一九四二年大漢奸汪精衛去僞滿洲國進行「國事訪問」時,隨員中華北僅周作人一人;他還專程赴日本慰問侵華戰爭中的傷病陸海軍官兵,以中國的民脂民膏討好那批掠奪、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對河北僞府人員訓話,大談「支援大東亞聖戰」的重要性,號召機關員工「務須積極挺身參加本運動」;在保定對機關人員鼓吹「全東亞的人對大東亞聖戰都有應盡之職」;還穿著軍裝斜佩皮帶檢閱北平市數萬名「新民青少年團」,號召年青一代「齊一到解放東亞上來」,把大東亞戰爭說成是「中國的生命線」;又以行政命令掀起「第四次興亞運動」,訓示華北各省市教育廳局長編印《興亞讀本》《東亞新秩序建設之基本理念》等書,強制推行奴化教育……。凡此種種,盡皆觸犯了國府所頒的《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一、五、七款(曾任僞組織簡任職以上公務員、曾任僞組織所屬專科以上學校之校長、爲敵僞宣傳),抗戰勝利後五十三天被捕,經三次公開審訊,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由南京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他不服上訴,最高法院恒念其任僞職時曾保護北大校産以及保釋被捕地下工作人員,乃改判十年。然而事實上,由於時局變化,在解放軍渡江前四個月就據<綏靖區疏散條例>交保釋放了,只坐了三年零一個多月的牢,財産也未被沒收。
    一窩蜂為周作人唱讚歌是「美麗的誤會」


    時隔近二十年,我才從《人民政協報》上一篇陳漱渝文章瞭解到這股為周作人翻案惡風的來龍去脈: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與逄先知聯名在《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的特色和意義〉透露:中央負責同志對修訂毛選的註釋有一些原則性的指示,一改過去的註釋承擔了過多的任務,新編本的註文只突出跟原文有關的內容而不對文內涉及的人名作出全面評價。不料此書面世後,有人扮先知,發表文章說:「中央對周作人的評價改變了,要為他平反了」「毛選註釋不再提及周作人出任偽職之事」,更有甚者,有人說「周作人不是漢奸,他站到前臺出任偽職是中共地下黨的意見」。這樣一來,曾經穿著日本軍裝、擔任卅多種日偽職務的周作人搖身一變,儼然以共產黨的「地下尖兵」(按:一部地下黨鬥爭的影片名)現身了。這一股潮流也波及港澳海外,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副刊都跟風刊載了一連串替周作人評功擺好的翻案文章,這真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胡蘭成曾任汪僞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僞中華日報總主筆。日本投降時,他在僞《大楚報》社長任上悍然鼓吹湖北省獨立,成立所謂大楚國,以抗拒中央政府接收汪僞政權,因無人回應又見政府通緝大漢奸,遂匿居浙江鄉間,後趁國共內戰之隙逃亡日本。七十年代他不甘寂寞,走了國民黨中央文工會所轄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總編輯朱西寧的門路,去臺北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執教。但他始終不以那段不名譽的經歷爲恥,將在日本草草印刷的《山河歲月》《今生今世》兩書拿到臺灣重印,書中對投敵叛國行爲毫無懺悔,聲嘶力竭爲日寇的「大東亞共榮」招魂,頌揚汪僞特務頭子吳四寶「忠厚豪爽,俠義心腸」,恣意污衊中國軍民悲壯偉烈的抗日戰爭,因而招致臺灣文化、教育界群起抨擊,最後不得不返回日本度過他的風燭殘年。胡蘭成死後8年,大陸與臺灣合拍了一部以胡蘭成與張愛玲的婚外情爲主題的文藝片,百般美化叛國行徑,恣意醜化抗日軍民。此片在香港引起輿論界大規模抨擊,結果是這個在香港註冊的片子,在香港金像獎評選中吃了鴨蛋;在臺灣由於片商的幕後運作僥倖獲得金馬獎多項榮銜,但該片導演嚴浩(《金陵春夢》作者唐人之子)在出席觀衆座談會上受一群抗日老兵詰問指責,差一點出不了會場。事後中央日報由社長姚朋親撰社論<扭曲了藝術良知的曖昧榮寵——《滾滾紅塵》的欺枉與迷惘>,接著就是運作此片得獎的行政院新聞局電影處處長官慶成遠謫巴拿巴以及《滾》片的編劇三毛(陳平)上吊自殺,加拿大僑選立委許之遠在立法院動議刪減了新聞局電影事業經費一億多元台幣。無獨有偶,胡蘭成熱潮迄今在大陸方興未艾,《今生今世》等書前年連續數月高踞暢銷書榜首,這說明今日大陸年青一代辨別善惡的能力遠遠不及港、台二地。不過,香港也有失察之處,例如八十年代有幾家左派報紙常常謳歌台籍作曲家江文也,把他說成是文革受害者,其實江文也是當年藉日寇勢力進入大陸爲虎作倀的文化漢奸,那首《新民會會歌》就是他作的,一個寫軍歌號召淪陷區青年參加僞軍「戰勝」抗日志士的文化漢奸,究竟有什麽紀念價值需要年年焚香膜拜呢?有一種論調說那是「爲生活所逼」。不過,作爲一名音樂家,是不是非當漢奸才有飯吃呢?江文也的同輩音樂家黃自、冼星海、聶耳都沒有創作日僞軍歌、新民會會歌之類的媚日作品,也不見得生計斷絕。黃自沒有去大後方,但他的節操仍然名垂青史。由於長期以來閉關鎖國以及封鎖史料,一旦打開大門,糟粕與精華齊放,使年青一代無所適從;蒙昧無知的人大量編寫辮子戲以及歪曲史實的傳記作品,如此惡性循環,導致今日大陸的傳記文學仍然不發達——雖然數量很多,在大城市的書城擺賣數以百種計,然而素質不高,佳作不多。
   
