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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晚年沉迷佛教、崇拜毛泽东

谢选骏:梁漱溟晚年沉迷佛教、崇拜毛泽东
   
   
   整个1970年代,我都在寻找一把解决中国困境的钥匙,为此努力涉猎阅读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史料,后来发现无一适用,所以决定自创一家之言。因为梁漱溟曾经面受毛泽东批判,所以对他尊敬有加。1978年我去北京“上学”,经过上海时结识了他的一位学生,知道他劫后余生、大难不死,于是很想前往拜访请益,经他学生书面介绍,终于在他北京东直门外的中村寓所见到了梁漱溟先生。那时候他已八十多岁,但是头脑还很清楚,他告诉我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还做握力锻炼。我表示很喜欢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以及“乡村建设理论”,但他似乎比较淡然,反而告诉我他常读佛经,而且颇有心得。说到往事,我表示很赞佩当面顶撞暴君毛泽东,他就告诉了我转述给谢遐龄的上述故事。他还回忆说1969年十一前夕,他正在接受群众专政打扫街道,突然接到“天安门国庆观礼”的邀请,言外之意,这似乎出自毛泽东的授意,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但是回来以后待遇立即改变了,从此不用再打扫公共厕所了!梁老的意思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的苦难,我却想到毛泽东的阴损——既然他1969年来解放梁老,那么就意味着他此前下令折磨梁老了!这让我非常鄙视毛泽东这厮的为人下流。于是我批判了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和不学无术,但是梁老却说“毛主席很伟大,你们年轻人不懂”。这让我大失所望。为何大失所望呢?本来,那时我把梁漱溟看作卢梭一类的思想家,而把自己看作罗伯斯庇尔一类的革命者,结果很不幸,卢梭不是卢梭,罗伯斯庇尔也不是罗伯斯庇尔了。不过也好,从那以后我就老老实实地做了一个思想家,因为我知道,中国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所以暂时还无法采取正确的行动。因此我的任务还是继续思想而不是立即行动,所以我没有参与民主墙的活动。对我来说,深入思想并且写作贯彻,就是中国迫切需要的行动了。由于我认为梁漱溟晚年(1979年)沉迷佛教、崇拜毛泽东,而他又是明显地无法听取新的想法,所以我们之间的对话就中断了,我后来就很少去他那里请益了。我终于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之路。
   

   《中国文化的大觉者——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2013-12-05 民盟市委研究室 谢遐龄)报道: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中国的文化代表人物之一。当今思想界诸多流派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褒贬不一。褒者多称道其人心修养学说;贬者多批其社会发展思想——都忽视了他的思想是个整体,有此必有彼、有彼必有此。本人的学术思想多有与梁老先生契合处,因而不免被新锐学者把我与梁老捆绑在一起批判,使我甚感荣幸,与梁老更增亲近。梁先生学术活跃期(主要在1930至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经人民革命胜利有了巨大变迁,已非昔日之景,而且国人对西方哲学及其他西方社会科学的掌握远胜于那时,以至今日论说有了更锐利的工具。然而梁老的思路和论断中内涵之理仍然屹立不灭,国人当深长思之。梁老是位居士。佛指大觉者。所以我对他的评价为“中国文化的大觉者”。对他的建树可以照着说,也可以接着说。我想,对梁老的最好纪念是接着说——沿着他的思路,面对变化了的、变化着的中国实际,发挥出新意。以下讨论三个问题:中西文化、农村、法治。
   
   一、中国社会接受西方文化的限度问题
   
   梁老面对的问题是文化问题。社会发展道路是文化问题,人心修养实质上也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源自中西文化相遇并激烈地相互作用,极端说法是坚守本土文化还是全盘西化。众所周知,文化是个包括面极广且定义繁多的术语。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无用的术语——内容太多因而无法开展讨论。而争论的关键点是:文化是否可能改变?这样提问,由于文化包括内容太多,还是模糊。准确的提法是庞杂的文化中是否有难以改变甚至不会改变的成分?经过超过一个半世纪的争论,我想,可以作出以下结论:
   
   有些文化是可以立即接受的。如钟表——虽然初期也局限于宫庭,担心“奇技淫巧”惑乱人心,防止其扩散。衣饰发型等,虽然有关意识形态,一旦突破那层薄薄的意识形态束缚,民众接受几乎是无障碍的。
   
   有些文化经过强力训练,可以在一个看得见的(可以预测的)时期接受。如交通规则。
   
   以上两个方面使一些学者和人士形成信念,认为时间或长或短,所有的文化品都可以西化。
   
   于是问题聚焦为:在庞杂的文化堆积中,是否有一些是难以改变甚至可以说是无法改变的成分?
   
