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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二)

2)为什么“通史”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通”,由此我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第一次地提出是“四通”?
   “通史”的最高境界是“通”。“通史”不能达到通的要求,就是说,由一部不通的“通史”所写出的各种历史事件的历史解释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之处。“通史”的最高境界是“通”。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学界是早已为人所共知了的事实。而我对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贡献是,第一次地提出是“通史”的最高境界是“四通”。我心向往之的中国近现代通史之通,要能达到四个方面的通的要求,即中外相通,上下相通,纵横相通,心行相通。
   中外相通,指的是中国近现代通史要与欧洲公认的近现代通史,美国公认的近现代通史,等等世界大多数国家公认的近现代通史要互相间相通,互相衔接,互相间不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之处。这就是我在《《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二》中反复强调的一点。
   上下相通,指的是中国近现代通史上下历史事件的历史解释之间互相间相通,互相衔接,互相间不存在着严重对立,互不相容的矛盾之处。
   纵横相通,指的是与通史时间上相平行的思想史,法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等等专门史之间要建立一种横通关系。

   心行相通。指的是中国近现代通史要研究各类杰出人物的人性与其行为之间所存在着的关联,以揭示出 “通古今之变”,以为后来人提供有益的历史知识。仅看重这一点,历史也可视为是记录过往的杰出者由心而发的各种自由行动的事迹故事罢了。从社会学科分类角度来讲,纵横相通要求的是主要讲述中国近现代通史要与作为辅助作用的思想史,法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等等专门史相通。
   心行相通要求的是主要讲述中国近现代通史要与作为辅助作用的政治心理学,社会群体心理学,以及传媒学等相通。
   3)“通史追求的最高境界的最大难处何在?”
   通史追求的最高境界的最大难处这里有二难。一难是在于寻找证据,以构成貫穿全剧的主线轴和副主线轴。
   上下相通和中外相通实质上要求的是,从连续时间维和地域空间维这二个维度出发,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全面考察研究,确定一条贯通全局的主线轴,要求以证据为依据的主线轴作到上下相通和中外相通,以它通领整个历史大剧的跌宕起伏,构成中国近现代通史的主台戏。
   我们对人性的探微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对共产党的罪恶史的证明是问题解释的一个方面,但我认为,问题解释的另一个方面、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要说明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成为犯罪集团的原因所在。”若解释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成为犯罪集团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我们对人性探微的目的。但这还不够,我们研究历史的最终的目的主要还在于教育我们现在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康德认为人的智慧足以实现为一族人民立法,建立各种各样的历史性纪念,严惩犯罪首恶,补赏受害者。
   从中国通史研究的角度看,纵横相通和心行相通实质上要求的是,通过对人性的探微,以确定一条贯通全剧的副主线轴,要求以证据为依据的副主线轴作到纵横相通和心行相通,这副主线轴和主线轴共同通领整个历史大剧的跌宕起伏,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通史的主台戏。
   通史追求的最高境界的最大难处的二难是,是否能“敢于诚服于天下”。一旦有人提出了以无可辩驳的证据为根据、以真正地共同通领整个历史大剧的主线轴和副主线轴时,那就勇于放弃自己原有的错误的预设,敢于“诚服于天下”。
   正如彭刚在《什么是历史?》一文的结束前的那段话所说,“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间接地接触到过去,但真实不妄的过去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断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在出现无可辩驳的史料对于自身历史构图造成质疑或颠覆的情况时,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必须勇于放弃自己的预设,这是史学研究实践中最常见不过的情形。这就表明,无论如何,过去实在并未因为历史学的文本性而丧失其效用和意义。最后,历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科规范、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来源。”
   4)在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二部分)中我主要的是向诸位公开我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也就是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与共产党的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也与国民党的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史观相比较之间最大的特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是它以(1)康德的三分法为其哲学基础,并(2)以历史客观事实为主要证据,(3)确立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肆虐中国百年为主线轴、以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为主线轴; 以及孙中山、蒋介石、胡适,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这中国近现代的最突出的七位甲级人物以及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蒋经国、傅斯年、李大钊、周恩来、刘少奇等乙级人物,他们的出身、受教育的过程、人生观及爱好之变化、对世界和中国社会之认识能力、个人德性的培养与发展、个人思想心理的发展历程、以何为心中之偶像、何时崭露头角、为何人提携而发迹、何为其最大的人生追求、 在个人之人生生活中如何真正地为社会及历史立功、立言、立德的历程,或者与其所有的同路人同盟者部下之间的相处共处、在政治生活中如何发挥其个人最大能量的历程,或者与其所有政敌异路人不同意见者之间的相争斗争、在政治斗争中如何发挥其个人最大能量的历程。这三个历程合成为副主线轴;这副主线轴和主线轴又共同通领整个中国百年历史大剧的跌宕起伏,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通史的主台戏;从而真正地达到中外相通、上下相通、纵横相通、心行相通的历史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
