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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適合君主立憲制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65099550368957
   
    2016-04-17 作者:中華文化復興/無名氏
   

   
    中國近現代歷史錯過的三次崛起機會,君主立憲制,或稱「虛君共和」,英文 constitutional monarchy,是在保留君主的前提下,通過立憲,樹立人民主權,限制君主權力,實現事實上的共和政體的一種國家體制。
   
    英文的意思是通過憲法制約的君主制。
   
    其特點是國家元首是一位君主。與其他國家元首不同的是,君主是終身制的,並世襲。君主屬於一個特別的階層-----貴族。君主的地位從定義上就已經高於國家的其他公民(這是君主與一些其他元首如獨裁者的一個區別,獨裁者往往將自己定義為普通公民的一員,但他必須掌權為國家服務?為百姓服務?)。請注意括號里的內容,中國人最為熱心的就是這一點。
   
    君主立憲的最大優點就是把國家主權和政府職能一分為二,類似於現代的企業管理制度。即老闆並不參與具體的行政事務,政府的換屆不影響主權地位,國家名義上由君主行使象徵性權利,政治家行使行政權,立法權。君主不對具體的政府失誤負責,政府更迭不會引起社會和國家的動蕩,因為有君主的存在,權利不會出現真空。特別是不會因為君權的爭奪而引發整個國家的動亂,從而產生國體的改變。
   
    現在許多國家,包括最早實行資產階級革命的英國,仍然是君主制國家。歐洲的英國、挪威、瑞典、丹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西班牙、安道爾、摩納哥、列支敦士登;亞洲的日本、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尼泊爾,沙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美洲的加拿大(英聯邦成員,元首是英王)、巴哈馬、安提瓜和巴布達、巴巴多斯、伯利茲、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格林納達、牙買加;大洋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圖瓦盧、所羅門群島(澳新也是英聯邦成員國)這些國家的現實狀況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得出君主制特別是君主立憲制是個醜惡的制度呢?當然不能。
   
    從這些實行君主立憲的國家中絲毫看不出整個制度的不好。
   
    在南美的那些動蕩不斷的國家幾乎都不是君主立憲制國家。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國同英國。英國實行了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法國則把國王送上了斷頭台。在我們的歷史教課書中,英國總是被譴責的對象,而法國總是被歌頌的對象。但是徹底革命的法國除了讓很多人人頭落地實行了血腥的暴力革命之外給法國帶來比英國更加優越的東西麼?沒有。這兩個在當時旗鼓相當的國家的競爭不能說明君主立憲劣於其他的資產階級制度,相反倒說明君主立憲要更好一些。
   
    看看歐洲那些實行君主立憲的國家,挪威、瑞典、丹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西班牙。哪一個不是社會穩定和諧人民富足安逸令人羨慕的國家?
   
    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首先取消了沙皇的統治,十月革命更是徹底地從物質上消滅了沙皇,但是並沒有為俄國帶來光明的前途,而是更多的血腥。
   
    前蘇聯的誕生是今天俄羅斯這個舊時的歐洲霸主淪為一個二流的國家根本原因。
   
    加拿大仍然是英聯邦的成員,但是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國家之一。我們相鄰的日本也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日本雖然政治相對混亂,但是國家社會和經濟卻相當穩定。
   
    假如中國的政府出現那樣地頻繁輪動其結果不難想象。
   
    再看看幾個典型的國家,朝鮮,伊拉克,伊朗,古巴。哪個又不是共和制國家?
   
    二讀歷史是為了現實。讀中國近現代史我們更應該實事求是,不要再讓一個什麼名詞,一個所謂的民主自由的字眼等來迷惑我們的眼睛了。
   
    中國人歷來注重名實的爭論。但是我們常常是一葉障目,抱殘守缺,不為事實所動。也就往往坐失良機,永遠地失去機會。
   
    從清末以來的相關爭論到今天的民主和自由的定義,我們沒有在認識上得到些許進步,相反,幾乎都是自說自話,為自己的理論作一個旗幟上的證明。清皇的遜位給我們帶來了民主的自由還是國家的強盛?沒有。是幾近滅國的危地。
   
    康梁的「革命將給中國帶來分裂遭遇列強幹涉」的論調基本已被歷史所證明。之後我們現行過各種各樣的主義,也為了主義爭鬥了近一百年。
   
    但是,今天我們怎麼樣了?我們是應該感謝社會的進步,還是慨嘆世事的無常?
   
    近代以降,中國的仁人志士幾乎都把精力用在了名實的爭論和實踐上了,各種主義相互比拼,互不相讓。這是多麼巨大的浪費呀?
   
