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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 : 三十年后看六四

30年过去了,六四仍是未了之结。
   
   这使本文的写作带有几丝苍凉,乃至悲怆。30年过去了,六四仍是未了之结。
   
   作为亲历者、参与者,30年前天安门广场万众一心、举拳抗议戒严的那一幕,至今仍在我的眼前浮现,也是支撑笔者坚守历史正义、绝不向独裁者低头的动力之源;然,作为学者,我们又必须超越个人情感、经历和认知的局限,尽可能“客观地”研究历史、梳理历史演进中那些重大构成要素间的相互交织和复杂互动,从而洞察历史所以如是的深层原因、深化民主运动成败的学理探讨。所谓观察者与参与者身份的二合,经验分析与普遍理解的二合,正此谓也。

   
   本文分6个部分展开:1,从大历史角度看六四;2,关于学生绝食;3,关于邓小平;4,关于赵紫阳;5,美国政府与六四;6,六四与今日之红色帝国。其中,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带有宏观性,中间4节注重具体行动者及其历史细节。之所以选择学生绝食、邓、赵、美国政府对六四的反应作为“历史细节”研讨之,固然因为这4个问题充满争议,同时也因为有了30年时间差,我们已可能借助更多的资料来逼近历史真相,也在更周全的意义上探讨历史得失、完成历史评判。
   
   
   
   从大历史角度看六四
   
    作为特定政治词汇,六四指前后相继的两件事情:一是起于胡耀邦逝世的、长达一个半月的学生市民的民主运动(以北京为主,但不限于北京);再就是中共当局对学生民众和平抗议的血腥镇压。
   
   就前一个指称言,六四民主运动本来是1980年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演化的结果。它并不必然导向惨遭镇压的结局;它甚至可能开辟中国民主转型的新局,或至少为转型集聚新的条件。可惜这样的机会历史性地错过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被葬送了。笔者研究哲学,相信历史的生成性:社会进化有其大的方向,文明进步的方向;但具体历史进程受各种偶发因素影响,且相互作用,曲折乃至暂时的倒退均有可能发生。现实历史演进呈现为网状的因果关系链条,一个动态的、多种力量相互碰撞的合力场。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具有构成性,就它具有行动者的某种主动而言;同时又是被构成的,就它受到其他要素的规约、限制而言。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能具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只要他(或她)处于某种历史当口,闯入这个网状因果链条的核心位置,激发了合力场中的逆向反应与互动。一个本来就在权力场中占据核心地位或重要位置的当权者,其实也受到多种力量的牵制,其认知结构固然具有先在的根本意义,左右着他对形势的基本判断,但来自合力场的新的刺激会强化其反应,包括心理层面和行为层面,甚至改变其应对方式,最终走向不可收拾的结局。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社会进化的大方向”吧。
   
   在大历史意义上,六四民主运动是改革开放年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一步,而改革开放本身又是中国当代史上政治现代化波谲云诡、起承开合、大扭曲后的大纠正的重要起始。何为“大扭曲”?笔者过去的文章多次指出,如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可以理解为中国百年共和的一个历史起点,它所指向的宪政目标是现代中国的合理选择,那么1949年的共产革命就是对共和革命的历史性扭曲。[1] 这个扭曲如此之“大”,如此之彻底,以致要经过整整30年,中国才迎来了纠正这个扭曲的“大机会”或“大机遇”。体现在:
   
   政治层面,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动员式极权主义[2] 和在文革中发展到顶点的个人独裁,使中国的官场精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没有改造好”的各类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均受到摧毁性打击,才形成文革后整个社会的高度共识,那就是必须告别这种即便按党国标准衡量也是荒唐野蛮的时代。邓小平力倡废除干部终身制,源于对这场大灾难的深切感悟(他本人也在文革中深受其苦),由此促成中共掌权历史上一次难得的体制性自我反省和更新。民间则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口号,直指中共专制体制的死穴。[3]
   
   经济层面,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文革向人性挑战,试图让“精神变物质”,用“抓革命”去“促生产”,造成经济倒退和全民性短缺,才有了小岗村农民的保命之举,[4] 才有了中南海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利益驱动羞羞答答的承认。无论怎样,特区建立了,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城市经济改革兴起了,这一切在文革乃至文革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包含着对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原则的根本否定。
   
   社会整合层面,正是由于文革10年和1949年以来的30年对知识分子反复整肃、对全民的反复洗脑,在文革失败的大背景下形成巨大反弹,人们对过去熟知的一切开始反思、开始怀疑且日益深刻,才有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由像久别的甘露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向往。单位制[5] 某种程度的瓦解、“个体户”的出现,则给有勇气单飞的自由心灵提供了新的动力。
   
   以上三者所体现、所昭示的,不正是人类社会进化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大方向么?
   
