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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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为帝称翘楚,为儒尚欠大

   刘秀:为帝称翘楚,为儒尚欠大

   秦汉以后,儒生出身的开国皇帝就三个:汉昭烈帝刘备、梁武帝萧衍、光武帝刘秀。刘备受法家影响颇深,成了杂家,梁武帝后来归了佛。唯刘秀儒学修养最高且始终如一。三人结局,刘备偏安一隅二世而亡,萧衍即身而灭,唯刘秀成就最大,堪称秦汉以后最有儒家风范、最值得推崇的开国帝王。

   论武功,他曾率领数千人一举击溃王莽几十万大军;论文治,他在位三十三年,大兴儒学,使后汉成为三代之后“尚气节、崇廉耻、风化最美、儒学最盛”(梁启超语)的时代。

   刘秀成功后衣锦还乡,刘氏宗族本家的大婶大娘们夸他行事稳重谨慎性格柔和,刘秀闻之大笑道:“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之。”所谓柔道,就是孔孟的仁义中庸之道,其实是并非柔道,而是柔中有刚,以刚为主,刚柔相济。

   刘秀得天下和安天下,面临的局面都十分艰难。他能够短期内在群雄争霸中胜出,并把一个千疮百孔烽烟四起的国家统一起来并治理得井井有条,若有神助,不能不归功于儒道。

   当天下大乱初定,受降及溃散之兵达几千万,如何安抚之,是一大难题,因为“民易动而难静,而乱世之民为甚”。王夫之指出:“兵聚而散之,平天下者之难也。汉光武抚千余万之降贼,使各安于井牧,遐哉!自武王戢千橐矢之后,未有能然者矣。无仁慈之吏以抚之,无宽缓之政以绥之,无文教之兴以移之;则夫习于憍悍、狃于坐食者,使之耕耘,不耐耰鉏之劳,使之工贾,不屑锱铢之获;朵颐肥甘、流连饮博之性,梦寐寄于行闲;小有骚动,触其雄心,即如螽蝗之蔽日,无有能御之者矣。”

   刘秀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使天下晏然。其诀窍何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很好的分析,特录之于左:

   “光武之始徇河北,铜马诸贼几数百万;及破之也,溃散者有矣,而受其降者数十万人。斯时也,光武之众未集,犹资之以为用也。已而刘茂集众十余万而降之于京、密;朱鲔之众且三十万而降之于雒阳;吴汉、王梁击檀乡于漳水,降其众十余万于邺东;五校之众五万人降之于羛阳;余贼之拥立孙登者五万人,降之于河北;赤眉先后降者无算,其东归之余尚十余万人,降之于宜阳;吴汉降青犊,冯异降延岑、张邯之众,盖延降刘永之余,王常降青犊四万余人,耿弇降张步之卒十余万;盖先后所受降者,指穷于数。战胜矣,威立矣,乃几千万不逞之徒听我羁络,又将何以处之邪?高帝之兴也,恒患寡而亟夺人之军,光武则兵有余而抚之也不易,此光武之定天下所以难于高帝也。 夫民易动而难静,而乱世之民为甚。当其舍耒而操戈,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而要皆游惰骄桀者也。迨乎相习于戎马之间,掠食而饱,掠妇而妻,驰骤喧呶,行歌坐傲,则虽有不得已之情而亦忘之矣。尽编之于伍,而耕夫之粟不给于养也,织妇之布不给于衣也,县官宵夜以持等、不给于馈餫也。尽勒之归农,而田畴已芜矣,四肢已惰矣,恣睢狂荡、不能受屈于父兄乡党之前矣。故一聚一散,倾耳以听四方之动而随风以起,诚无如此已动而不复静之民气何矣!而光武处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史不详其所以安辑而镇抚之者何若,则班固、荀悦徒为藻帨之文、而无意于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阿征焉? 无已,而求之遗文以髣髴其大端,则征伏湛、擢卓茂,奖重厚之吏,以调御其嚣张之气,使惰归而自得其安全,民无怀怨怒以摈之不齿,吏不吝教导以纳之矩矱,日渐月摩而消其形迹,数百万人之浮情害气,以一念敛之而有余矣。盖其觌文匿武之意,早昭著于战争未息之日,潜移默易,相喻于不言,当其从戎之日,已早有归休之志,而授以田畴庐墓之乐,亦恶有不帖然也?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何也?前而高帝,后而唐、宋,皆未有如光武之世,胥天下以称兵,数盈千万者也。通其意,思其变,函之以量,贞之以理,岂易言哉!岂易言哉!” (《读通鉴论》)

