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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反送中”的胜利,凸显出大陆维权运动的死胡同

   
   港人“反送中”的胜利,凸显出大陆维权运动的死胡同
    ——兼论维权运动与民运的区别及其局限性
   
   


   
   
   
   
    此次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港人以不屈的抗争,终于迫使林郑月娥正式宣布放弃“送中”修例,至此,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此次香港“反送中”运动,高峰期示威达两百万人以上,规模远远超过整个中国大陆群体事件规模的总和,而香港市民热情高涨,不止一位香港青年为民主当众自杀明志、、.
   
   
   
    “反送中”运动表现出来的港人民主素质,再次有力地驳斥了以格丘山、螺杆为代表的“热血汉奸”所谓华人基因劣等、不配民主等无耻谰言;
    另一方面,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又实实在在反映出现在香港民众与大陆民众的巨大差异:
    比起现在大陆民众对民主的空前冷漠,香港人追求民主的热情、斗志和决心,实实在在有若天壤之别!可以说,“反送中”运动表现出来的港人素质,实实在在令大陆民众汗颜,而香港青年奋勇当先追求民主,甚至不惜以死明志的精神,实实在在地令只有“小我”利益算计地大陆“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们齐齐蒙羞!
    其中尤其令人心寒的是广州人,他们本与港人同系粤语子民、同文同种、亲上加亲,却对港人的抗争,整体冷漠得发指,甚至反过来讥讽抗争的港人是神经病,是在“搞文革”,“吃饱了撑的”,有吃有喝还上街“搞事”、、.
   
   
    大陆民众的此种空前不堪的现实,是任何大陆反对派人士,不能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尽管这是一个悲哀的现实),即:经过“六四”(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之后中共三十年的精致化毒害,中国大陆民众已经整体地丧失了社会正义感,变成了一个举世罕有的“不问政治”的冷漠群体。
    以徐水良为代表的人,否认这种差异,硬说中国大陆民众的反抗,远远超过香港人,远远超过前东欧国家的民众、、.这种虚妄的态度诚不可取,因为如果不能面对现实,你就没有修错能力,并将再次错失未来的机遇。
   
    徐水良所举的(“六四”后)大陆民众的反抗运动,全部都是维权运动;“六四”屠杀后,特别是1992年之后,大陆基本上只有维权运动,没有民主运动,唯一的一次例外也许可以算徐文立、秦永敏为代表的中国国内民主党组党运动,但那次运动没有形成街头的游行示威。
   
   
    而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是完全不同的:
    民主运动具有体制性的诉求,如,中国的“八九”民运,提出了“人大真实选举,新闻出版自由”的体制性诉求,一旦实施,共产党的专制就会发生改变(即“变天”),因此,“六四”运动就是民主运动,而不仅仅是反腐运动;
    又如,2003年的香港反“二十三条立法”大游行,诉求就是阻止中共胡锦涛当局企图剥夺港民言论自由的“二十三条”立法,具有体制的性质,因此它属于民主运动;
   
    再如,今年的“反送中”运动,诉求是反对“送中”修例,这也具有体制性质,因为一旦“送中”修例出台,香港的司法自主权将基本沦丧,港民将落得和毗邻的深圳人相近的待遇,都沦为只有“生存权”的“特色”经济动物——港民自然誓死抗拒此种卑贱的“特色优越性”!阻止香港深圳化,自然是具有体制性质的民主运动——准确的说,它属于广义民主运动范畴内的人权运动、、.
   
   
    而维权运动没有体制性的诉求,一般只是特定的群体为自己争取经济补偿或待遇改善(包括恢复名誉);如要求中共媒体停止攻击法轮功的“4.25”包围中南海事件、讨要经济损失的强拆受害者上访等,都属于维权性质。
    运动的维权性质,取决于其诉求,而与其规模无关,如:去年一度包围军委大楼的老兵运动,虽然有全国规模,但仍然是维权运动,因为游行示威的老兵,其诉求只是改善退伍老兵待遇,丝毫没有体制性的诉求。
    因为诉求不触及体制,甚至要借助现有的体制,来获取个案的解决,所以维权民众、维权老兵在运动中高举毛泽东、高举胡锦涛、高举习近平、、.高举共产党(所谓“只反贪官,不反体制”)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当然对专制构不成丝毫的挑战。
   
   
   
