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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1883-1950)與地下共產黨員

   第三章
   
    1980年,中共中央統戰部與中共中央調查部宣布陳儀是「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貢獻出生命的愛國人士」[1]。在共產黨的紅色新話里,所謂的「愛國人士」多是背叛中華民國憲法的共產走卒。因此,2014年陳儀親屬得以在杭州舉辦「陳儀將軍骨灰安放儀式」[2]。
   
    從普世價值出發,「二二八」與「六四」元兇都不難確認。誰有意利用公權力造成無辜者傷亡,誰就可以被視為元兇。


   
    六四屠殺的元兇非鄧小平莫屬,因為其時已84歲的鄧小平依然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身分大權在握,正是以他為代表的匪共拒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而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的李鵬雖像鄧小平一樣無視民意,但無權調動野戰軍開進紅都鎮壓和平請願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市民。
   
    指控蔣中正、陳儀、彭孟緝、白崇禧、柯遠芬為「二二八」元兇符合史實嗎?[3]
   1947年2月10日蔣中正在二月蒸電提醒陳儀「… 據報共黨分子已潛入臺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臺省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 中正手啓」[4],事後他在三月元電中要求陳儀「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5]如果說蔣中正對「二二八」也有責任的話,可能應該在於他用人不當。他選用並信任的要人不少通共包括陳儀。
   
    那麼1947年在臺灣掌權的陳儀是不是「二二八」元兇呢?
   
   
   一、陳儀因何而死
   
    李敖在中共喉舌鳳凰衛視說「陳儀是愛臺灣的,結果蔣介石把他槍斃,用來騙臺灣人,把所有二二八的帳全部都記在陳儀的頭上,這是非常不公道的」。陳儀在二二八後被迫於五月離臺,僅此而已,並未遭到處罰。
    1949年陳儀在浙江省主席任上因逼迫湯恩伯投共才被撤換,大陸淪陷前被送到基隆要塞司令部軟禁。1950年6月18日中華民國國防部就判處陳儀死刑發佈新聞。特此按张文奇所著《陈仪诱降汤恩伯经过 (外二种)》[6],摘錄如下 :
   
    陳儀「在主持臺灣行政期間,魯莽顢頇,處置乖張,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則臨難苟安,自私自利,對革命主義毫無認識,對反共抗俄戰爭毫無信心。卅七年冬季,東北、華北、徐蚌會戰失利,戰局迅速惡化,共匪一面渡江南犯,一面發動局部投降攻勢,誘惑我軍政長官投降,陳儀當時任浙江省主席,受匪諜及一般投機份子的包圍,竟忘恩負義,背叛黨國,為了保全個人既得利益,陰謀出賣京、滬、杭,導演江南局部投降,迎接共匪渡江。他曾親筆寫下有關投降的準備工作八項和投降條款五條,於卅八年元月卅日和二月一日,先後派他的外甥丁名楠及舊屬胡邦憲去煽惑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將軍,勸他停止軍事行動,與陳共謀早日實現局部投降〔中略〕陳承認派遣親信,策動叛亂不諱,依照修正懲治叛亂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一條規定,判處陳儀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留一部份作他的家屬必需生活費外,一律沒收,判決書業經呈奉核准,於六月十八日將陳儀提庭宣判,驗明正身,執行槍決。」這則報道說明,陳儀被槍斃不是因為「二二八」,而是因為陳儀身為浙江省主席不僅自己準備投共,還企圖策反京滬杭警備軍總司令湯恩伯。
   
    中華民國對陳儀的判決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陳儀死後近四十年,上述報導提及的丁名楠與胡邦憲分別在中共刊物發表相關回憶〈一九四九年初陳儀策動湯恩伯起義的經過〉及〈陳儀在浙江準備反蔣紀實〉。
   
   
   二、共諜胡邦憲(1902-1991)及其同黨
   
    陳儀稱為舊屬的胡邦憲原名胡允恭,與陈仪的外甥丁名楠,當時的身分是北平清華大學研究生,「二二八」時都在臺灣。中共浙江黨史和文獻網在〈陳儀起義〉中透露,胡允恭1923年就加入共產黨,1936年經沈仲九(沈銘訓)推薦結識陳儀,經地下黨批准開始接受陳儀任命,後出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
    胡允恭在〈地下十五年与陈仪〉[7]中自己披露如下:「一九二二年進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系主任瞿秋白),一九二三年入黨。他的高級顧問、親戚沈仲九,原是上海大學的教師,曾教過我的中國哲學史,對我的印象很好」。「上海大學」(1922-1927)是共產國際為滲透中國與國民黨而興辦的紅色培訓基地,于右任(1879-1964)被聘為校長,充當門面,校政由中共骨幹把持。謝雪紅等多名臺灣共產黨人在此接受培訓,因此有「上大派」一說,沈仲九不僅在上海大學任教,還參與中共在上海的創黨活動。在沈仲九的推薦下,胡允恭開始潛伏在陳儀身邊,為了討好陳儀,胡允恭甚至在其建議下,在福建時改名為邦憲。此後與沈仲九等一起跟隨陳儀進入臺灣,胡邦憲在上文中透露:在「一九四五年冬,我同中共福建省委城工部負責人孟起,談起陳邀我去臺任職事,孟當卽指示我以『特派員』的秘密身分去臺任職。到臺後,我被陳任命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並發給特別通行證。不久,孟起也到了臺灣,從事黨的地下活動。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掩護孟的工作」。沈仲九與胡邦憲以及孟起在二二八期間所起的作用值得研究。
   
