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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七)

五,简介以欧阳哲生为代表的胡适派对胡适与五四研究结论性言论
   
   1,引述
   
   讲完胡适在五四事件中的实迹事实(任何人都可看出,叙述是中立公正的!)后,

   由于对五四运动的价值评判已经在《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中详细叙述了,本来就可以接着讲叙胡适对五四运动之价值评判的意见了。
   但是自从胡适晚年的说法一出现,即“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世人称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马上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议论,许多学者以此为课题大做起
   各自的“考据”来了。也许这马上会引起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研究五四运动的价值评判肯定地讲是有价值的,二是每一个人(当然包括当事人,也包括后来人)都有权力,发表他们的意见,自然,胡适也有他的权力,讲出他对五四运动的价值评判了。
   
   这样,整个社会就有许多不同的价值评判。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选择或确定某个价值评判是正确的?这就又回到了前面反复强调的价值评判标准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反对,像余英时以及自称为是胡适众多“转世灵童”之首的欧阳哲生那样,心中独认胡适是唯一的太阳,唯一的真理,凡是胡适反对的,你就得反对,凡是胡适赞成的,你就得拥护。故因为如此,如同台湾的学者一样,在大陆也有许多学者,如欧阳哲生为代表的胡适派,对五四运动的价值评判也随着胡适的变化而改变。
   
   这样地研究胡适五四观有从肯定到否定的变异,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这些学者都不去思考,胡适为什么会有此种变异的,这就是第二个问题,胡适为何有此种肯定到否定的变异的?探讨胡适此种变异的背后的原因。但至今我们未见到令人满意的回答。
   
   这多种原因中有一条就是,在大多数当事人、许多历史学者的眼中,因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近乎是发生在同一时间段,像陈独秀等人又同时参加了这两个不同的事件,历史上又曾普遍地被误认为是同一件事件,从而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历史误会和民族历史记忆上的错误。
   像毛泽东在1945年还这样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如果从我的《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中知道了梁启超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以及上面讲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的话,那就不会认同毛泽东如此的评语了,因为谁都知道,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那是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所作所为以及对五四运动的实际作用与影响所无法相比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出于整个的五四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这就是说,欲想研究整个的五四事件的话,就必须认真地重新思考如何正确地研究整个的五四事件,必须改变台湾与大陆的现行的、流行的提法,而采用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才能取得有效果的成果。
   
   在没有表明这新的历史叙述方法以前,这里暂且延用旧有的历史叙述方法,即认为整个的五四事件大概指的是从1919年5月4日起到1924年1月20~30日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 (也可以提前,也可以缩短,这里说法的主要的依据是来自于“二十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的“二十年代初”这几个字的缘故)。把大时段的历史分成小时段的历史加以深入研究,这是一般学者研究历史时常常采用的方法。
   
