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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即将沦为蝗虫
·中国的大饥荒大杀婴对于科学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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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愚蠢,中国人邪恶

谢选骏:美国人愚蠢,中国人邪恶
   
   网文《愚蠢比邪恶更可怕——逻辑与中国逻辑(冯胜平)》(2017年4月27日于普林斯顿)报道:
   
   【轉載者按:郵箱收到馮勝平先生大作:《愚蠢比邪恶更可怕——逻辑与中国逻辑》。讀來强烈感受到其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不由得不立即轉載與國士高人分享。文中妙語連珠,警句回響,非常值得回味咀嚼,發人深思。寄望讀者細品之。陳泱潮竭誠推薦于2019-9-4日】

   
   提示语:凡天上事,必有规律;凡人间事,必有逻辑。规律在万物之中,逻辑在人心(人性)之中,它就是康德所说的人类心中的道德律。逻辑(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它是思想的秩序。
   
   1. 政治是人心的艺术
   
   一部资治通鉴,概括了庙堂智慧;一部水浒,讲尽了江湖心思。二书合一,成就了中国两千年成王败寇的历史。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上井冈山落草为寇,带的是一部水浒;1949年,毛泽东进城,床头的水浒换成了资治通鉴。据孟锦云回忆,这部书毛读了十七遍。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不停地寻找“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罢黜一个又一个的“接班人”。及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毛再评水浒,批宋江,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在末日的黄昏中,他似乎看到政权的归宿。
   
   王震晚年回顾文革,说: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
   
   身处江湖之远,毛泽东想的是取而代之;高居庙堂之上,毛泽东想的是千秋万代。要取而代之,必须证明造反有理;要千秋万代,必须确保人民支持。为争取人心,毛泽东发动文革,号召人民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人民万岁”,“踢开党委闹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所有这些耳熟能详的口号,见证了一个伟大而疯狂的时代。
   1966年,毛泽东的威望达到顶峰,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有民心的统治者。
   
   然而,文革初期的民心很快变成了民怨。晚年毛泽东回首往事,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日本人和蒋介石赶到一群小岛上去了,另一件是文革。前者大多数人支持,后者很不得人心。
   
   为什么一场曾经深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变得不得人心?是毛泽东背叛了人民,还是人民背叛了毛泽东?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谁又是那个有德者?1976年,“天安门事件”爆发,毛泽东看到了民意:不过十年,在许多人心中,伟大领袖变成了独夫民贼。虽然还没有失去政权,他已经失去了人心。这是一场他从未输过、也输不起的战争。在以往的政治生涯中,毛总是与人民站在一起,这次人民远离他而去。在人心的较量上,他输给了邓小平。
   
   政治是人心的艺术,国共之争是人心之争。什么叫境界?境界就是同样一群中国农民,在蒋介石眼里是懦弱的群氓,在毛泽东眼里是勇敢的士兵。什么叫韬略?韬略就是蒋介石抓壮丁,用自家的绳子,毛泽东拉队伍,用别人的土地。
   
   在中国,天下即人心。国共之争蒋介石败北,非战之过。即缺境界,又乏韬略,在人心的较量上,蒋介石已经输给了毛泽东。
   
   其实,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北伐胜利后的蒋介石,又何尝不曾拥有过人心。他们后来变成独夫民贼,失了天下,皆由于称帝独裁,逆潮流而动,失了人心。一旦登上权力宝座,中国人想的就是永远。秦始皇的“一世,二世,乃至万世”,XXX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本质上没有区别。沉溺于千秋万代的梦想,往日的境界、韬略、理想都随风而去,剩下的只有权力保卫战。
   
   打江山,坐江山,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同样简单的道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人一旦坐上了龙墩,就不想下来,这也许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取而代之易,千秋万代难,要真能千秋万代,怎么会轮到你?
   
   2. 愚蠢比邪恶更可怕
   
   在政客的词典里,人民群众永远是伟大的,他们不仅眼睛雪亮,还个个都是双眼皮。为争取民众拥护,林肯提出“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鼓吹三民主义,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学者眼里,人民群众是另一个形象。林语堂讽刺中国人朝三暮四:“朝儒,野道,临终信佛”;陈寅恪说:“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严复更为苛刻:“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政客需要选票,学者追求真理,故他们笔下的人民截然不同。在一个崇尚民主的时代,不媚官,易;不媚俗,难。作为政治家,媚俗是必须,作为思想家,必须不媚俗。
   
   个人崇拜和民主崇拜是一对孪生兄弟,区别只在于崇拜别人还是崇拜自己。个人崇拜是崇拜别人,民主崇拜是崇拜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万岁”是上诈,政客在忽悠民众,“民主万岁”是下愚,民众在欺骗自己。政客的问题是缺乏底线,骗死人不偿命;民众的问题是缺乏智商,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骗子演戏,傻子看戏,前者邪恶,后者愚昧,两者结合,在中国上演了无数闹剧。
   
   恶人不乏理性,他们损人利己,至少还按牌理出牌;蠢人则不然,他们不按牌理出牌,专做损人又不利己之事。愚民打土豪,打得村村冒烟(土改);愚民搞共产,搞得处处起火(小高炉);愚民闹文革,闹得乌烟瘴气(武斗);愚民争民主,争得你死我活(民运)。往事回首,只见一个蠢字。
   
