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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五)

   三,胡适在五四运动的客观事实
   1,“五四运动”的最中性的描述和“五四运动”这词的由来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专院校的三千多名学生,汇集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巴黎和会出卖我国山东权益的不平等和约,声讨北洋政府亲日派官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行径,学生游行队伍像潮水般涌向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他们一路高呼:“还我山东!”“还我青岛!”“保我主权!”“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但抗议示威受阻,便一路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宅,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当日有三十余名学生被捕。“五四”学潮迅速波及全国学界及工商界,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公民抗议运动,终于迫使北洋政府拒绝签署巴黎和约,并罢免了曹、陆、章。
   “五四运动”一词 ,最早见于罗家伦(笔名“毅 ”)发表于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文章将5月4日北京的爱国学潮称之为“五四运动”,赞誉其为中国学生的创举、中国教育界的创举和中国国民的创举,并将“五四运动 ”的精神概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


   
   2,胡适是上海五四运动的“一名冷漠的看客”
   
   欧阳健在《从日记的缺失看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态度》(2018一06一20)中写道,
   先是5月7日的《申报》,在报头左侧醒目刊出《国民全体大会紧要通告》,中说:“兹为山东青岛问题,关系国家存亡,定于本月国耻纪念日(即五月七日)午后一时,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开国民全体大会,务乞各界届时踊跃惠临,一致对外。”
   接着5月8日的《申报》,又以《五月七日之国民大会》为题,以整版篇幅作了极其详尽的报道。 报载“因力争山东青岛问题,参预公共体育场国民大会的团体”有57团体,以及临时加入者十馀团体,约计共有五六千人。
   于午后一时半旧钟点开会,首由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登台演说,继之者为王容实、叶刚久、汪宪章、朱隐清、光明甫等计共六人,演辞均极激昂,台下掌声雷动。至二时半演说毕,遂公同决定按照规定游行程序。
   《救国日报》王兆荣君演说,有“争山东不成,他事更难措手,青岛亡则山东亡,山东亡则中国亦不能有”,“上海为万国观瞻所系,一方表示民气,一方严守自治”等警语。
   
   上海不愧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最大的产业中心,广大市民表现出极大的组织精神,传达出了中国人发自心底的最强音。在这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里,胡适究竟作何表现呢?他写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无意中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今年四月底,我到上海欢迎杜威先生,过了几天,便是五月七日的上海国民大会。那一天的天气非常的热,诸位大概总还有人记得。我到公共体育场去时,身上穿着布的夹袍,布的夹裤还是绒布里子的,上面套着线缎的马褂。我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故挤到台前,身上已是汗流遍体。我脱下马褂,听完演说,跟着大队去游街,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走得我一身衣服从里衣湿透到夹袍子。我回到一家同乡店家,邀了一位同乡带我去买衣服更换,因为我从北京来,不预备久住,故不曾带得单衣服。习惯的势力还在,我自然到石路上小衣店里去寻布衫子,羽纱马褂,布套裤之类。我们寻来寻去,寻不出合用的衣裤,因为我一身湿汗,急于要换衣服,但是布衣服不曾下水是不能穿的。我们走完一条石路,仍旧是空手。我忽然问我自己道:“我为什么一定要买布的衣服?因为我有服在身,穿了绸衣,人家要说话。我为什么怕人家说我的闲话?”我问到这里,自己不能回答。我打定主意,去买绸衣服,买了一件原当的府绸长衫,一件实地纱马褂,一双纱套裤,再借了一身袜衣裤,方才把衣服换了。
   被誉为“五四旗手”的胡适,既没有参与上海国民大会的策划,也没有发挥自己演说家的特长,上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而是在台下当一名冷漠的看客。激愤的“青岛亡则山东亡,山东亡则中国亦不能有”的呼声,根本没有触动他的神经;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新散文大家,絮絮地讲自己马褂夹袍,对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却毫无感悟。他“故挤到台前”,不过“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看看是不是够得上水准。——这才是他对上海国民大会的态度!策划这次大会的,除了报道提到的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还有《民国日报》邵力子,据朱仲华《五四运动在上海》,五月五日夜间十时半,复旦公学接到邵力子电话,始悉北京学生壮烈举动。六日上午八时,邵先生到校,手里夹着一卷报纸,向大众报告了北京学生示威游行,和北洋政府以军警镇压的经过,以沉痛的语言说:“我们校里的同学对国事比较关心,现在北京的同学,已有这种壮烈举动,我相信本校同学必有所表示以响应北京同学。”全体同学当场议决两案:(1)联合上海各学校通电全国营救北京的被捕学生;(2)从速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两案当场一致通过后,同学即分头出发,向各校接洽,直至夜间,始将电报发出。
   尤为不公的是,历史早将1918年3月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同年5月领导留日学生救国团在北京进行“抗日拒约”宣传活动、7月奔赴上海创办《救国日报》、在大会上呼喊“青岛亡则山东亡,山东亡则中国亦不能有”的王兆荣(1887-1968)忘却,反将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胡适奉为“五四运动主帅”,未免有点滑稽了。
   
