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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民 : 民族、经济、权力斗争、地缘政治——乌克兰的今昔与未来

4月21日,2019年乌克兰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束,影视明星出身的犹太裔乌克兰人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Володимир О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Зеленський)以73%的得票率,戏剧性的击败了现任总统彼得·波罗申科(Петро Олексійович Порошенко)当选新一届乌克兰总统。5月20日,泽连斯基正式宣布就职,并对内阁进行大换血。这让国际舆论对这位“政治素人”的关注度大增,也意味着乌克兰的未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同时,乌克兰东部时断时续、时而激烈时而微弱的战乱,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自2014年乌克兰爆发大规模示威并促成政权更迭,乌国连续遭遇失去克里米亚、乌东部分地区独立、乌俄关系急速恶化等严重危机,让这个本就陷入经济衰退、民族矛盾激化、腐败横行的国家再度受创。亲西方的乌克兰新政府面对这些危机,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能力有限加积重难返,五年间国家动荡不安,一切都没有起色。
   
    那么,2019年大选会为乌克兰带来哪些变化?这个国土面积位列欧洲第二、有4200万人口、夹在东西方之间的欧俄平原大国前世今生是怎样的?乌克兰的未来会是振作涅槃还是继续沉沦?

   
    (一)基辅罗斯的辉煌与它后人的多舛命运
   
    乌克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在漫长的古代史中,今日乌克兰所在的区域,经历了不同民族的定居、冲突、占有。直到公元5世纪,现代乌克兰族的前身之一--古斯拉夫人才开始统治这片广袤的平原。公元前9世纪末,一个由维京人建立的、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封建王国--基辅罗斯,成为这里的主人。从9世纪末至13世纪初,它不断扩张,成为东欧最强大的国家,其领土包括今日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的部分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巴尔干、波罗的海沿岸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也都有一席之地。在大公(即君主)雅罗斯拉夫一世(Ярослав I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удрый)在位时,基辅罗斯达到了全盛。此时的基辅,已是“罗斯众城之母”,现今的乌克兰所在区域就是基辅罗斯的“中原”。基辅罗斯时期是东斯拉夫民族文明兴旺发达的盛世,国都基辅也是中古东欧文明的摇篮。如今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政风民情,都与基辅罗斯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国从血缘到文化可谓同源同种。基辅罗斯的兴衰史,是现今的俄白乌等东斯拉夫诸国共同的历史记忆。
   
    基辅罗斯的勃兴历经数百年,但它的灭亡却极为迅速。蒙古西征打断了古罗斯诸国的发展,基辅罗斯也不能幸免。在1236-1240年拔都西征时,基辅罗斯英勇抵抗了一年多,但最终基辅陷落,蒙军屠城,基辅被毁灭,公国沦亡。此后的基辅和其他东斯拉夫民族一样,被蒙古统治,也就是陷于“鞑靼的桎梏”,前后长达200多年。在此期间,基辅罗斯文明遭到了巨大破坏,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当蒙古人的统治在亚欧纷纷瓦解时,基辅和它周边的区域--即今天的乌克兰地区--也在一系列起义中重新回到了斯拉夫人的怀抱。但这并没有给乌克兰带来和平,相反,诸斯拉夫国家(尤其东、西斯拉夫两大阵营)之间爆发了持久的战争,而西侧、北侧的外族也加入到了对这片土地的逐鹿之中。作为富庶的平原粮仓、沟通东欧和中西欧的战略重地的乌克兰,被四面八方的力量争夺撕扯。其中,波兰-立陶宛联邦和俄罗斯公国/沙皇国/帝国对乌克兰的争夺及影响,构成了今日乌克兰东西差异与对抗的雏形。再后来,奥匈帝国参与瓜分波兰,它所得到的以利沃夫(Львів)为中心的加利西亚(Галичина)地区,成为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兴起的沃土。而最东端的顿巴斯(Донбас)地区则是乌克兰亲俄势力的大本营。奥匈与帝俄的矛盾,也加速了东西乌克兰的分化与对抗。东西乌克兰的宗教信仰差异也越发显著:西乌克兰的贵族和市民阶层多信奉东仪天主教;而在东乌,东正教徒居绝对优势。东西乌克兰民族既都反抗来自己方统治者的压迫、追求民族独立,却又分别受到俄欧制度、文化的影响。东西乌克兰民族之间,则既有联合也有对立。而俄罗斯族、波兰族的迁入,让乌克兰地区的形势更为复杂、东西差异越来越大。几乎在“乌克兰族”形成的同时,“东乌克兰(人)”和“西乌克兰(人)”也相伴而生,同一块区域,同一个民族,内部分裂为两个有明显差异的区域和族群。
   
    一战爆发后,多数乌克兰人作为俄罗斯帝国臣民的一部分,加入协约国参与战争;而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则随奥匈加入同盟国阵营。乌克兰是一战东线战场的前线,饱受战火肆虐。但这也给了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的机遇。十月革命和苏德《布列斯特和约》的签署,让基辅罗斯的后人--乌克兰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国家。
   