   梁老的思路是:有。
   
   这也是我的回答。
   
   为了把问题讲清楚,必须对文化作分析。梁老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作了大量描述、分析和判断。总括地说,文化须分两大方面,一是文化产品,俗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皆就产品而言;另一是意义世界,或者换个说法——诸文化产品内涵的意义所构成的系统。意义世界包括一切意义。手势、姿势、音节、语词……各有其确定意义,以及多义。但讨论文化时,涉及的多为价值体系。例如男女自由恋爱,古代视为“淫奔”。由媒人牵线、父母决定的,叫作“娶”;当事人自己决定的叫“奔”。两种行为的性质:娶则为妻,奔则为妾。当代意义完全变了:自由恋爱而结婚获得高评价;且一夫一妻。以前为“淫奔”的自由恋爱视为婚姻必须具备的基础。
   
   对领导的评价,原先的标准仁义礼智仍然通行,但也在悄悄地变化。目前一部分人士放弃了仁义礼智,转而采取西方社会的标准,要求领导平等待人、民主。而且搞不清楚西方社会究竟如何实施民主,因而把一系列概念都随心所欲地解释、滥用。突出表现在管理紊乱:管理应当以照章办事为基本准则。在实施管理时运用民主管理概念,从而与照章办事准则相冲突,造成紊乱。
   
   意义世界是“决定性的”。意义世界中的价值体系较难改变;但也在变迁中。多数冲突起因于价值体系。职位是公器,然而人们视之为私有财产。本应执行规章制度要求,然而人们却以权谋私。家乡来一位父老要求领导人为其子侄安排工作;领导人表示为难;父老曰:这么大个单位归你管,难道就找不到个位置安排?!可见在民众心里职位被看作私产。
   
   最重要的难点在制度——也是争议最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判据也在价值观。一些人士主张“不自由毋宁死!”多数民众则主张“好死不如赖活着”。要原则还是要实利?要尊严还是要吃饭——“不吃嗟来之食”,还是“有奶便是娘”?不妨做个调查,测试一下当下国民的价值观念。目前对人权的解释有两大模式。一是自由权或曰人格尊严为首,一是生存为首。我国目前采用人权首要为生存权。看来合乎大多数国民的价值观念:不要舍生取义,而要为生存舍义。
   
   制度之争议大体有三种论证路子。常见的是,从人们实际利益需要及利益诉求开展论证;其次多半是读书人依据某个或某些公理开展演绎推理论证;第三是从实际可能性开展论证。第一类论证往往逻辑混乱。这是因为,既然论证,总要讲点理论。由于任何一种逻辑严密的理论都不可能完美论证实际利益,因而不得不从这儿抓一点、再从那儿抓一点,于是不可避免造成逻辑混乱之局面。然而由于有实际利益支撑,会得到利益相关者坚强的支持。第二类论证逻辑严密,一般很有理论魅力,主张者信心足,追随者士气旺,自信真理在握,气势凌厉,摧毁力强。然而这类论证大多来源于外国思想,往往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旦付诸实施,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以上两种论证有个共同点:都是“应当”。第一种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大旗,正义化身;第二种公理在握,也是正义在握。所以一旦交锋,冲突激烈。公名曰正义,内涵却全然不同。前者出于实利,后者出于理念。前者斥后者只知唱高调的唯心主义空谈;后者讥前者为利欲熏心的现实主义。前者斥后者脱离国情、全盘西化、高抬虚妄的普世价值;后者揭前者为一己私利顽固守旧,取之以普世价值、居守时便弃之。似乎未反思:自己上位后,是否也会重复弃普世价值之老路、理念背后是否隐藏着实利。
   
