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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曝光紅色騙局

五、
   
    以鄧小平為首的共產黨從八九學運一開始就拒絕與自發的民間組織對話。在北京學生借胡耀邦辭世之際,跪拜請願後,4月26日,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把學生自發為胡耀邦鳴不平的悼念活動視為「一小撮人發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動亂」。而這導致中共成立後第一場自發的百萬人大遊行,因為大多數學生深感委屈,他們從小生長在共產黨用紅旗遮天蔽日的動物農莊,只能接受共產黨的宣傳,還沒有達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是出於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對貪腐的義憤。
    所以,當余志堅(1963-2017)與兩名同伴在5月23日向毛像投擲雞蛋時,遭到學生反對並被送交共警。三勇士因此都遭共產黨酷刑折磨,其中一人被迫害致瘋。只有不了解共產極權暴政的局外人才會相信紅色宣傳,把自發的學運及引發的民運視為受美國中情局操縱的結果。
    簡言之,共產黨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四十年後,胡耀邦之死引發大學生先導的和平抗爭,沒有反共訴求,但在當局的打壓中,學運逐漸擴大,六四屠殺發生後,大陸民眾開始覺醒並採用各種方式抗爭至今。

    六四屠殺促使無數大陸人像筆者一樣開始反共抗暴,追求真相,還原歷史。 被毛澤東抹黑為「人民公敵」[53]的蔣中正與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功過是非難免成為探求真相的必經之路。探求結果讓筆者獲知:從「五四」起,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黨徒不僅滲透民國各界,也滲透美國與日本各界。為了保衛蘇聯,篡奪政權,民國各界尤其是文藝界的共產走卒,通過宣傳,操縱輿論,引發民憤,挑起事端,發起學運等各種運動滲透社會。從「西安事變」到「沈崇事件」都是共諜一手策動,共黨尤其善於利用學運製造輿論,抹黑政府……改變了羅斯福總統支持以蔣中正為首的中華民國的國策,也即改變了陳翠蓮著述中所說的「戰後美中體制」。
    共產黨不僅利用紅色宣傳蒙蔽世人尤其是軍人,而且使用人海戰術瓦解無心打同胞的國軍,而所谓的「中國人民解放军」涵蓋苏联紅軍與日本关东军,還有朝鲜军团與满洲军人。中華民國在大陸淪陷的主因是共產黨的滲透與宣傳,世人尤其是軍人多被紅色宣傳迷惑。而毛共能夠打敗國民黨離不開國際共運,共諜不僅把蘇日矛盾轉嫁為中日戰爭,還在國軍抗日之際,拓展地盤,最終在國軍損兵折將慘勝日本之後,把1931年武裝割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擴充到了國統區,只有臺澎金馬幸免淪陷。
   
    支持屠殺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姚依林(1917-1994)面對1989年興起的學運,難免聯想到他如何在地下共產黨的領導下利用學運顛覆中華民國,想當然地以為八九學生也有領導,血腥鎮壓學生後,中共致力於抓黑手,遠因就該在此。[54]
    在姚依林支持鎮壓學運並至死不悟的同時,還有不少昔日的地下共產黨員因此覺醒,他們的回憶錄有助讀者了解共產黨如何打敗國民黨,阮銘是其中一個。1946年,阮铭加入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時,还是不满15岁的中學生。誘惑像阮铭一樣少不更事的熱血青少年投入國際共運的紅歌一首比一首蠱惑人心,在此選錄其中一首:「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向著新中國,放出萬丈光芒」。中共善於用紅色文藝抹黑中華民國,美化自己,鼓舞鬥志。阮銘先在上海從事學生運動,1948年考進北京燕京大學,繼續為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而搖旗吶喊。
    共產國際間諜不僅滲透中華民國高層,也滲透中華民國的大學。中共慣於利用學生的愛國熱情發動學運,抹黑國民黨,美化共產黨,而中華民國無法將違背天理人倫的共諜繩之以法。因為大學及其校長往往成為共諜的保護傘。傅斯年在臺大支持陳誠政府捉拿共諜,也是因為他吸取了在大陸的經驗教訓。1948年,阮銘考上燕大,投入學運,可是當1948年8月19日國民政府準備抓捕潛伏燕大的共諜時,遭到燕大校長陸志韋阻攔。榜上有名的匪諜受到學校保護,有的藏到美國教授家中,後來都安全離校去了共產黨的「解放區」,其中有阮銘的姐姐,當時擔任學生自治會執委的阮寧。這是燕京大學的「八一九」事件,燕大在30年代就被共產黨滲透,淪為紅色保壘,誤導了無數學生,但在紅色宣傳中燕大被譽為「自由民主堡壘」。[56]
   
    在中共篡政後,阮銘先後擔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團委書記,并在1957年5月与胡启立等一起成为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在阮銘充當共產黨的宣傳工具與政治打手21年後,輪到自己遭受迫害,直到1977年,他才被胡耀邦任命為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然而,八十年代初他就因其改革言論,被時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的王震(1909-1993)開除黨籍。六四屠殺發生時,他已在美國,並從此無法回到大陸。阮銘年輕時投身共產黨的學運,王若望則投身共產黨的工運, 但老來都被迫流亡海外。阮銘們用自己的一生證明紅色宣傳的危害,他們先是施害人後是受害人,他們的回憶錄都證明共產黨的「新中國」遠不如被推翻的中華民國。[55]
   
