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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案犯

谢选骏:真假案犯
   
   《<子弹鸦片>:“六四暴徒”狱中记》(纽约时报 2019-06-12)报道:
   
   草根历史学家廖亦武最近出版了访谈集《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Bullets and Opium: Real-Life Stories of China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的英文版,该书记录了八九年的民运与“六四”镇压当中,一些工人与老百姓的遭遇。《纽约时报》记者张彦(Ian Johnson)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讲述了“那些为革命而战的人,他们被送进监狱,出来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已经突然远离了政治,拥抱消费社会的颓废乐趣以及民族主义廉价刺激的国家。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30年前的那些事情。

   
   廖亦武亦曾因在“六四”当晚朗诵和制作长诗《大屠杀》磁带,传播到中国20多个城市,而被判刑4年。出狱后写出了《吆屍人》、《上帝是红色的》等作品。2011年流亡德国。以下是《子弹鸦片》中文版的节选,由作者提供,以飨读者。内容经过编辑,文字略有删节。
   
   2005年12月17号深夜,北风怒号,我跟随因“六四”坐牢七年的画家武文建在北京大山子一带转悠了近一个小时,正晕头转向之际,却从大街对面的居民楼里,突然钻出一条黑影。瘦高个儿的王岩解释道,白天出不来,傍晚也不行,爹妈严防死守,怕出事儿呢。只有等到这时候,两老没动静了,才敢溜出门来。
   
   接着走街串巷半小时,找到一家野鸡旅馆。武文建掏出身份证,要了顶楼拐角的标准间,当我们在肮脏的床铺上盘腿坐定,已经接近零点了。
   
   王岩在“六四”当天点燃一辆军车,后被判纵火罪,刚出狱。三根光棍都是“六四”罪犯,抽烟是免不了的。没一会儿,整个房间就云遮雾绕。但我们不仅不开窗,还放下窗帘,因为怕被盯上。我一直感觉肚子不舒服,但咬牙忍着。录音机转动很久了,另外两人却不管不顾,一阵又一阵闲扯。时间一点一滴流逝,什么时候王岩回到正题的,我已经忘记了。
   
   大伙儿起来闹
   
   廖亦武:你的名字叫什么?
   
   王岩:我的名字一点不重要!这个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这种人就是大伙儿眼里的傻X呗。
   
   廖亦武:那1989年学潮,满大街游行示威的老百姓都是傻X。
   
   王岩:当时呀,胡耀邦一死,大伙儿呼啦一下就上街了,时间太短,根本没来得及想清楚为什么。不像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开头热,中间比较热,最后就降温了。我一工人,二十四岁的毛头小伙子,不就是顺应爱国的时代潮流吗?
   
   廖亦武:听说你上过大学的进修班?
   
   王岩:对对,像同一时期都市电影主角,英俊、洒脱、正直、时髦,一边在石景山附近的钢铁厂工作,一边在北师大分校学法律。我们的老师非常开明,我从他的嘴里,第一次知道西方的法律比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法律,领先三百年,这和刘晓波的“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的高论,精髓一致。还有苏晓康等人的电视片《河殇》,经过中央电视台播出,搞得家喻户晓,我的脑子也装满“开放的海洋文明”、“封闭的内陆文明”、“中国何去何从”之类的大问题,一天到晚找人辩论。
   
   廖亦武:觉悟高啊。
   
   王岩:大伙儿的觉悟都高,我就显不出来了。所以1989年的学潮,是民心所向,水到渠成。胡耀邦有个性,几年积累的威信,就超过邓小平,你个老臭矮子眼红,就蹦起来硬生生扳倒;人家一死呢,又朝天上猛抬,定调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套猫哭耗子的把戏,上至八十岁老太太,下至八岁的小娃娃,都看得穿。所以大伙儿起来闹,要公道,要民主,要自由,要高官家族公布灰色财产。你他妈的不乐意,用高压水管子冲散也就罢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不就是这样吗?有人流血,有人坐牢,可没死人嘛。可这次,几十万军队围剿北京,开枪杀人,谁受得了?谁碰见过?
   
