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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饥荒大杀婴对于科学研究的贡献

谢选骏:中国的大饥荒大杀婴对于科学研究的贡献
   
   《为什么亿万富翁比较容易生儿子?》(BBC 2016年11月8日)报道:
   
   纵观历史,你会发现善男信女们为了在生男生女这件事上得偿所愿,采取了诸多“非常”措施。在中世纪的欧洲,妇女们相信传宗接代行房事时叫老公把脸向东转,就能大大增加生儿子的胜算。但也有人并不苟同,另出奇招:想生男孩儿,就应该先用红葡萄酒和刚宰杀的兔子子宫调制鸡尾酒,再在丈夫饮用期间,对其施以色诱。

   如果这样做不管用,那么18世纪的法国解剖学家普洛科-考透(Procope-Couteau)建议那些“十分迫切地想要生个宝贝儿子”的男人们剑走偏锋,采取相当极端的措施:切掉自己左侧的睾丸。他扬言称,这个“切蛋手术”不见得比拔牙更疼。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在互联网上对生子秘方进行快速搜索,依然会找到各种奇妙偏方:从服用维他命、止咳糖浆,到更换内裤,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比较理性的人可能知道这些法子无一不是徒劳无功,都是在抛掷硬币:生男生女完完全全是个概率问题,两种可能事件出现的几率每每各占一半。而你又不可能在幸运女神面前弄虚作假。
   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千百年来,父母们或许一直在出于无心地翻转着生男生女的几率。而决定小孩性别的真正原因,则远远超乎迷信古人的想象。
   男性死亡率
   现在我们知道,具有支配型人格、爱吃早餐燕麦片、丈夫身家亿万的女性,更有可能生下男孩;相比之下,为斋月斋戒、饱受晨吐之苦、生活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的妈妈们则比较多地生下女孩。其中,遗传基因乃是重中之重,基因序列里记录了我们是趋向于生下更多的儿子,还是生下更多的女儿:有较多姊妹的男性往往会与妻子生下一群女儿,而有较多兄弟的男性则较可能生下一堆男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生男生女的几率从来就不是刚刚好的一半对一半。就全世界来说,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大约是109:100。或许乍看之下,你会觉得这一差额好像挺大,但男婴多于女婴颇为必要。原因在于:相较于女性来说,男性的免疫系统比较脆弱,胆固醇水平较高,心脏问题较多,糖尿病易感性较高,癌症发病率较高、存活率较低;同时,男性占谋杀受害者的三分之二、占交通死伤者的四分之三,男性自杀几率更是女性自杀几率的三倍。所以,想要让存活下来的男孩数量与女孩数量相当,妈妈们就不得不多生儿子。
   数十年来,生男生女所对应的概率问题一直让科学家们倍感困扰。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一丝不苟地对若干动物后代的性别比例进行了研究,但仍对这一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达尔文深信,许多雄性动物的精致特征必定是在弥补雌性动物某一拙劣的不足,例如孔雀的尾巴。他认为,在这些物种当中,求偶竞争越激烈,就越有利于出类拔萃的雄性脱颖而出。
   问题是,在达尔文研究的所有物种当中,雄性与雌性的数目都相差无几(尽管并不完全相同);差异远不及他之前预期的那么大。对此,达尔文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于是,他最终放弃了整个这一主题的研究,并寄语道:“……今时今日,我发觉整个谜题太过错综复杂,因而我决定把解决它的重任留给后来者,这样做更为稳妥。”
   那么,为什么生男生女的性别比例接近50:50,但却不是刚好50:50呢?这个问题很难解答,我们亟需一位有胆有识的智者来指点迷津。至此,离经叛道而又独树一帜的科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隆重登场。他的个人网站显示,他蹲过一段时间的监狱,在牙买加组织过一支保卫男同性恋者免受暴力侵扰的武装团伙,还曾驾车帮助臭名昭著的政治活动家休伊·牛顿(Huey Newton)逃跑。
   这名常春藤盟校的教授经历颇丰,先后被大学校园禁足、遭受精神崩溃的折磨、标新立异地数次变更专修科目(从数学,转到法律,再到历史学,最后转到遗传学)。现如今,他是一名人类学家,就职于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他表示:“和其他许多科学家相比,长期以来,我都过着一种放浪形骸的生活”。
   早在1972年,在厌倦历史学之后,特里弗斯把注意力转向了达尔文所遗留的问题。他回忆道:“我心想:哇噻!这下有个值得研究一辈子的点子了”。随后,他与同事丹·威拉德(Dan Willard)共同发展出了众所周知的“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Trivers-Willard hypothesis)。该假说是进化生物学上最富盛名的假说之一,其内容详述如下:
   首先,我们假定你可以选择自家小孩的性别,以求尽可能多地绵延后代。而无论你选啥,都要冒一定的风险。如果你生养的是一群儿子,谁知道他们将来会怎样,说不定他们会成为下一个身家亿万的大亨,也说不定其中有人当上美国总统(抑或二者兼具,两全其美);同时,他们还有数不胜数的潜在女性配偶可供挑选。
   科学研究显示,实际上,对女性来说,社会地位高的男士别具吸引力。育龄妇女较喜欢那些更占支配地位、有钱或者有权的男性,而这些承蒙芳泽的少数男士与同龄男性相比,往往头婚年龄较早、结婚频率较高、也比较容易有婚外情。由此,如果你的儿子飞黄腾达,那他就很可能赢得演化上的胜利、留下较多子嗣;而如果若你的儿子十分平庸,那他可能完全找不到结婚对象。