    胡邦憲只透露 因「二二八」臺灣警備司令部以司令陳儀的名義發給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的一份電報,「大意是:胡邦憲為共匪首要分子,鼓動臺灣暴動,現潛逃去滬,請緝捕歸案」,而已被免職回到上海的陳儀卻不相信找上門去的胡邦憲是共諜,親筆給宣鐵吾去信表示:「鐵吾兄:胡邦憲係我舊部,為人謹慎,向無不軌行為。近聞有傳訊案件,務希卽時查明註銷,以免牽累好人,為荷!」,而胡邦憲居然「拿了陳儀的親筆信到上海警備司令部,這個案子就被註銷。 從此,我同陳儀經常來往,傾談對時局的看法」。胡邦憲在文中透露「陳儀準備起義,沈仲九起很重要作用」。沈仲九是共諜也早被發現,對此胡允恭在文中寫道:「福建國民黨省黨部說他是『潛伏』在陳儀身邊的共產黨人,當時陳儀周圍被稱為『左派』人物的夏明綱、吳季樸、胡邦憲、程星齡……都是由沈引薦的。陳儀一九四五年到臺灣任職,又把沈帶在身邊,當作高級顧問。沈仲九對陳儀的思想轉變影響極大,最後直接參與陳儀起義,並作為與共產黨談判的代表」。
   
    陳儀的親共言行從福建起就導致他與致力於剿共的中統與軍統的矛盾。陳儀在包庇釋放共諜的同時,對抗反共人員與機構,在福建時甚至殺害軍統福建站副站長張超,在浙江「下令把毛森所率領的五個戡亂大隊全部解散」。人以群分,這一切都表明,身為中華民國要員的陳儀堪稱共產黨的同路人或曰庇護傘。據陈仪在浙江的机要秘书葛一训的兒子葛許國在其文〈陳儀的愛國情結〉[8]披露,他父親與主任秘书李銘本也為共產黨效力。
   
    丁名楠與胡邦憲的回憶再次證實共產黨善於利用學運與媒體以及親情與友情滲透民國,操縱輿論。胡邦憲在上述回憶文中透露自己匿名在共產黨利用民國自由創辦的宣傳刊物上發表的一文引起陳儀注意,當陳儀問起時,他卻假裝不知道。在回憶中他才坦承:「其實,這篇文章是主辦『文萃』的黎澍同志要我寫的,用筆名張琴。文章是根據我的親身經歷分析了臺灣事件發生的原因和經過。文中說陳儀昏庸,用人不當。〔中略〕文章說是非應明,罪惡各有攸歸,不能讓陳儀代人受過。陳讀到這些深受感動。他不知文章是我寫的,但知道『文萃』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刊物」。胡邦憲敢於欺騙他人,卻不以為恥,還公之於眾,可見加入共黨,會讓人失去起碼的道德觀,而陳儀確實昏庸,居然信任共諜,與之為伍,最終在其左右下失去理智,獲判死刑。
   
    在中共追認陳儀是「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貢獻出生命的愛國人士」文件中說:「一九四八年,陳儀和我黨發生關係,接受了我黨讓他起義並由他策反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任務;陳還按照我黨的指示,在浙江釋放過一百多名被軍統特務毛森拘捕的愛國人士。」[9]這裏的所謂愛國人士就是表面上從事各種行業,但暗地裏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黨員,而時任上海市警察局長的毛森(1908-1992)1988年在《傳記文學》第311期發表〈陳儀迫湯投共始末 〉,從中可知,促湯投共的還有潛伏國軍的共產走卒張治中(1890-1969),假如湯恩伯「倒戈投共,那東南全局,早已傾覆,臺灣也保不了」。
   
    1985年11月7日,中共海外版《人民日報》第一版以三分之一的版面刊出報道《追思先輩盼統一—訪陳儀將軍之女陳文瑛》。陳文瑛其時76歲,時任中共全國政協委員,其夫項經方是留德的醫學博士, 大陸淪陷後被中共任命為上海衛生局醫教處處長,也在「文革」時慘遭整肅,逝於1971年。就是說,中共從八十年代開始利用陈仪及其亲属對臺灣發動統戰,陳儀親屬在大陸屬於特權階層,陈文瑛不僅充當被稱為花瓶的全国政协委员,還曾充當上海市妇联常务委员。六弟陈公培則是上海市政协委员。
   
    然而在中共的極權暴政下要享有特權必須用良知與尊嚴作為代價。這在中共把勢力範圍從邊區擴展到全國前就已經被奮起反共的五四世代比如傅斯年所洞悉。1949年,他在給企圖與毛澤東和談的中華民國副總統李宗仁回信中說:「共產黨本為戰爭黨,以往尚如彼好戰,今日走上風,實無法與之獲得和平,今看共產黨態度,下列數事至為明顯:分化敵人,徹底消滅中央政權,只與地方談和,以實行其宰割之策,絕不以人民為念。絕對走蘇俄路線,受蘇俄指揮,而以中國為美蘇鬥爭中之先鋒隊。對多年掌兵符者,必盡量摧毀,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們讀書人,不受共產黨指揮者,彼亦一樣看待也。」[10] 七十年後的今天,傅斯年的先見之明依然值得臺灣各界引以為戒。
   
   
   此文摘錄自http://xu-pei.hxwk.org/2019/08/27/以「二二八」與「六四」為例探討臺海兩岸的異同/
(2019/09/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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