   我的全部工作正如同,在大半个世纪之前,英国史学理论家沃尔什(W.H.Walsh)所提出的,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主旨,“乃是要从他所研究的事件中构成一个一贯的整体。……他做出这一点的方式是要寻求某些主导的概念或指导的观念,以此来阐明他的事实,追踪这些观念本身之间的联系,然后表明事实细节是怎样由于对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各种事件构造出来一种‘有意义’的叙述而(就这些观念看来)成为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用来将各种事件构成为整体的主导性概念,沃尔什称之为“综合性概念” (coligatory concept)。按我个人的理解,为沃尔什称之为“综合性概念”的整体的主导性概念,亦可以表达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二,先验方法论,第四章纯粹理性的历史”,也是邓晓芒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集的最后一段(第561页) 上写的三种不同的道路,三种不同的人类认识社会世界之途径。 在这里我将我研究百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有的事件所构成的整体的主导性概念,即为沃尔什所称之“综合性概念”定名为“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
   通过整个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事实表明,以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独断论地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 孙中山、蒋介石、胡适为代表的国民党则采用怀疑论派的手法,推崇以怀疑论、实用主义为核心的胡适思想,至今全盘地实行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唯有梁启超、张君劢派坚持康德先验哲学,既批判以独断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核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批判以怀疑论、实用主义为核心的胡适思想。可以说,唯有采纳康德三分法,才能正确清楚地梳理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的基本脉络。
   5)2019/05/04 才发表完我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二部分)》,即《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之后,我又赶写了专门为纪念五四百年而发的系列文章第一部分《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 其最后的一篇终于2019/06/09 发表。我在第一部分《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一)中已经讲了本系列文章的主要旨意和内容。
   我写的《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有两个目的,
   一是首先要搞清五四运动的历史事实。这里我与诸多的“五四”评议者不同,就是在研究的方法上首先要分清五四的历史事实,然后再公开著作者本人的价值评判,其后才能对与你意见相左的不同的价值评判结论观点进行批判。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既不同又相关的事件,新文化运动发生在五月四日的前前后后一段时间内,有许多人又同时地参加了这两个事件之中并起了各不相同的作用,故在历史上曾经一度为世人误解误读为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直到“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中用整整三章的篇幅叙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与前两个阶段不同,在这里他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区别开来。”(引于欧阳哲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2018))自称为是胡适众多的“转世灵童”之首的欧阳哲生写道,“五十年代以后,文化保守主义借"五四"这一话题不断攻击自由主义,逼使胡适从"五四"话语中淡出。他不仅称"'五四'运动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而且在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中,除了披露自己"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天不在北京这一事实外,还表示"我是的确不负领导"五四"责任的;说是我领导"五四"的,是没有根据的。"胡适的谈话,除了悄悄地修改自己对"五四"运动的观点外,还表明他开始从"五四"话语中淡出。”(欧阳哲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2018))
   鉴于胡适是当时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与主帅的缘故,这样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档事情的历史事实,基本上为中国世人所接纳。这样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档事情的认知时间应该在胡适晚年,胡适死于1962年2月24日,也就是说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初以后吧,事件发生的四十年后。但是我自然也依此为据,依此为前提,来进一步地探问,哪么五四运动是怎么发生的呢?谁是它的发起人?点火人?对此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我也只是在其列而已。主要的重复地写在《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二)之中。因为我的研究视角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问题,故有许多地方与众不同,这就是,至今为止还只有我一个人完全地认真去探索,即通过从单一事件的探讨发展到将多个事件联系起来成为一个较长时间段总关键问题的探讨。
   朱中原在《“五四”点火者梁启超——关于“五四运动”领导人问题的重新考察》(2015一5一10)写得不差,思路有些与我接近,他写道,
   “由于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问题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是破坏捣乱者,因此,正如历史学家顾则徐所说,在民国时期乃至今天仍然以革命党为正统的台湾史书上,一直采取了不能客观叙述历史和贬低北洋政府的态度。虽然现在中国史书已经正面承认14万青壮年华工参战的事实及其贡献,1998年法国总统希拉克明确指出“任何人都不会忘记这些远道而来的、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与法国共命运的勇士,他们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捍卫了法国的领土、理念和自由”,但无论中外,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描述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在根本上继承了当年“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的态度。(顾则徐《段祺瑞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共识网2012年2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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