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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质疑余英时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论”史观(一)

一,对近一年来我写作的回顾
   2018年9月30日起我发表了《二零一八宣言》及附文,以后又写了《八问》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一)》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二)》,《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三)》 来说明我写作《二零一八宣言》的起因,以及写作的意义与目的。鉴于考虑到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百年及六四三十年纪念日就要来临,许多各路写作高手早已纷纷登台亮相,提前写出了他们的纪念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暂停手中的所有研究与写作的活,集中力量书写《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一部分)》,即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与 《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二部分)》,即到2019/05/04 才发表完的《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
   我发表《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目的和内容,不仿回顾一下,主要是,
   1)正如《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一)中所说的,“由此我想,在这书写中国近现代史文本中间起码有三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必需要想到的。一是怎样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文本?二是如何去识别或确认哪个中国近现代史文本是正确的或最正确的?三是书写正确的中国近现代史文本的关键何在?2011年我病刚愈,准备投入人生之最后一博时,阅览民运众人众论,结果发现显有人思考类似于上面的第二个问题。即很少有人去思考,怎样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毛泽东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叫《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直至今日,在国内还仍受人吹捧,并且没有什么真正的反驳性的文章出现。实质上,毛泽东只是提出了问题,但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解答此题目。就算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讲,毛泽东只是以“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答案来解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答非所问。
   由于显有人思考类似于上面的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去识别或确认哪个中国近现代史文本是正确的或最正确的?结果造成了在目前中文世界中几乎全是由那些或者一眼就可以明瞭纯粹是瞎掰的史观、或者是真真假假、真假难辨的史观所充满着。人的思想如同一条大江大河,要是在源头建了个化工厂出现了上游严重的污染,那么必然造成中下游污染成灾。错误的史观,就如同一条大江大河之源头出现了污染源一样,必然对当今社会所讨论所争议的重大问题的观点,(因为从思想史角度来审视的话一个人对社会各种问题的观点都可以认为是史观的下游),带来污染成灾的后果,出现严重的错误与偏差。

   举个小小的例子吧!八九年过后的几年,我见到了一份由来德国的台湾留学生办的杂志上登载着严家祺的回答,为何你想到中国应该搞联邦制这一问题的(孟泳新注释,即,你的联邦制思想从何而来?),严家祺答曰,是中共二大的决议上写着中国应该搞联邦制。(孟泳新注释,即,此思想是从中共二大的决议而来。由结合对严家祺一生思想发展之轨迹的追究,任何人都可以得出,严家祺在提出联邦制时思想的背后,或者用逻辑学的角度讲即思维的大前提,尽管直接没有用言语说出来,那就是他心中确认了中共二大的决议是“科学”的,也就是说他心中早已确认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提倡“科学”和 “民主” 是中国的发展之必由之路,列宁斯大林在中国倾销的马列主义是“科学”的学说。)。严家祺,也不问问,中共二大的决议上写着中国应该搞联邦制,这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严家祺,也不进一步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共二大的决议上早已写着中国应该搞联邦制的字样,而中共毛泽东四九年建国时却不采用联邦制呢?对后面的问题我还专门写了《孟泳新:列宁联邦制理论和中共的民族政策演变及现况》(【 民主中国首发 】 2016年3月9日 )一文给予深入的分析,对中共毛泽东民族政策由民族自决权向民族区域自治、联邦制向民主集中制单一制的转变的过程和真正原因,为此我还总结了四点原因。
   近三十年来,我曾经化费了很多的时间对这一民国初年问题域进行研究,这就是,对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在辛亥革命之前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准备,以及辛亥革命之后出现的乱相局面,探讨出现的乱相局面的缘故等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多年思考为什么梁启超会在辛亥革命之后这段时间中能有惊人的处处都正确的举措呢这一个问题,多年思考为什么孙中山,除了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这一件事建有功绩外,在辛亥革命之后这段时间中的各次主要历史事件中却几乎处处表现出志大才疏,空谈误国,有时就露出不明事理的半吊子的特色,或者表现出对事理不尽了澈,或者未能融会贯通,甚至于不知不觉为未来的中国扮起了可耻的勾当呢! 但最可使人恶心的是,此一思想至今还未为所有中国人,特别包括台湾国民党与海外许多民运人士所认识明白,并且究其所以然的原因等等这一民国初年问题域进行细仔研究,更重要的一点是,目前中国民主运动处在的位置正恰好与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有一种同构性,却没有为今人所察觉。当然,研究的深度如何,研究取得的成果如何,自不敢在此多说。但其中有一个问题点,则是至今没有为所有国人所思索,今日说出,请望有志中国前途的同仁们深思这一个问题点,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各路精英除了思考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这一件大事外,还思考过哪些是首要问题,以及这许多各类首要问题全盘的解决方案与出路。各类首要问题在这些精英的心中应该有个轻重缓急的排序的子问题之外,还有各类首要问题相互关联的子问题都需要解决。
   再举一个例子!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与袁世凯会面时坦言道:“国民属望于公,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至于自己,则“不会再考虑竞选总统了”。“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内造筑铁路廿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精兵。如此,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 听到如此宏伟规划,曾经的铁路督办,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袁世凯表情一定亮了,回过神的他当即起身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并说:修20万里铁路,先生想必很有把握;但练百万精兵,世凯怕力不能胜啊。“很快,袁世凯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公司总经理,年薪三万大洋。 1921年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又提出了一个更宏伟的蓝图:10年内给中国修建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100万英里(约160万公里)公路。
   修筑铁路和建国方略,固然是民国初年的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算,也算不上首要问题吧!更算不上最最首要问题吧!
   下面先说说一百年前当时人对这段公案的评价吧!
   先说的是胡适对孙此事件的评价: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缘故。”
   