    是革命優於改良還是改良優於革命的討論,也從來都沒有超出自我界定的道德範疇。一邊是革命多麼高尚一邊是革命多麼的殘酷。革命者罵保皇黨多麼的迂腐保守,保皇黨罵革命者多麼的殘暴。他們所堅持的不過是一個黨派信仰,所行的也不過是一個黨爭鼓譟,根本沒有對於問題本質的認識。在沒有一個統一規則下的爭論最後只能流於形式上的道德界定。
   
    而革命的宣傳似乎更符合中國人的道德氛圍,價值觀,那種對現有秩序的破壞似乎更容易讓國人接受,革命得到了更廣泛的民眾支持。
   
    那麼君主立憲制比共和到底有什麼不好呢?唯一的「不好」就是明確了君主擁有對國家的主權,而且他們將世襲。第二點就是君權虛擬。正是這兩點導致了中國人對於君主立憲的難以認同,相互難以妥協。
   
    一方面,權力者對於權利的極端貪欲,使他們難以認同虛君共和這樣的制度。另一方面,中國人歷來強調大公思想,象天下為公,共產思想等等都有相當的號召力。從古至今,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對於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一直津津樂道,孜孜以求。然而,說穿了,那不過是野心家們利用的一個口號百姓的一個夢幻而已。他們打著「天下是人民的天下」造反的時候,也不過是為自己找一個道義上的根據,得到道義的同情。
   
    而近現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大興其道正好為造反家們的行為找到了一個瓜分富人世界的合理的根據。造反家正是使一己之私掛上了一個「天下為公」的幌子,把這個旗號順應中國人的人性狀態,從而為自己竊國而王找到合理的現實根據。
   
    這兩種人性樣態是中國社會的巨大的毒瘤,對我們現在的社會進步仍然是個巨大的挑戰和障礙。中國人的這種所謂的「大公思想」一旦得勢就變成了那種贏家通吃之類的極端自欲主義。他們在沒有權益時候,說權益是每個人的,他們得到權益時候,又總是不容許別人分享任何的權益,此刻就變成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了。
   
    我們缺少的就是西方的「我活人也活」的和諧精神。像什麼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一山不容二虎等民諺很好地說明瞭歷史和現實。
   
    歷史上,類似於洪秀全的太平天國的運動,就是因為是反對政府的行為就被現行的輿論賦予了崇高的地位。其實他們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對社會的貢獻上都沒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東西。他們不過一種當然的破壞力量而已。
   
    像這樣的人類歷史的破壞者,很多都被我們賦予了革命的象徵。革命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只要是革命的就是好的成為了我們的共識。因為中國階段性的統制者們總是在現實中以革命的手段來推翻現政權而生存。他的合理性就是革命的合理性。
   
    但是歷史已經逐漸顯明,歷史的所謂革命者,大多是現實的造反者,法制的破壞者,無論中外大多借助外力成為帶有分裂國家性質的集團勢力。對革命最為鐘情的蘇聯的列寧,中國的孫中山,毛都有意無意地借助外力在動亂中漁翁得利。
   
    三西方的世俗權利的法理基礎來源於君權神授。西方皇權的宗教合法性是世俗的合法性保障。所以,得到了形式上保證。西方的皇權的爭鬥幾乎總是在貴族中進行,也就是這個道理。
   
    一個草莽英雄通過造反白手起家的皇帝在西方簡直是難以想象的。而中國的內聖外王之道不但不能成為皇權的保障,反而是草莽英雄的一個精神寄託。
   
    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主要發展了法制,契約,國體;而中國只發展了忠君報國。歷史地看,中國人對於所謂的民主的認同更多的是名義上的認同,只是弱者對於強者的道義上的訴求,一旦權力在握,過去所倡導的民主的大旗就只剩下一個符號。這是一百年來我們必須得到的一個教訓。
   
    試想在一個連君主的位置都可能被隨意丟掉的社會中人們對於自身的危機感也就成為當然的思考。
   
    既然程序法律從來都不會保證我們的現實權益,強權也就成為人們追求安全的唯一保證。
   
    毛曾帶有總結性地指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就說明瞭這一點。
   
    這是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的總結。
   
    所以使用暴力奪取政權,用暴力和強權穩定政權成為一個被廣大的中國人認同的理念。
   
    這種理念的現實基礎不消除,這種理念的得勝,中國就永遠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穩定局面。
   
    任何一個優良的社會都一定是讓人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的。因為言論自由是民間智慧的直接渠道,是使政府與民間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政府與民間互動的平台。一個社會要保持健康,容許民間保持對政府的監督,保持民間智慧對政府的批評之聲是至關重要的。是使政府良性運作的根本的唯一的保證和出路。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的言論都不是沒有任何限制的,都會有自己的基本的底線。中國如此外國亦然。問題是,我們的言論到底自由到了一個什麼程度。是保持在一個對政府足夠監督力度的,使民間的呼聲得到上達的,減少政府失誤對政府的錯誤起到有效遏制的作用,還是攻擊一點不及其餘,為自己的私利張目,甚至是帶有企圖性的對國家的攻擊造成國家的動亂甚至分裂。
   
    美國可以批評總統,但是它的憲法不容挑戰,三權分立的建國制度不容置疑;英國可以責罵首相,但是國王的尊嚴不容踐踏。
   
    歷史發展來看,西方,宗教的威嚴不容挑戰,宗教在人們的地位至高無上,教皇的權威至高無上,世俗的國王幾乎成為了他的人間的代理人,法律主要來源於宗教。宗教是社會穩定的一個基石,是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底線平台。
   
    人們在宗教禁忌中成為守法公民的意識相當強烈。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中,無論是最早期城邦思想,蘇格拉底的政治觀念,還是後來的契約論,都是把法律作為一個公民的基本訴求。法律是制約世俗權利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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