    軍閥的後代花錢出書為其先人塗脂抹粉
    為軍閥陳炯明翻案是他的嫡子、美籍華人陳定炎策劃的。一九九五年他在台灣自費印行《陳競存先生年譜》,兩年後在香港推出《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陳炯明與孫中山蔣介石的恩怨真相》,一九九八年斥資以華南一所重量級大學的名義出版《陳炯明集》兩巨冊逾千頁。這三套書的內容是雷同的,唯臺北版比廣州版多加了一些體現語言暴力的小標題,諸如〈黃埔學生之毒化宣傳〉〈孫文禍國禍粵之罪狀〉〈孫文與秦始皇之比較〉〈孫文屠城〉等等;香港版則以序言汙衊國父孫中山的所謂「西關屠城」,同「八九‧六四」相提並論,統稱為「黨政府摧害自己人民的暴行」。我曾親耳聆聽陳定炎說:他「搞掂」這家大學歷史系的頭頭,祗花了不多幾個錢,下一步就要北上為乃父爭取徹底平反。二○○一年,一個文革餘孽(復旦經濟系大批判小組頭頭)在香港《明報月刊》連載十萬字系列文章,以文革式的語言如「專制主義」「踐踏法律」「使用極端手段」「以革命或其他冠冕堂皇的名義把法律置諸腦後」「動輒舞刀弄槍」「有槍便有權」「挑動內戰攻佔別省土地」「念念不忘用武力統一中國」等等,誣指孫中山先生有「五大罪狀」,把「民主在中國進入這樣的歧途」歸咎於孫中山,而且說孫中山先生「這些反自由的思想且為其繼承者變本加厲地推行」,其「論據」出自帝國主義情報機關的諜報資料與殖民主義喉舌(如香港的《華字日報》)的讕言。
    這些書在港臺兩地銷數甚差,香港版是免費派送的。港臺海外的中國人政見容或不同,但崇敬國父孫中山則是世代相傳的,以上讕言沒有激起多少漣漪。近二十年內,本人所撰批駁胡蘭成、周作人、陳炯明的文章逾十萬字(僅批判《滾滾紅塵》的影評就有六萬字),陳定炎曾對我說:「若不是你在香港信報連載〈陳炯明也能平反嗎?〉一文,我父親早就正式平反了!」這是對我最大的恭維。然而,香港畢竟是軍閥漢奸的逋逃藪,民初的下野軍閥、一九四五年逃避懲奸的汪偽大小官員都以香港為最後流亡地,陳炯明文集在香港首發時,陳定炎邀約的乃父手下旅、團長子孫就有近百人。所以,我由於仗義執言,曾多次收到死亡恐嚇,這從另一角度表明了,秉筆直書確是很使人痛苦的事。
   
(2019/11/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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