   再说说蒋梦麟的回忆录: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第一位有过现代科学训练的政治家。他的科学知识和精确的计算实在惊人。为了计划中国的工业发展,他亲自绘制地图和表格,并收集资料,详加核对。实业计划中所包括的河床和港湾的深度和层次等细节他无不了如指掌。有一次我给他一张导淮委员会的淮河水利图,他马上把它在地板上展开,非常认真的加以研究。后来我发现这幅水利图在他书房的壁上挂着。
   在他仔细研究工业建设的有关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后,他就用英文写下来。打字工作全部归孙夫人负责,校阅原稿的工作则由余日章和我负责。一切资料数字都详予核对,如果有什么建议,孙先生无不乐予考虑。凡是孙先生所计划的工作。无论是政治的、哲学的、科学的或其他,他都以极大的热忱去进行。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建议和批评都乐于接受。”
   
   至于我们当代人对此案可说什么的都有,但却几乎是以一边倒地嘲讽为主。这里我就不必多加重复。只是因为我原是在唐山铁道学院五年制本科毕业的。孙中山的挚友、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元老吴稚晖(1865—1953) 曾于“1918年起,担任唐山路矿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国文教员。30年代他曾评价在中国“真正能注重科学工程的学校,寥寥可数”,而其中就有北洋(今天津大学),南洋和唐山,尤其是后者,“才可算得纯粹的一个科化的工校”,较前两者也“尤专精”。并且为唐院亲笔撰写了院歌。”(引于百度吴稚晖词条) 我后又取得德国精英大学交通(铁道)专业博士学位之一人,铁路规划专业人才也是我们专业培养的一个方向。我们可找一下,孙中山有否学习过铁道这学科的经历,那是肯定地说没有。要念工程学科,首先起码是学高等数学,有了高等数学知识才能学各门工程力学,才能学习桥梁设计,孙中山根本就没有学过什么微积分。要设计铁路,你起码要会地质学。总之,孙中山根本不懂高等数学,结果发现。根本不懂铁路的基本知识,他何来的“10年内给中国修建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之念头?他在地图画画的只是我们搞铁路设计人所说的航空线而已。孙中山的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只要一个人化上一、二天时间就可以做完了,袁世凯却大度得是否有点太出格了吧?!请注意,我是为探求胡适的“科学”与思想发展变化历程而找上了吴稚晖的资料,(他为我学院的教员和撰写院歌的事情,我早在文革时就知道了,)我发现,吴稚晖是胡适在国民党中最亲近也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人,比起蔡元培对胡适的影响还要强十倍。研究的成果与所得以后论述。
   可想胡适蒋梦麟所吹捧的孙中山是有过现代科学训练的科学最多只是中学生的初等数学罢了。何来中国有过现代科学训练的政治家中的第一位呢?!
   但我注意到有一点,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那就是采用思想史研究中的比较法,来对孙中山与梁启超两人及其幕僚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说,从民国建立一直到五四这一段时间内在两派的头脑中思考了哪些中国发展重要问题,又有那些思考后取得了可以加以实施的结论意见,同时还要考虑有哪些重要问题根本就没有认真思考,却考虑了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当然需要有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受教育过程和知识思维能力的培养成长过程的观察判断能力这一起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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