   廖亦武:于是你受刺激了。
   
   王岩:6月4号大早,我骑一辆火红色自行车,穿一件火红色T恤衫,配一条绿裤子,出门上班。大约七点多钟,我路过石景山区政府附近,不料大街断了,被几千人给堵断了。
   
   廖亦武:这时候部队早已进城。
   
   王岩:早已占领天安门。可还有一辆装甲车歪在那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挡下的。人流来来去去,漩涡一般围着它打转,我插翅难飞,就干脆把车锁在一边,游泳似地两手扒拉 ,朝里猛扎。
   
   廖亦武:嘿嘿,一个浑身火红的时尚青年投入灰色人海,蛮有画面感嘛。
   
   王岩:应该是白色人海。1990年代之前,中国长期的时装流行色,一是白,一是绿,所以我还算抢眼。我挤到装甲车跟前,埋腰观察,见有些带钩的铁环嵌入履带,还有一根铁棍斜插着。这铁疙瘩被卡死在原地了。
   
   廖亦武:这简单的路障蛮厉害。
   
   王岩: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嘛。
   
   廖亦武:当兵的呢?
   
   王岩:没影儿。问大伙儿,也没人知道。更蹊跷的是,也没人清楚昨晚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总之,大街上的群众,去一波又来一波,跟自由市场似的,却都对同一种东西感兴趣。不仅感兴趣,而是对同一种东西义愤填膺,拳打脚踢。装甲车被搞得污迹斑斑,棒子、石块、砖头左敲右砸,留下若干狗啃一般的痕迹。大伙儿的情绪还在升温,整个北京城的情绪都在升温,他们开枪杀人了,我们却无可奈何,只好拿瘫在这儿的不中用的铁疙瘩出气。
   
   我受现场气氛感染,我的眼睛红了,变成跃跃欲试的公牛。我给装甲车两个飞腿,哎哟,震得生疼!这时有人在我耳边说,点了它!我马上同意,好,点了它!接着大伙儿都喊,点了它!打雷一般响。再接着,有人递给我打火机和纸。我回头说,这光溜溜的铁疙瘩,该怎么点啊?于是有人出面,东拍拍西敲敲,找出隐蔽的油箱,旋开盖子。我将纸条伸油箱里浸透,点燃了,丢在车底。这样不行的,有人说。就叫我重新点一张纸,直接丢油箱里。装甲车轰地一下燃了,火苗儿直往天上窜。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群众欢声雷动,太过瘾了。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我就趁乱找回我的火红自行车,继续上班去。
   
   廖亦武:怕不怕?
   
   王岩:当时没感觉怕。但是事隔多年我在想,递给我打火机和纸的,还有教我怎样点燃车的,到底是谁?
   
   廖亦武:回忆起来了吗?
   
   王岩:太久远了。脑海一片混沌。但是,许多便衣特务夹杂在人堆里,也不排除特务教我点火,借此挑起更大事端,再顺势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不过,我算比较幸运,因为在“六四”期间,只要涉及烧车,涉及打砸抢,几乎都毙掉;枪口留人的,至少是死缓。当然,暴徒里也有小孩,比如张宝胜,才十五岁,农村放羊娃,因为抢军车,就“从轻”判处十年以上,在监狱里还尿床呢,还长期高调说梦话呢。与张宝胜年龄相仿的,还有好几个,都因为设路障、推军车、扔砖头,被人拍照,罪证确凿,就进“监狱大学”了。据说有个光脊梁小子,嘴角叼烟,左手摸车屁股,右手亮V,也就是胜利符号,也被“从轻”判处十年以上。
   
   廖亦武:所谓“形势所迫,命贱如草”。
   
   王岩:那个6月,真是血染的,前一阵,李鹏总理还保证“决不搞秋后算账”,可后一阵,报纸和电视里天天有人“落网”或“伏法”。我还是照常上班,没犯过案,没坐过牢,就总是心存侥幸。直到7月23号早晨,单位人保处接到通知,跟着,警察蜂拥而至,我当场被捕。
   
   怎么打发这地狱的时光
   
   廖亦武:接下来呢?
   
