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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和明清为何不同

   谢选骏:唐宋和明清为何不同
   
   《唐宋圣旨与明清圣旨有何不同》(吴钩2018年7月23日)报道:
   
   在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君臣的共识,士大夫成为治理国家的主体,而不是君王的工具。历代王朝当中,宋朝的政体可以说是最为纯粹的士大夫政体。尽管君主具有最尊崇的地位,最高的裁决权,又是百官的权力源,但按宋人的理想,君主的最佳状态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士大夫组成的政府执掌。用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说,这叫做“虚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


   
   从圣旨的出台程序可以看出这一点。宋王朝的一份诏敕,从草拟到生效,需要经过非常严密的程序:首先由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起草制词,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如果认为君主的诏命不当,可以拒绝草制,这叫做“封还词头”。制词起草好了之后,要送门下省的给事中审核,给事中对他认为不当的诏敕也有权缴还,这叫做“封驳”。然后,作为一道正式政令的诏敕,它还需要有宰相之副署。宰相副署的意思,乃是表示诏敕出自宰相,宰相对它负责。没有宰相副署的皇帝敕命,是不具法律效力的。所以,这里我们应该澄清一个误解:唐宋时代的诏敕,并不是皇帝发出的,而是宰相机构发出的。最后,生效了的诏敕如果又发现有失当之处呢,台谏官可以提出追缴。
   
   宋代之后,如此精密、繁复的诏敕出台程序不复再有。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是传统政体的一大变故。宰相制度既然作废,过去一直存在的君权与相权的相制相维,也就完全坍塌了。所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篇中,劈头宣布:“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虽然明朝后来设立了内阁制,但明内阁不是政府的领袖,“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当然也不会有副署权;其职不过是替皇上起草诏书,以及草拟批答奏章的意见稿,相当于唐宋时期的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
   
   不过,明代的政制尚保留一些约束君权的机制,比如,遇大臣出缺,由“廷推”产生候选人;内阁间或有封还皇帝意旨之举;六科给事中亦有封驳诏命之权。而这三个机制到了清代就全都不存在了。
   
   清廷将内阁大学士的品秩提至一品,看似尊崇,实则上内阁沦为传抄文书的闲职;皇帝还建立了“廷寄”制度,廷寄的谕旨甚至不必经过内阁抄发,更别说封驳了;清廷又设军机处,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原来属于内阁的权力转移到军机处,但军机处同样是皇权附庸,梁启超干脆将它比喻为“写字机器”:“军机大臣之奉上谕,则如写字机器将留声机器所传之声,按字誊出耳。”
   
   这些制度上的变化,也导致了唐宋诏敕与明清圣旨存在形式上的巨大差异。我们去看唐宋的诰命,会发现其诰文的起首,通常是一个“敕”字,或者是“门下”二字;而明清时期的诰命,往往以“奉天承运皇帝诏(制)曰”开头。这说明什么?说明唐宋时期的诏敕,例出自政府(“门下”代表宰相机构,“敕”字亦为宰相所画),是宰相领导的政府在行使执政权;而明清时期的圣旨,例出自内廷,是“奉天承运”的皇帝直接行使权力。那么,君主行权与宰相行权有什么差别吗?有。第一,君主世袭,未必皆贤,而宰相可选贤与能;第二,宰相行权,若出差错,可以问责,而君主若出差错,无法负责任。
   
   唐宋诰命的诰词之后,还有一大串签名:提出词头的宰相、起草的中书舍人、“书行”的中书舍人,“书读”的给事中、副署的宰相;而在明清人的诰命上,这一大串署名是没有的,诰词之后就是皇帝的钤印“制诰之宝”。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唐宋诏敕的出台,需要经过层层审议的程序,每一个签名的官员都对诏敕负责;而明清诰命的出炉,尽管也有一套程序:“本部遇有应给诰敕官员,具本奏闻,仍具印信手本、开写合授散官并年籍脚色,送中书舍人,候书写完备,本部具印信手本送尚宝司,于御前用宝讫,具奏御前颁给” ,但这里除了具奏皇帝,其余的都仅仅是技术性程序,而不是政治性程序。宋人制诏过程中的繁复审议程序,在明清时期是完全看不到的。
   
   这么说来,清代的乾隆皇帝当然可以骄傲地取笑宋朝的君主“几如木偶旒缀”,是“遇事辄令廷臣聚议,众论纷纷,迄无定见”的“庸主” 。但是,一个权力不受节制的帝王是可怕的——不妨脑补一下发生在乾隆朝的惨烈文祸。相比之下,君主像宋神宗那样只能发发牢骚:“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而大臣可以像章惇那样回敬皇帝:“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如此才更让人放心。
   
   谢选骏:唐宋和明清为何不同?因为唐宋不是统一帝国,而像春秋战国那样有藩镇割据、外患频仍,所以开明宽容;明清是统一帝国,而像两汉那样军政一体、囊括四方,所以专制残暴。
   
   《各个朝代的圣旨都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要说“奉天承运”》(2018-03-28 历史阅读)报道:
   
   喜欢看古装戏的同志一定对这个场景不陌生,就是一个太监来到大臣家中宣读圣旨,而在一开头都讲的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好像秦,汉,唐,宋,明,清时期的圣旨都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一般古装剧都不会研究这么清楚。
   
   在我国古代并不是所有的朝代都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八个字。如果无论哪个朝代张口就是这八个字那么笑话就闹大了。在我国古代圣旨并没有特定的格式,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皇帝用法都不一样。那么都是有哪些区别的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用的是“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唐朝的圣旨都是由门下省审核颁布所以在唐朝时期圣旨的开头都是“门下”两个字。虽然朝代的圣旨开头不同,但是还是受中国文化“天人感应”的影响。所以在写圣旨的时候,都要表达这是上天的意思。
   
   那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谁发明的呢?其实这个人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一个穷苦人家出生的孩子,早年又当过和尚。所以很怕别人说自己皇位来的不正统。所以经常自封为“奉天法祖”“奉天承运皇帝”,所以说圣旨的开头也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明朝的时候一直施行的是这样的。后来到了清朝时期,清朝也学明朝这项制度。因为清朝时满族建立的王朝。为了阐述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因此也会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可是清朝的圣旨用的是三种汉满蒙语言书写的。这在中国历代的圣旨中是非常明显的例外。
   
   谢选骏指出:朱元璋这个秃驴想要大家都做和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自己一个人好好荒淫、天天无耻——后来的满洲人、共产党,也都这样了。毛泽东自称最高指示,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卑贱者最聪明”。
(2019/07/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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