   第一种论证是经验主义的;第二种论证依据逻辑主义的、规范性的政治科学。
   
   第三种论证研究的是可能性。回答:一是人们诉求的制度能否实现,二是依据国民性可能实行的制度是什么样的。
   
   常常有这样的论法:某种制度之所以不能实现,是因为有一小撮人不愿其实现而想方设法阻挠所致。于是要从政治学入手。
   
   为什么不换个思路:何以这种制度换过几次“一小撮人”仍然不能实现?是否这种制度在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或者须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准备才可能实现;因而须研究其前提,及必须具备哪些条件这前提才可能形成、成熟。于是要从文化学入手。
   
   这种论证、这种研究思路往往被贬为“保守主义的”。实则这才是现实主义的。
   
   梁老的文化学研究吾归之于第三类,代表作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此书有两点吾钦佩之至。一曰中国社会伦理本位,二曰中国社会无阶级。前者吾有《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一文呼应、引申之,且阐明当代中国社会仍然是伦理社会,于此不赘述。今就后者申论之。
   
   中国社会无阶级一说,初闻似惊世骇俗,其实语义乃“中国社会无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划分”,或者“中国社会阶级划分不能依生产资料所有情况”。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确实未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按生产资料所有情况划分中国社会的阶级,而是采取了类似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分层学说。所以,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而土地改革时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提出的划分阶级的方案,理论依据却是较严格地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生产资料所有情况制定标准。知识分子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划归无产阶级;自由职业者也划归无产阶级。形成与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差异。尽管周恩来理论上符合马列主义,但毛泽东合乎中国国情。而且实际的政治较量结果是周落败。欲知其详可以参考姜义华多年前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
   
   这就是说,毛泽东的想法与梁漱溟先生相当一致。当然,有一定的差异——梁老讲无阶级;毛泽东讲有阶级,只不过这所谓有阶级实际上是无阶级(如果马列主义讲的那整个1970年代,我都在寻找一把解决中国困境的钥匙,为此努力涉猎阅读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史料,后来发现无一适用,所以决定自创一家之言。因为梁漱溟曾经面受毛泽东批判,所以对他尊敬有加。1978年我去北京“上学”,经过上海时结识了他的一位学生,知道他劫后余生、大难不死,于是很想前往拜访请益,经他学生书面介绍,终于在他北京东直门外的中村寓所见到了梁漱溟先生。那时候他已八十多岁,但是头脑还很清楚,他告诉我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还做握力锻炼。我表示很喜欢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以及“乡村建设理论”,但他似乎比较淡然,反而告诉我他常读佛经,而且颇有心得。说到往事,我表示很赞佩当面顶撞暴君毛泽东,他就告诉了我转述给谢遐龄的上述故事。他还回忆说1969年十一前夕,他正在接受群众专政打扫街道,突然接到“天安门国庆观礼”的邀请,言外之意,这似乎出自毛泽东的授意,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但是回来以后待遇立即改变了,从此不用再打扫公共厕所了!梁老的意思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的苦难,我却想到毛泽东的阴损——既然他1969年来解放梁老,那么就意味着他此前下令折磨梁老了!这让我非常鄙视毛泽东这厮的为人下流。于是我批判了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和不学无术,但是梁老却说“毛主席很伟大,你们年轻人不懂”。这让我大失所望。为何大失所望呢?本来,那时我把梁漱溟看作卢梭一类的思想家,而把自己看作罗伯斯庇尔一类的革命者,结果很不幸,卢梭不是卢梭,罗伯斯庇尔也不是罗伯斯庇尔了。不过也好,从那以后我就老老实实地做了一个思想家,因为我知道,中国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所以暂时还无法采取正确的行动。因此我的任务还是继续思想而不是立即行动,所以我没有参与民主墙的活动。对我来说,深入思想并且写作贯彻,就是中国迫切需要的行动了。由于我认为梁漱溟晚年(1979年)沉迷佛教、崇拜毛泽东,而他又是明显地无法听取新的想法,所以我们之间的对话就中断了,我后来就很少去他那里请益了。我终于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之路。种阶级才算阶级的话)。表述上也不同,毛泽东的讲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梁老的讲法是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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