   王岩:一进丰台分局看守所,脚镣手铐就甩了出来。几个人扳倒我,先将亮锃锃的洋铐换成锈迹斑斑的土铐;接着上脚链,榔头起起落落,叮零当啷,拇指粗的铆钉就砸入铁环。我万念俱灰,身子软得跟面条似的。
   
   廖亦武:还没判刑,就“死犯待遇”了?
   
   王岩:我是“六四”天安门清场之后烧的车,属于“顶风犯案,罪大恶极”,都以为死定了。如果我落网得早,正在杀人高峰期,也死定了——也许冥冥当中,真有神在保佑,才白捡一条命——于是,从7月入狱,到12月判刑,我都是镣铐加身。
   
   廖亦武:我和死刑犯在同一号房呆过,那种日子太可怕!
   
   王岩:对,稍后又升级,转市局七处看守所。因为是“准死犯”,号房再怎么挤,都得留出空位,至少能够躺平;其次,没挨过打,没受过其他犯人的欺负。可精神的煎熬,无时无刻,无昼无夜。眼睛傻傻瞪着,就是睡不着;眼皮都打架了,脑子还在疯狂转动。我才二十四岁,头发就斑白了。我老在捉摸,枪毙的瞬间,会发生什么?脑浆炸开,完了?真的完了?那灵魂呢?佛教书里说的“转世”呢?
   
   廖亦武:周围在干什么?
   
   王岩:闹哄哄的。有新贼进来就更闹。有段时间,号房装不下了,还往里塞,警察在门外嚷嚷,再挤挤,再挤挤,大家都是人,大家的肉都有弹性。他妈的,于是有整整一排新贼,靠墙罚站,想睡也只能靠墙,像公鸡那样立着睡。厕所在号房内,夏日闷热,加上肉贴肉,一蒸腾,那个臭啊,一浪接一浪,浸透肺腑的臭啊。怎么办?怎么混?怎么打发这地狱的时光?
   
   廖亦武:强打精神,寻欢作乐嘛。
   
   王岩:对啰。进一新人,脱光;大伙儿都是光的,不稀罕,可这新人,不仅脱光,还得用嘴叼着自己的内裤,呼哧呼哧,在大伙儿的胯下钻来钻去擦地板,他得具备老鼠的机灵劲儿,否则就会被踩,被踹,被踢。还有一可怜虫,被牢头逼着,当众吃自己拉出来的蛔虫。他总共拉了六根,都捏在手里,蛔虫还是活的呢,他就送进嘴嚼烂、吞下,然后端起菜汤,灌一口,咂咂嘴。不准愁眉苦脸,只准面带微笑,似乎蛔虫和大便是人间美味之极品。
   
   廖亦武:哎哟,听不下去了。
   
   王岩:我被提讯几次。出庭那天,还镣铐加身。我抱定必死之心,除开贴身的穿戴,其他生活用品都分赠同号的难友。《红楼梦》里,有句写鲁智深的,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当时的心境也差不多,还盼着尽快解脱。“六四”那么多冤魂,我不过追去和他们作个伴儿。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又活啦!没想到又活啦!法官宣判“无期徒刑”,我都傻掉了。上不上诉?当然不上诉。押回去,还是镣铐加身,可心情爽极了,快平地起飞了。没办法,对不起,没死成,我还得把送出去的东西一一要回来。包括被子、牙膏、衣服、盆子,我还得继续用啊。
   
   回到号房,按规矩,该解除镣铐,可不知咋回事儿,没人理。十日上诉期结束,我还自己撕了条内衣,仔仔细细,将铁链的每个环,擦得??寒光闪闪。我躬腰欣赏了半天,让镣环碰出高高低低的音节,挺美的。
   
   第二天,外面叫我名字。我给大伙儿作个揖,搂着自己的被褥,就出门,转北京市第一监狱。这是1950年代,苏联援建的老监狱,迎面是著名的“王八楼”,两层,椭圆顶,四周围着密密匝匝的铁栅栏。见我拖着铁链,接手的警察还嘀咕,怎么回事儿?不老实吗?送行的陪笑说,该死没死,就连镣带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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