   特里弗斯指出:“因为女性结婚往往在社会经济等级上是‘高攀’,这就好像女子们在某种程度上以自己姣好的容貌换取社会经济地位。而如果你生而为男,又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那么你将很难找到婚配对象”。相比之下,女性往往不会面对如此激烈的婚配竞争;在结婚产子方面,她们的胜算更高,即便她们永远不可能像一个儿子那样繁衍出数目众多的后代。
   尽管乍听之下,你或许觉得这有点性别歧视的意味;但特里弗斯认为,这主要源于女性在子女身上倾注的精力更多;相形之下,男性则可以只上床做爱,完事后把生儿育女的重担丢给女方。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事实:历史上最高产的母亲是俄罗斯舒亚市(Shuya)一位农民的第一任老婆,这位无名的女士生活在1707至1782年间,总计生养了69个小孩。然而,相较于骁勇善战的成吉思汗(Genghis Khan),这真是小巫见大巫。相传,成吉思汗1227年过世时留下了1000至2000名子女,算下来到今天大概有1600万子嗣。而且,在延续香火这件事上,成吉思汗并没有踽踽独行;根据最新的DNA分析结果,历史上至少有十名男子跟成吉思汗一样多子多孙,其中包括一位于1582年去世的中国皇帝以及中世纪爱尔兰尼奥尔(UíNéill)王朝的开国国王。
   在马鹿(red deer)、象海豹和大猩猩等诸多动物的世界里,产子的风险甚至更高。成功的雄性可能在后宫中坐拥数百只雌性,而地位低、较羸弱的雄性或终其一生都没有繁殖机会,或为了争得这样的机会而赔上性命。
   另外,还有资源的问题。由于儿子们体型通常都比较大,所以他们对食物的需求量比女儿更大;同时,在很多社会环境中,还需要在儿子身上进行更多的教育和金钱投入。总之,想要培养出一位超群出众、社会地位高的儿子,父母们就必须下血本,进行大手笔的投资。
   特里弗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提出: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条件好的父母(例如,夫妻双方社会地位高,或食物丰富充足)要多生儿子,这样符合演化利益;条件差的父母因应物竞天择的规律,应该多生女儿,因为女性不会面临如男性般激烈的婚配竞争;而且,即便这些女儿不是特别有魅力、在社会上也不是很成功,她们很可能还是会至少有个一男半女。
   特里弗斯指出:“当时,我开玩笑说,这个理论无懈可击。因为要证明我错了,你需要花20年的时间。可11年后,事实就已证明:我是对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至少在马鹿的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雌性生下雄性马鹿的几率是60%。尽管特里弗斯的理论在马鹿的世界中获得了证实,但它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吗?对此,经济学家道格拉斯·阿尔蒙德(Douglas Almond)在研究中国共产党1958年起推行的“大跃进”运动(共产党当时希望藉由这一雄心勃勃的新项目,改变国家以农业为主的经济面貌,推动国家在短短几年内步入繁荣的工业社会)时,意外地收获了第一个事实论据。
   在大跃进过程中,随着举国上下准备将钢铁总产量提高30%,加紧钢铁生产;原本以农业为主的家庭纷纷奉命放弃自己的土地,将菜园临时改建为冶炼场;人们将从炊具到拖拉机的家当统统拿去冶炼钢铁,进而人为地抬高了钢铁总产量。
   没过多久,国家就发生了巨变——但却不是以政府原本所期望的方式。仅在该项目开展一年后,粮食产量下跌了15%;往后一年,粮食产量再度下滑。大跃进引发的饥荒在4年内,造成4,500万人死亡。
   在将近40年后,经济学家道格拉斯·阿尔蒙德突然发觉自己在查阅钻研中国的人口普查记录,想要搞清楚饥荒之后发生了什么。不过,阿尔蒙德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罹难者的档案;相反,他想知道罹难者留下的、如今人到中年的子女们生活得怎么样。
   阿尔蒙德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携手合作,找出饥荒后不久的新生儿档案,对其做了比较,不放过他们父母出生地所在省份等相关信息。在所有这些地区中,有些受灾较重,有些受灾较轻,因而研究团队能够比较母亲挨过饿的人和母亲没挨过饿的人在生育状况上有什么不同。
   他们的发现令人震惊。尽管这些人没有亲身经历过大饥荒,但来自饥荒地区的人后来不太可能有文化、有工作、能自给自足,并且他们往往生活在较小型的家庭中。大饥荒后,饥荒地区出生的女性通常较晚婚,男性则很难结婚。最后,纵观整个样本,饥荒地区的妈妈们生下儿子的几率,远远小于生女儿的几率;而且,乍看起来,这一影响甚至延续到了下一代,其下一代的孩子也较容易怀上女儿。
   为了估计这种影响的大小,请回想一下,上文提到,全球大约每出生100个女婴,就会出生109个男婴。但一项后续的饥荒研究显示,在1960年至1963年之间,中国男女婴的比例滑落了5%左右,降到104:100,直到1965年才回归正常。
   现在我们知道,一方面,从吸烟、战争到气候变化,对生存不利的情况容易导致女性生出更多女儿。另一方面,支配性格较强、常吃高卡路里食物(如早餐燕麦片)、嫁给美国总统的女性则往往会生出更多儿子。由此,也难怪亿万富翁的太太生儿子的几率会达到65%。
   此时此刻,你可能在纳闷:在所有这些影响因素统统登场起作用的情况下,全球的男女比例为什么还没有大幅度失衡。的确,像中国大饥荒这样规模巨大的灾难不是本应该衍生出基本都是女孩的一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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