    可惜民國的自由被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走卒比如魯迅濫用,共諜滲透民國的大中小學,蠱惑青少年爲蓄謀顛覆「中華民國」的共産國際赴湯蹈火。
    自五四運動起共產勢力便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發動學運誤導青少年仇日仇英仇美,先是保衛蘇聯,後是配合共軍顛覆中華民國。六四大屠殺才促使部分共產學運參與者有所醒悟。爲共産黨效力與國民黨作對的學運幹將包括姚依林無一不在中共篡奪政權後遭到整肅,甚至被整死。被以魯迅為首的紅色文藝兵誤導的新女性之一韋君宜(1917-2002)在飽嘗共黨苦頭後,偷偷寫作《思痛錄》,透露她與丈夫楊述(1913-1980)等清華學生的慘痛教訓:投身共産革命後被迫出賣良知。而更多的新青年男女比如王光美在遭受更慘烈的迫害後喪失思考與醒悟的能力,成爲「斯德哥爾摩症」患者。
    共産國際走卒用紅色謊言比如:「蘇聯本是共産國,自由平等新生活……」欺騙民衆尤其是青少年把領導抗日後民選爲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中正及其政府污蔑爲「反動派」趕到臺灣後,各個大學都淪為共產黨的黨校。
    不管司徒雷登與陸志韋等燕大領導階層如何有助共產黨利用燕大培訓所需人才,發動所需運動,但在共產黨篡奪政權後,統統遭到共產黨的惡報。1950年,金日成在蘇共與中共的支持下企圖佔領南韓,韓戰爆發,燕京大學最先淪為共產黨清算的對象。首當其衝的鬥爭對象是「幫助過共產黨」的校長陸志韋、宗教學院院長趙學宸與哲學教授張東蓀。燕京大學全體人員還必須學習毛澤東的罵文〈別了,司徒雷登〉。陸志韋的女兒也上台和撰文批判自己的父親 [57] 。在中華民國備受國民黨禮遇的陸志韋選擇與共產黨為伍,下場就是接受批鬥與勞改,甚至充當豬倌,最後淒慘離世。[58]
    阮銘證實:針對陸志韋等的「鬥爭結束後,燕京大學被撤銷,北京大學進佔燕大校園,全國進行院系調整,引入蘇聯式教育制度,跨進(全盤蘇化)時期」。阮銘追求自由,結果誤上賊船,淪為共黨工具,好在六四屠殺促使他在吃夠共產黨的苦頭後認識到「自由民主派曾經是中共的一支主力,沒有黨內外自由民主派獲得民心,共產黨靠槍桿子根本無法獲得勝利」。換言之,所謂的自由民主派淪為共產黨騙取民心的幫凶,否則,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不可能在大陸被共產國際顛覆。
   
    在中華民國,可以自由辦學,自辦刊物,而共產國際間諜便濫用自由兜售共產毒物或曰紅色毒品,赤化讀者尤其是學生。而在馬列中國,一切都由共產黨操控,尤其是媒體比如「人民日報」。1989年5月22日,在學生絕食的感召下,第一次有「人民日報」的编辑和记者,上街游行喊出「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六四屠殺後,「人民日報」被改組。[59]
    六四屠殺讓中共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的一致譴責,中華民國也在此列。1989年6月7日,在臺北國父紀念館前追悼大陸民運死難者。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的李煥在臺視的報道中表示無限憤怒與悲痛,並「希望大家團結起來能夠幫助大陸的同胞摧毀中共專制政權」,而執政的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則說:「這次大陸我們那麼多的同胞為了要爭自由爭民主犧牲了他們的生命……更加深我們全體在復興基地同胞的責任」。在野的民進黨則舉辦360小時接力絕食表示支援大陸民運。[60] 然而中共很快通過收買等統戰術讓自由世界的良知逐漸泯滅,商人尤其臺商比如瓊瑤被中共統戰後利用來營造假象,麻痹世人。中共得以被自由世界養虎為患,成為比蘇聯還有影響力的超級共產國際。
    無論如何,1989年6月4日是中國乃至世界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國際共產陣營開始全面崩潰。因「六四」而覺醒的八九一代,不僅認清共產黨的邪惡本質,而且追根溯源清算為共產主義侵蝕中國開闢思想通道的李大釗、陳獨秀與魯迅等狂人。五四狂人崇洋媚外,把自己沒有學通的西方概念「民主」與「科學」以及沒有搞懂的西方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當作大炮來摧毀炎黃子孫安身立命的傳統文化。從漢字到古文、從孔子到禮教,從民俗到經典,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與西方文化各成一體的正統文化無一不淪為五四狂人的攻擊對象。而敬天重德求道的中華文化本來是抵擋共產主義的天然屏障。赤潮自「五四」開始侵蝕中國,而「六四」引發蘇聯瓦解。
   
   
   七、國際共諜合力打造紅色偶像魯迅
   
    共產主義被視為恐怖主義,不僅在於〈共產黨宣言〉公開鼓動「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而且唾棄傳統的道德、宗教與法律,因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與「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1927年,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發現共產黨背信棄義,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際,大搞階級鬥爭,在農村殺地主,在南京殺外國人,在上海武裝工人暴動後,不得不清共剿共。而郁達夫在日記中寫道:「蔣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可恨的右派,使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從此郁達夫像其兄郁華一樣淪為共產走卒。
   
    共產國際要中共「加速土改、建立共產黨軍、奪取武漢國民政府領導權、肅清有反共傾向的國民黨人」的〈五月指示〉曝光後,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也開始拼命還擊,從此共產黨轉入地下,在各種組織的掩護下從事赤化活動,在此僅舉兩例。1930年中共成立以魯迅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簡稱「左联」),在成立大會上魯迅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為題發言表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1931年,以外商為掩護的蘇聯間諜牛蘭夫婦被南京政府抓捕後,中共成立以宋慶齡為首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營救被捕的共諜。流亡海外的大陸民國派領軍人物高爾品在其論文〈所謂左聯五烈士〉用事實證明「左联」是中共武裝背叛民國和民族的「直轄文學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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