    因为维权运动的诉求,不触及社会体制,且只局限于特定群体的经济利益和待遇,因此,它无法引发广泛的社会共鸣,不可能汇聚成挑战体制社会洪流。
    拆迁上访户们前赴后继的北京上访运动,他们高举国旗和胡、温像,仍遭武警、便衣、截访拳打脚踢、、.更无法激起北京民众的参与,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老兵运动为何不能激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或声援?因为运动的诉求,只是改善退伍老兵的待遇,自然不能吸引非老兵群体的参与;
    最近武汉市阳逻区数千居民游行示威,抗议在阳逻区建设垃圾焚烧厂,连香港青年在盾牌前盘腿静坐的方式都COPY过来了,与香港“反送中”几乎同步,但事件在国内没有任何反响,甚至在武汉都激不起一丝微澜,连阳逻周围的人都冷漠以对,这是为什么?显然主要不是因为中共封锁消息,而是因为阳逻区居民抵制上马垃圾焚烧厂的维权 诉求,与其他地区的人的利益根本不相干,所以引发不了共鸣。
   
    维权运动,因其诉求只关乎局部利益(甚至局部的特定群体利益),不关乎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是不肯能吸引社会各群体的广泛参与的。试想:如果百多年前,武昌举事的新军熊秉坤、吴兆麟一伙的诉求是改善鄂军伙食和营房等维权诉求,可能引发各省新军跟进倒戈吗??
    熊秉坤、吴兆麟一伙之举事,之所以引发了排山倒海的效应,是因为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政治诉求!
   
    香港人的“反二十三条”、“占中”、“反送中”之所以能激励其五十万、两百万港民前赴后继、死战不退,是因为言论自由、司法自主、、.关乎每一个香港人自身的尊严、后代的教育,香港人选择做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人,誓死不愿做只有“生存权”的深圳式经济动物,更不愿自己的子孙共产党洗成脑残!
   
   
   
    既然自由民主的诉求与维权不同,它关乎社会的每一个人,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大陆人整体地不追求自由民主,甚至反过来普遍视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神经病呢?
    这就是社会道德沦丧的必然结果。从1992年开始,有专制特色的中共权贵资本主义的精致化腐蚀,外加上伪民族主义,已经彻底而全面地摧毁了历经“文革”都没有泯灭的社会公义精神,把十多亿中国人都塑造成了对“政治”(实为社会公义)极端冷漠,精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算计的小我“经济动物”,他们一丝一毫地不会为了与己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由、民主”等公义而付出,尽管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敢于上街,甚至可以拼命。
   
    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民众只知维权,而绝不为自由民主而抗争,其根本原因即在此。
   
   
    大陆民众的这种小我“经济动物”个体利益最大化算计,正是中共故意塑造、且梦寐以求的。由于大陆民众的新特点,大陆再也形不成民主运动,而维权运动引不起社会共鸣、各自为战的特点,使得中共能够对全国各地的维权运动从容地各个击破,因为中共有调集军警异地镇压的“大国优势”。
    徐水良说中共国一年的群体事件多达十几万起,但象武汉阳逻事件、老兵事件这样的维权运动就算一年上百万起,又有何用?能够对中共专制有一丝一毫的触动吗?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共专制反而变本加厉,就是证明!
   
    因为维权运动对体制没有挑战,也引不起社会共鸣,所以中共现在对维权运动的镇压,愈来愈肆无忌惮,中共一贯欺软怕硬,维稳方面,中共经验丰富、功底深厚、出招狠毒,此次武汉阳逻事件,丝毫没有触及体制的阳逻人被特警打得头破血流,中共的装甲车居然开上街头、、.简直比香港镇压“反送中”凶狠十倍不止!
    现在比起为民主而上街,现在大陆一盘散沙的维权运动,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且风险也不见得低,中共照样恶狠狠地镇压,悍然把维权者当作敌人、“暴徒”,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绝对不为自由民主上街——“政治”极端冷漠的大陆民众的此种小我“经济动物”个体利益最大化算计,反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
   
    什么时候大陆民众认识到“政治冷漠”是大愚若智,而维权运动是死胡同(因为现今大陆各种暴政和侵权,都是体制的必然),转而重新开始为自由民主而上街的时候,中国的历史,才有望翻开新的篇章。
   
   
   
   
   
   
   
   曾节明 2019.7.9炎夏下午于纽约州
   
(2019/07/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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