   2,简介以欧阳哲生为代表的胡适派对胡适与五四研究结论性言论
   
   目前在中国大陆由自称为是胡适众多“转世灵童”之首的欧阳哲生为代表的五四研究方法,以及台湾和海外研究整个五四事件的多数学者和一般人(包括当事人和现在人),也包括海外中国战略分析网站等等,都将五四分为狭义的五四运动和广义的五四运动两个运动。
   以欧阳哲生为代表的胡适派目前常见对胡适与五四研究结论性言论,主要包括研究理论指导(用其原话叫理论建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代表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这三大五四话语流派如何评价之?等等几个方面。
   可以用以下欧阳哲生文章摘要来表达:
   欧阳哲生在《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一文中写下的这样相联的二段话,“以它与前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相联系的一面看,"五四"运动发展并强化了两种观念:革命与民主。在观念形态上,革命将人们引向对旧制度、旧思想、旧习俗、旧生活方式的反叛;民主则成为人们谋求建立新社会、新政治、新道德、新生活方式的价值标准和观念基础。”
   “革命与民主是"五四"运动中真正具有影响力并渐次上升为主流的两大观念。(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下面简称作为第Ⅰ句段)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革命和民主并不是"五四"运动的发明。在此之前的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既提倡革命反清,又追求民主共和。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革命与民主相结合的一个成果。这一成果无论从它的内在构成,还是从它植根的社会土壤来看,都很幼嫩。”(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下面简称作为第Ⅱ句段)“民国初年所出现的政治乱象和文化复古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民主意识和革新观念极为脆弱,一大批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海外,更是说明新旧力量对比的格局没有真正改观。”(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下面简称作为第Ⅲ句段)“新文化运动蔚然成为不可阻挡的新思潮,并衍及政治层面,爆发了"五四"事件,在观念上产生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革命的观念深入社会,是否革命成为进步与反动的分界线;二是民主成为支配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能否民主构成他们评估政治好坏的标准。这两大观念相互重叠,又相互矛盾。它们的突破得力于"五四"时期鼎盛一时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阐发。激进主义以"决不容他人匡正"的革命姿态推动文化革新,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得力于这种精神的激励。自由主义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打破传统的"道统"观念,民族文化所蕴藏的内在能量从而得以迸发。不过,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他们的思想性格形成中都存在内在矛盾和外在冲突。激进主义并不排斥民主,但他们对革命的热情以及不择手段,最终将他们推向了反民主的道路。自由主义也不反对革命,但他们对纯正民主生活方式的追求,使他们不得不抛弃日渐暴力化的革命,走上了渐进之路。这两大思想派别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强化各自的思想定势,构建各自的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了与"五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大传统:激进主义的革命传统和自由主义的渐进传统。”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下面简称作为第Ⅳ句段)
   “关于新文化运动,胡适给其一个特定名称--"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名称并非胡适的发明,"五四"时期《新潮》的英文刊名即为"Renaissance"(文艺复兴),胡适1933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演讲介绍新文化运动,他使用的英文题目也是"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晚年之所以特别强调使用这个名称,除了英文叙述的方便外,还有其特殊的意义:其一,人们通常理解新文化运动,受激进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影响,往往容易强调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的一面,忽略其与历史联系的一面。”(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下面简称作为第Ⅴ小句段)
   “新文化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陈独秀"必以吾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胡适以为这种"启蒙的敲诈"是激进主义那种极不容忍的革命精神的典型表现,他坚持自己当初的主张,即新文化的发展只能是自由讨论,循序渐进。”“胡适在描述新文化运动时,尽管他 力持 以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态度,但他绝口不提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启蒙运动。他喜欢采用另一个名称: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下面简称作为第Ⅵ句段)
   “胡适还谈及"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他对从苏俄输入的新式"民主"不以为然,认为民主在中国被人曲解,因此他又特加说明"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下面简称作为第Ⅶ句段)
   “综上所述,胡适对"五四"运动在不同阶段透视的侧重面不同,陈述的观点也略有差异,但贯穿于其中的基本立场并没改变,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他在文化方面的论敌主要是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建构了一个反"五四"话语系统。”(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下面简称作为第Ⅷ句段)
   对五四运动的精神欧阳哲生在《新世纪五四话语的演进》(刊于《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又讲道, “五四叙事大致是沿着讲故事和理论建构两条路子展开。
   
   过去我们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单一视角审视五四,对包括自由主义、《学衡》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等其他思想流派的五四话语几乎完全忽略,为此,我细致地爬梳以胡适、殷海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以《学衡》《甲寅》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流派的五四话语,对他们的叙事方式和话语特点进行比较,对五四话语的关键概念民族主义、革命、民主加以解析。五四话语实为中国现代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具有多重性、开放性的特点,民国时期各个党派都力图掌握五四的话语权,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最早在《晨报》开辟专辑纪念五四,国民党在《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几乎年年都发表纪念文章或社论纪念五四,共产党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刊文纪念五四,其力度不让国民党。其他如青年党、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也谈五四,大家所谈五四的话语、视角很不一样。“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英国俗语完全可以套用五四运动。有的单纯从文化角度来阐释它,有的则强调它的政治意义,有的把纪念五四当作社会动员。纪念五四是一个内容丰富、取向开放、充满挑战意味的话题。
   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大本,这套论文集的主题是强调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追求民主和科学,五四运动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1990 年代以后对于五四的评价出现了转向,各种杂音较多,为二梁(梁启超、梁漱溟)、学衡派翻案的文章不少,对五四的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
   在1979年、1989年纪念五四时,大家的指向非常明确,就是强调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提倡的民主、科学代表中国现代化的方向。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这几句下面称作为第Ⅸ句段)“综上所述,胡适对"五四"运动在不同阶段透视的侧重面不同,陈述的观点也略有差异,但贯穿于其中的基本立场并没改变,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他在文化方面的论敌主要是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建构了一个反"五四"话语系统。”(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下面简称作为第Ⅹ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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