   为了对欧阳健文章中提到的王兆荣(1887-1968)需要作进一步了解,我查找了王兆荣(1887-1968)有关资料。
   “1918年3月,北洋军阀段祺瑞秉政,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议》。留日学生群起反对,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并推王兆荣为干事长。他领导该团发出抗议宣言及救国主张,寄上海各报广为宣传,并致电欧美留学生一致声援。救国团的活动遭到日本当局镇压,3000名留日学生愤而归国。5月兆荣回到北京,领导救国团“抗日拒约”活动,联络各大专校生游行示威,赴天安门请愿。在此同时又与各名校代表商组学生会。7月多数去东同学南下,到了上海,即创办《救国日报》,作为长期抗约,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舆论阵地。当时,救国团多数同学均望继续求学,他为此两赴南通,找张(季直)(张謇一孟泳新注)赞助,并邀上海人士,共同发起创建“国民大学”,未果。稍后,大部团员,或因经济困窘而返乡;或因续学无门,函垢东渡,留上海者不过十人。兆荣仍坚持在上海肩负救国团、报社与各校学生会联系之重任。
   1919年4月末,为纪念国耻,他不顾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多方阻拦,团结留沪同学及各校学生会广为宣传。适北京学生于5月4日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国贼发起进攻。消息传来,上海震撼,“五•七”市民大会得以召开。这时,北京学生代表,两度去沪与兆荣及沪校代表联系,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
   1932年一1935年任四川大学校长。”
   
   我在《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九)(2019/06/08 发表)中曾写道,“另外,如果按唐启华的价值评判和他历史观点来评价当时中国历史的话,就得认为,段祺瑞在1917年8月14日宣布对德宣战后,像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采取了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即联合日本。根据日方要求,谈判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在交涉过程中,其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刊所揭露。 4月2日,梁启超的研究系报纸《晨钟报》刊文呼吁国人注意日本“对我之重要新交涉”。 此项谈判内容的泄密,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中日军事协定谈判是在冯、段之争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所以皖系方面认为总统冯国璋是此次中日新交涉被泄密的罪魁祸首。 5月16日,中日正式签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也就是说,在宣布对德宣战后,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与日本签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也应该被认作为是合乎情理的做法而不应该受到谴责。我们换个角度来说,按照,中国与日本今天签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明天就有可能建立全面的军事同盟,最后,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了希特勒纳粹意大利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盟国的二等结盟国了。”
   从这里介绍的王兆荣(1887-1968)的资料,从段祺瑞与日本正式签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与《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到1918年3月王兆荣组织3000名“留日学生救国团”愤而归国,再到上海创办《救国日报》,再到适逢北京学生举行五四运动之机上海举行“五•七”市民大会王兆荣登台演讲,王兆荣在这一段时间内的思想、行为、以及意义,我们可以认为隐藏在其思想背后的思想逻辑链条——一种爱国的精神是清晰的、是一贯的,它在事过百年之后还是值得应该给予完全的肯定,尽管王兆荣对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背后的那些事情以及北京政界学界上层人物之间意见分歧等等并否全部了解与清楚。
(2019/10/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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