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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隨筆:九七憶往

   
   至於過渡期的公司“移民”,則最矚目的例子是1984年3月怡和公司的遷冊,把駐冊地點由香港遷往百慕達。 隨著它遷冊的也有好些其他英國公司。至於其他的大集團,特別是本地華人的集團,則基本不動。事實上,大陸改革開放,利用香港之處極多,香港的大集團商機無限。自然,公司可以留下,但個人和私人資產卻都安排了太平門了。
   
   以上是香港人和香港社會在中英談判期間和進入過渡期後的反應,至於我們這個團體又怎樣呢?一句話,積極投入。在整個談判期間和簽訂了聯合聲明之後,我們都有很多的參與,以民間組織的身份,提出批評和意見。我記得我們曾經每個月在某酒店舉行公開的座談會,邀請學者和專業人士講話。在這些座談會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有港大經濟學教授張五常作為講者之一的一次,那時聯合聲明已簽署了,“一國兩制”甚囂塵上,人們在關注是否可行。張教授講的時候,這樣說:“一國兩制(停頓了幾秒,作思考狀),這個偉大的構思(又停頓了幾秒,作更深入思考狀,然後搖搖頭)”,接著便沒有再說什麼,懷疑之意表露無遺。這裡,我佩服他的遠見。
   


   我也記得我們的團體曾在港大陸佑堂舉辦一個大型的研討會,談香港前途,出席的人十分踴躍。我為大會主持,作總結發言,完後有朋友讚我最後幾句十分精警,但我已忘記是什麼了。
   
   至於個別情況,凡政府發表綠皮書,無論是政制方面、教育方面或其他,我們都先作內部研討,然後向媒介發表我們的意見和評論。那時我是這個團體的政制和教育小組的負責人,經常代表團體接受媒介訪問,因此當時我在社會有許多人認識。
   
   不過,我最投入這些活動的時間大概只有短短兩三年,從1983年9月我任職大學起,到1985年我所屬的團體開始參政並和其他類似團體合併為止。在這期間,我對九七問題的關注和投入,超出我的團體範圍。那時,我還為兩份報章寫專欄。這兩份報章一為日報,一為晚報,一為左報,一為獨立的財經報章,所寫的內容大多是社會評論,特別是關於九七問題的評論。這兩個專欄我都是用筆名,所以只有少數人知悉我還是那個著名政論團體的重要成員。
   
   我在1985年末開始淡出這個團體,不是因為人事上的不和,而是因為這個團體開始發展,愈來愈積極投入社會政治事務,甚而從論政團體變為參政團體了。由於要擴大力量,這團體也與其他團體合併,招兵買馬,人力茁壯起來,我這個半鹹半淡的人便變得可有可無。不過,我早期仍維持幹事身份,直至1987年9月轉職到一個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機構,不再適宜擔任民間政治團體的發言人為止。
   
   在我而言,這個轉變不覺得可惜,因為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大志,並不想做出什麼“轟天動地”的大事。我雖然參與過不少社會事務,但正如我在這專欄說過,我是“被參加”的多,即是別人賞識我邀我參加的。因此現在這個團體實力雄厚起來,要大展拳腳參政,我自然應該讓位給那些躍躍欲試的人,給他們機會曝光。
   
   此外,如果我想參政,也是可以的,我的會友也會歡迎。但可惜我沒有興趣。沒有興趣是因為性格問題,也因為實際生活問題。性格上,我喜歡“坐而論道”多於實際從政。實際從政要和人爭奪權力,要找出別人的缺點,予以誇大,這我不喜歡去做。至於實際生活問題,也是重要的考慮。那時我的工作並不穩定。雖然在大學工作收入不錯,但卻是合約的工作,約滿時便要另作籌謀。我覺得我的第一責任是家庭,要給家人安定的生活,並作出改善,因此對完全沒有把握的從政生活,我是沒有興趣的。(五)

此文于2019年09月1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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