   中国人的问题不是自私,是愚蠢。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我们的所谓聪明,常常是一种底线的突破。为了追求成功,我们不择手段,告别良知,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把本来可以美好的人生变为一场尔虞我诈的噩梦。
   
   李光耀说,中国人聪明,再好的规矩,也经不起中国人琢磨。生活在丛林之中,为恶劣环境所迫,我们绝地求生,最擅长的就是琢磨。
   
   28年前,余英时告诉笔者,中国只有政治,没有政治学,当时不懂,现在懂了。政治与政治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权术,后者是学理;政治是人心的艺术,政治学是关于人性与制度的科学。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重的是人心;亚里士多德写《政治学》,比较各类政治制度,讲的是学理。孔子相信天地君亲师,天大地大,不如礼大;亚里士多德相信科学,一切尘世的喧嚣,都必须经过逻辑的检验。
   
   朋友断言:“中国既往的悲剧,主要是惊人的全民愚昧造成的。”愚昧的原因不是信息不足,而是缺乏逻辑;不是供血不足,而是连血管都没有!一个不讲逻辑的民族,注定了会干尽蠢事,害人祸己。由于缺乏逻辑,我们愚蠢,总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由于缺乏逻辑,我们贪婪,以为财富可以带来幸福;由于缺乏逻辑,我们迷信,求仙问道相信天人感应;由于缺乏逻辑,我们唱完《国际歌》,再唱《东方红》,“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他是人民大救星”,几亿人唱了几十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文革结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春天中人们赞颂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说他带领全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仍旧是不讲逻辑,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笔糊涂账。
   
   3. 中国
   
   黑格尔哀叹:“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有中国逻辑的存在。中国逻辑,又称“乱炖”,是把各类不相干的食材混在一起,以迷信、比附、对仗、甚至音律为取舍标准,只讲功利成败,不问是非真伪的一种思想方式,其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A权力逻辑:成王败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蒋介石亡了国,就是因为他亡了军。(毛泽东)
   
   B金钱逻辑:有钱的王八大三辈;有钱能使鬼推磨;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吗?人家田地都有三百亩!(鲁迅)
   
   C数理逻辑:朋友与我辩论,说:“我最恨两种人:一是种族歧视的人,二是黑人,三是不识数的人。”尽管语无伦次,我还是理解他的心情。恨种族歧视的人,是不喜欢别人歧视他;不喜欢黑人,是他的真心话;至于那个不识数的人,大概指的是我,因为我与他意见不合。
   
   D 辩证逻辑:公知说:林昭坚贞不屈,在狱中痛骂毛泽东,是圣女。有人反驳:这个圣女实际上已经q疯了,她臆想毛泽东在上海西郊宾馆秘密审讯并看上了她,要强娶她为妾。公知愤怒:“知道她疯了还把人枪毙,更显示了这个政权的残暴!”不知不觉间,斗转星移,概念偷换,圣女/疯女之争变成了对中共暴政的控诉,反驳者成了五毛。
   
   辩证逻辑,又称辩证法,是中国逻辑的最高表现形式。五.四以来,逻辑学在中国举步维艰,辩证法却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土壤——辩证法既与古代公孙龙诡辩术异曲同工,又与传统道家哲学一脉相承。
   
   中国人对逻辑学格格不入,对辩证法却情有独钟。辩证法强调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它的数学表述是:如果A,那么非A。这种表述不被形式逻辑所允许,因为它不符合思想的秩序。按照辩证法,人类无法设计计算机语言,也不能进行任何科学研究。辩证法唯一的用处,是能训练思维敏捷,如魔术师训练手法,故有人戏言,辩证法是变戏法。从纯粹科学意义上说,辩证法违反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讨论它是否正确毫无意义。
   
   形式逻辑在中国不发展,中国语言文字难辞其咎。正如数学的发展离不开阿拉伯数字,逻辑思维离不开精确的语言。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混乱必然导致思想的混乱。由于没有标点符号,缺乏时态语态、主格宾格不分,一字多义,以及象形文字本身的局限,中文是一种精巧却不精确的语言。它适于作诗,不适于思考;有利于形象比喻,不利于抽象思维。一句“道可道,非常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几近天书。“中国乒乓球队谁也打不赢”,“中国足球队谁也打不赢”,两句话语法句式完全一样,意思却截然相反。
   
   中国自古无逻辑,故常以比喻代之,有时是瞒天过海,存心欺骗,更多的时候则是犯偷换概念错误而不自知。由于没有逻辑,我们缺乏是非标准,只能诉诸于文字游戏。但是,雄辩不等于正确,对仗不代表真理,天人感应乃无稽之谈,“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只是一种机智的比附,二者之间其实并无逻辑联系。
   
   4. 无定义争论
   
   曾与两位朋友自驾环游美国,听他们辩论。一位热衷玄学,认为《道德经》博大精深,其中已包括了相对论的思想,另一位相信科学,说那个时候连时空概念都没有,谈何相对论。辩论不欢而散,结束了东西方文化的一次碰撞。
   
   相信科学的朋友是芦笛。他认为:“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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