   拨乱反正、定天下之后,刘秀轻徭薄赋与民休养,恢复实行文帝时的“三十税一”,大量裁减官员,“十留其一”,合并了四百多个县;与高祖刘邦对待功臣不一样,刘秀待人宽厚,削减三百功臣兵权,但封他们为列侯,给以厚禄。宋太祖杯酒削兵权那一招就是从刘秀这里学来的。

   《后汉书》作者的范晔评论刘秀时说:“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秀偃武修文,并不尚武,但当时国力却十分强盛。建武中元二年春,“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使者自称大夫,光武帝赐其印绶,印即“汉倭奴国王”金印。两千年前,日本就是我大汉的“倭奴”。   

   刘秀节约简朴,简朴自持,十分勤政,“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最后由于太过操劳,死于批阅文书的龙案上。他的智慧勇敢宽容仁慈,在秦汉以后的帝王中无双无对。王船山称赞:“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指西汉高帝刘邦)而尤难矣!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读通鉴论》)

   根据道德水平,古代帝王可分为五大类:暴君、昏君、明君、贤君、圣君。秦始皇类为暴君,桀纣隋炀帝类为昏君,刘邦汉武唐宗宋祖类为明君,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属于圣君(周公曾摄政)。刘秀作为皇帝,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虽不足,比刘邦汉武唐宗宋祖则有余,不愧贤君。

   强项令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光武帝时。 “陈留董宣为雒阳令。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棰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能搏击豪强,京师莫不震慓。”(《资治通鉴•卷43》)

   这个故事很著名,多被用来赞扬董宣执法如山、不畏强权及为官清廉奉公克己的精神。当时洛阳有一句民谣说:“枹鼓不鸣董少平。”董宣做洛阳令后,没有人击鼓鸣冤。桴鼓是官衙前的警鼓,少平是董宣的字。

   董宣当了五年洛阳县令,到七十四岁时死在任上。刘秀派遣使者去探望,只看见布做的被覆盖着尸体,妻儿相对而哭,家里只有几斛大麦一辆破车。刘秀很伤心说:“董宣的廉洁,到死我才知道。”因赏赐系印钮的绿色丝带,并按大夫的礼节安葬。

   这个故事从侧面暴露了刘秀道德之不足。

   董宣冒犯湖阳公主后,刘秀的态度,先是“怒”,且“欲菙杀之”,险些因包庇而杀死董宣。后来才改为“笑”,并“赐钱三十万”,前后发生了巨大转变。前面一“怒”就有失贤明。更重要的是,湖阳公主敢于公然包庇杀人犯,说明当时皇族特权之大,说明刘秀平时对皇族要求不高,约束不严。

   刘秀迷信图谶。尤侗《看鉴偶评》指出:“王莽信谶 以令史王兴、卖饼王盛为四将。光武信谶,以野王令王梁、将军孙咸为三公。此亦五十步笑百步也,岂中兴之美耶?”

   《资治通鉴》记载:“帝好图谶,与郑兴议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刘秀差点因为桓谭不认同谶文而斩杀桓谭。《资治通鉴》记载:“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谶文,多以决定嫌疑。给事中桓谭上疏谏曰:‘……’疏奏,帝不悦。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道病卒。”

   范晔指出,桓谭因反对符谶而流亡,郑兴反对图谶,以言辞谦恭,仅免于死。贾逵附会推演图谶而最为显贵。君王如此对待学术,甚可悲也。

   刘秀生平一大污点是逼死直谏的韩歆。史载:“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歆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故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皆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资治通鉴•卷43》)

   尽管有些无意识,且很快表示了歉意,但终究逼死了韩歆。司马光对此有一段议论:“臣光曰:昔高宗(商二十三任帝)命说(宰相傅说)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惧弗得闻。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韩歆用直谏死,岂不为仁明之累哉!”

   于“切直之言”不仅不反感,而且“夙夜求之”,唯真正圣王能够,刘秀虽然颇贤,尚难做到,可见他的智慧宽容终究有限,远未及圣贤境界。作为儒者,当在士与君子之间。于此亦可见,在君主时代,儒家君子如果有机会当国,已足以为明君贤君。2011-6-25 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于中国文化基金会公众号

(2019/10/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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