   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必须提及:国际环境。毛泽东的文革天怒人怨,但毛在文革期间干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和尼克松握手,中美关系解冻。虽然中美重新走到一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原因,即双方都需要对抗苏联,但此举毕竟使中国重返国际社会。这份遗产令文革后的中国获益大矣!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整个1980年代堪称中美关系的蜜月,中日、中欧关系也在那段时间大大改善。中国在经济上需要美国,也进一步靠近美国,美国政客和学界中的一些人则在憧憬一个更加自由开放之中国的可能性。就中国而言,这样的国际环境诚属可贵。更何况,近邻苏联也已经开始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而苏联作为中国的敌人的色彩正在明显减弱。
   
   试问,就大历史、大逻辑而言,还有比这更好的历史发展和变革机遇么?
   
    当然,从转型政治学角度看,一切都还刚刚开始,还有明显的过渡特征。虽然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正在一步步创造有利于民主转型的各种条件,但这些条件毕竟还脆弱,改革的前路上还有太多的暗礁,随时可能搁浅,甚至翻船。
   
   比如,在废除干部终身制的大原则下,一大批中共元老需要“退出”权力舞台,但这个过程其实很艰难。“二线”机制就是这样形成的,退下来的老同志进入中顾委(中央顾问委员会),算是有一个“发挥余热”之所,[6] 腾出“一线”位置给年富力强的领导人。邓小平率先垂范,不做党的总书记,却当了首届中顾委主任,时为1982年。即便如此,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夕邓提出他本人、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重要元老“一个全退、三个半退”时,[7] 仍然遇到很大阻力,最后还是陈云表态同意才算勉强通过。[8]
   
   更公开也更激烈的斗争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本质上讲,邓小平、陈云这些共产党人和毛泽东并无不同,都是列宁主义的信徒,不过有的更理想化(如毛)、有的更实用化(如邓、陈)罢了。邓、陈也有不同,那就是在经济改革问题上,邓更大胆也更放得开,“看准了就大胆试”,而陈相对保守,计划经济的老套子不愿意丢弃。但邓、陈在维护共产党权力和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正因为如此,他们均不能容忍总书记胡耀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于软弱”的“缺点”,而到底把胡从权力舞台赶下来(1987年1月)。在整个八十年代,“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斗争可谓一波接着一波,从未停止。但历史阴差阳错的地方是,邓让赵紫阳接任胡耀邦的位置,从而延续了中共党内改革派在权力中枢的继续存在。赵不但干掉老左邓立群,甚至领命负责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
   
   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经济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初期的红火已过,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后果却昭然若揭:“双轨制”本来出于价格改革的需要而推出,没成想导致“官倒”横行,腐败泛滥,民怨四起,凸显权力结构重整的紧迫。赵紫阳主持的政改方案虽无法突破邓设定的底线(不能搞西方三权分立),但毕竟提出许多重大的政改议题并描绘出路线图,包括社会协商、出台新闻出版法和选举制度改革。用当年参加了政改设计工作的吴伟的话讲,“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成为中国向民主转型的一大步”,毕竟党内这些老人“总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9] 1987年11月2日十三大闭幕后举行的酒会上,赵紫阳与其他新科常委会见中外记者,身穿西服的赵绕场一周,频频举杯,其自信与踌躇满志给人以深刻印象。
   
   民间社会也在艰难破冰,且取得重大进展。从七十年代末的“民主墙”、八十年代初的高校学生竞选,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丛书热”,乃至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知识分子的学术和社会活动正在产生广泛的连锁效应。北京还出现了陈子明办的“社经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该所很早就确立了“以经济为基础、以文化为形态、以政治为灵魂”的事业格局,而影响中国政治显然是这批不俗的年轻人的奋斗目标。[10] 体制内的“三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则在沟通体制内外各种改革力量方面多有建树。
   
   总之,到了八十年代晚期,中国体制上下、官场内外的改革者联手而形成改革推力的局面已经是可欲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用转型政治学语言,这是“四方博弈”中有利于大国渐进和平转型的最佳格局。[11] 当然,变革的张力也十分明显: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高层“倒赵”之风骤起,似在动摇原有高层政治平衡;1989年初民间连续上书呼吁政改,给中国政治形势再添变数。[12] 恰在这个当口,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构成历史演进中新的重要节点,这才有了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上场。
   
   再强调一遍,因悼念胡耀邦而起的学生运动本来是八十年代中国民间自由化进程的一部分,但因处于特殊的历史合力场中,各类行动者的认知前提、对形势的判断、分别采取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间复杂的互动,均深刻影响着事件的进程,乃至决定了后来的历史走向。你可以说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获得巨大成功,因为它成功激发了千百万中国民众的参政热情,暴露了当政者的守旧、昏庸与无耻;你也可以说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它导致的结果完全与发动者原初的目标背道而驰。二者都是对的。我们当然不会因运动的“失败”而否认民主运动的历史正义属性; 但我们也应检讨那段历史的某些细节,以澄清事实、总结经验教训、以为未来中国民主事业之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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