    但好景不长,同样是新生政权的苏俄与波兰第二共和国,都积极争夺乌克兰这片广袤的“欧洲粮仓”。历经波乌战争、俄国内战、波苏战争,乌克兰被一分为二。波兰夺取了利沃夫等西乌克兰城市和领土,而基辅在内的中东部地区归苏俄(联)所有。战间期的西乌克兰人,一方面不满于波兰的统治、压迫,但又在相对自由的情况下深受西方民族自决和民主启蒙思潮的影响,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意识均较东乌强烈。以斯捷潘·班杰拉(Степан Андрійович Бандера)为首的反俄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就是发源于加利西亚等西乌地区。他们与苏联红军一直对抗到二战结束,许多人被杀死或投入监狱,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就有多处提及了劳改营中的“班杰拉分子”。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而苏联也趁势攻占了波兰东部,苏占区的大部分就是西乌克兰地区。苏联将西乌克兰并入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一部分。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乌克兰是最先被攻占的苏联国土。而1944年苏联收复了乌克兰全境,并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了乌克兰的领土范围,其中包括1939年之前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换言之,如今乌克兰的许多领土,是苏联“替”乌克兰人“收复”的。此后,整个乌克兰完全处于苏联的统治下,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
   
    苏联(俄)统治时期的乌克兰,经历了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大饥荒与大清洗的浩劫、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殇,以及一以贯之的专制压迫;却也长期作为最重要的粮仓负担起苏联农业的半壁,并建起了位列苏联乃至世界前茅的重工业基地,让乌克兰成为苏东社会主义经济的样板和全联盟的骄傲。灾难与辉煌并存,是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复杂史诗。某种程度,苏联的统治既给乌克兰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也缔造了它前所未有的辉煌。至于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历经了1920-1930年代的暴力镇压,在苏联统治时长期处于沉寂状态。而且乌克兰的多数反抗活动,也以反共而非民族主义为第一诉求。尤其在1950年代及之后,俄乌关系一直较为友好,赫鲁晓夫在1954年还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以作为庆祝俄乌合并三百年的礼物。
   
    也正因此,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引发的民族独立声浪中,乌克兰相对宁静。1991年举行了关于是否保留苏联的公投,乌克兰的投票率高达83.5%,其中71.5%的乌克兰投票者选择了“是”,这也直接说明了至少在当时乌克兰民族独立意愿并不很强。相对于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这两片地区,乌克兰是相对亲苏、亲俄的。这既是因为苏联促进了乌克兰工业的崛起带来的经济利好、乌克兰对苏联国家经济供需的依赖造成,也是因俄乌两大民族本就有相对亲近的关系,此外苏共共产主义宣传和民族融合政策对民族主义销蚀也产生了一定作用(当然在其他一些地区,苏共的民族政策适得其反)。在1991年,俄罗斯族占到乌克兰人口的约20%,他们自然更希望乌克兰留在苏联。
   
    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境内,俄罗斯民族主义却与分离主义合流,叶利钦就是希望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去的代表。在叶利钦的鼓动下,加上其他诸多原因的夹击,苏联最终走上了彻底解体(而非建立“主权国家联盟”)之路。八一九政变被挫败后,俄白乌领导人叶利钦、舒什克维奇(Станісла́ў Станісла́вавіч Шушке́віч)、克拉夫丘克(Леонід Макарович Кравчук)签署了《别罗韦日协定(Беловеж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三国脱离联盟,直接为苏联敲响丧钟。从此,乌克兰自1921年被瓜分、吞并后,再次获得了独立,成为拥有逾5000万人口、欧洲国土面积第二的庞大国家。
   
    (二)独而难立的乌克兰:经济的“多衰寡盛”与外交的夹缝求存
   
    成为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似乎在哪个民族那里都应是一件大好事。但至少对乌克兰来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与“难兄难弟”俄罗斯一样,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乌克兰遭遇了堪称惨烈的经济崩溃,但比俄罗斯更严重,经济下挫周期也更长。这是由多种原因交互导致的。乌克兰的工农业都严重依赖于苏联国内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强制计划性的供需,是斯大林经济模式下的一环,经济运转缺乏独立性和弹性。而乌克兰的政治独立引发了经济上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其他苏东集团国家的相对断裂。从产业结构看,乌克兰经济以重工业为主体,其中军事工业又是重工业的核心部分,极度依赖于固定的市场和强大的技术支持,这只有苏联存在时才能提供(如苏联红军是各加盟共和国军工产品最大买家)。苏联解体和经济转轨导致乌克兰发展经济的资金、技术、配套设施供应不足的同时,又失去了以前固定的收购、消费市场,无论进出口还是国内供需,都遭遇断崖式下滑。伴随生产力的下降的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超过1000%,最高时达10000%以上),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一降一升,人民的生活也随着两条曲线的变化日益恶化。乌克兰1992-1996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9.9%、-14.2%、-22.9%、-12.2%、-10.0%。这样的数字即便看起来就触目惊心,更何况那些亲身体会经济崩溃的乌国民众了。
   
    面对这一切,总统克拉夫丘克和他的执政团队束手无策。克氏不仅无法扭转经济崩溃的态势,对官员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也放任不管。工人失业、教师欠薪、银行违约、企业倒闭,国家经济民生一片凄凉。其中以重工业为主的乌东部、南部地区,经济受创相对更为严重。在苏联时期久负盛名、作为乌国经济旗舰的黑海轮船公司(Black Sea Steamship Company)也于此时破产。物资短缺、生活贫困,让民众对于克氏政府越发不满。
   
    在外交上,克氏奉行亲西方的政策,并与俄罗斯关系日益恶化。这一是由于克氏试图靠近西方以得到经济援助,遏制经济持续下滑的状况;二是受到了亲西方的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压力,西乌民族主义者试图让乌克兰彻底摆脱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影响,融入西方世界;三是由于乌俄两国在如何处置苏联解体的遗留问题如苏联“遗产”分配、克里米亚俄军基地、乌克兰核武器存废等方面出现分歧。虽然最终乌俄在处理苏联“遗产”、俄国在克里米亚驻军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也在国际监督下将所有核武器运往俄罗斯拆解,但两国的不和却并未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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