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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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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骏:维稳的误区与新思路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09-03
   制度维稳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制度维稳,才能解决公正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稳定,而不是靠权力压制,又或者金钱收买下的暂时稳定。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下才实现的。可以这样说,没有长期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长期的经济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也无从说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稳定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民生安康来说,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也是过去十年,中央政府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要原因。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维稳的手段也应该根据形势与各地特点与时俱进。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多位领导提出了维稳的一些新思路,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看到,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些地方政府与执法部门在维稳过程中,忽视了维稳的方式方法以及追求稳定的最终目标。这些维稳新思路,尤其来得及时和重要。
   
   首先,要转变对“稳定”与“维稳”存在的一些片面看法。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日前在广东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说: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这种逻辑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
   
   沙漠地区是不需要“维稳”的。各级官员应该认识到,一个地区是否有群体性事件发生,不应该作为对当地官员评判的唯一标准。因此可以说,“一票否决制”也存在弊端。考核各地官员政绩的权力掌握在上级手里,有些官员眼睛和心思都在上面,这客观上造成一些官员一看到有“群体事件”发生,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想到了压制,压制了民众不说,还要去压制媒体,压制的目的只有一个:别让上级领导看到,更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只要对过去五年发生的较大规模“群体事件”做简单疏理就不难发现,凡是造成全国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几乎都存在当地官员压制群众与媒体的情况。当今互联网信息时代,为了控制事态而去压制媒体,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令事态失控,让一件小冲突酿成大事件。
   
   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地区的稳定并不是靠“不出事”来维系的。正好相反,经济发展较快、社会转型明显以及官员更积极地参与了改革的地区,“出事率”反而相对较高。要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出事”,只有这样,各地官员才能认真对待事件,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做到既不“乱扣帽子、加剧冲突”,也避免“丧失原则、一味妥协”。
   
   第二,由权力维稳转向权利维稳。由出现事件就第一时间派出军警,使用权力确保“稳定”,到第一时间就追查不稳定的源头,以确保人民群众的“权利”得到保护、不受侵害。
   
   我们看到,在错误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当局一见到有疑似“群体事件”,就不问青红皂白,立马派出强力部门,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搞清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其实,很多“维稳”事件并不涉及政府与公权力,政府如果公正公平地介入,原本可以圆满收场,可是,却因为我们一些地方官员太相信权力的作用,动不动就动用权力,结果把事件闹大。例如前几年发生的民工讨要拖欠工资事件,政府并不是利益一方,可常常因为“维稳”而在处理的过程中站在了民工对立的一边。其实,有民众因为拖欠工资而上街,政府部门不是要去对付这些上街的民工,而是应该去追查老板们为什么没有发工资;有民众的房子被拆迁,警察应该先调查一下是否有强拆情况存在、是否合法,而不是首先把被害者控制起来;有官员贪污腐败了而造成民怨沸腾,政府首先应该清查是否真有贪污腐败,而不是先把民众控制起来,把全部精力用在追查“谣言”,因为这样做会在客观上给民众一个印象:政府在对付他们。
   
   201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完成一份名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的报告明确提出:维权才是维稳的治本之道。老百姓的权利得到了维护,政府自然就无须去维稳。而老百姓的权利靠谁来维护?当然主要是靠政府、靠国家。在每年十万起群体事件中,不排除有少数属于故意闹事、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事件,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与自身权利受到了侵害,又没有相关的渠道表达与申诉,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以“闹事”的方式谋求权利。如果各地领导干部能够认清发生在自己辖区群体事件的本质,则不难处理,更不会造成事态扩大。
   
   第三,依法维稳、法治维稳。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公安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加重语气强调,各级公安干警要依法维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强调了执法部门要依法执法的观念。
   
   维护稳定并不都是公安干警等执法部门的事,但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在“维稳”上过份依赖公安干警,给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一些地方领导与执法部门甚至为了快速平息事态,采取了有违法治甚至知法犯法的办法去维护稳定。我们知道,知法犯法与执法犯法,对国家与社会造成的负面后果往往比“群体事件”严重得多。
   
   第四,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制度维稳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制度维稳,才能解决公正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稳定,而不是靠权力压制,又或者金钱收买下的暂时稳定。
   
   《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的一篇名为《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的社评指出,决策再也不能仅仅是“领导拍板”了,民众对决策的参与必须真正得到保障,再不能是走过场。一些老百姓上街,是因为不相信当地政府,不相信按正常渠道能解决问题。而什邡和启东的这两个项目这么轻率地下马,在暗示民间不信任是对的。政府必须从正确决策、加强与民众沟通做起,这是遇到抗议时敢于坚持的前提。
   
   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但如何打破?是靠强力的压制还是靠制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制度维稳,就是要老百姓参与国家治理,利益诉求的法治渠道畅通,各级官员要对辖区民众负责,倾听民意,而不是唯上命是从。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自传《我的生活》中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那一年,克林顿竞选总统已胜券在握,他的竞选车队经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子。这个小镇子的居民实在太少,团队没有安排在这里停留造势。当车队经过镇子旁的大路时,路边远远有几十个民众在那里等待。克林顿忙了一天,已经累坏了,车队继续前进,不准备停下来。就在车辆驶近人群时,克林顿往那里看了一眼,他随即命令车队立即停下来。然后,他和夫人希拉里走下车,来到市民中间,一一回答民众的提问和质疑……
   
   克林顿为什么要下车?因为虽然那稀稀落落的民众歪歪斜斜地站在路边,他们中间却竖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面前,傲慢的权力与权贵顷刻间低眉顺眼下来。
   
   其实,中国的很多维稳事件,尤其是最近从什邡到启东的,如果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不那么傲慢,如果他们能够在做出决定前给民众“八分钟”倾听他们的意见,也许就不会酿出后来的“群体事件”。
   
   《天大报告》2012年8月期
(2019/08/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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