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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为何流行自杀

   谢选骏:1989年为何流行自杀
   
   每个社会都有很多自杀成功或自杀未遂的人士,如果能把这些人都动员起来,投身于某个政治运动或宗教运动,就能影响社会、影响历史。现在三十年过去了,但是又一个创造历史的时机也就来到了。
   
   网文《严家祺:沉痛悼念法国汉学家高达乐》(2019/05/16)报道:


   
   法国汉学家高达乐(Claude Cadart)5月10日在法国去世,我感到哀痛,也为陪伴他一生的、现年92岁的妻子程映湘身体不好而担忧。
   我第一次到法国是在1985年,是与王沪宁一同去的。我记得有几天住在高达乐家。高达乐和程映湘对任何人都很友善,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和背景。回到北京,社科院外事局对我说,你知道吗,程映湘的父亲是托派。我到法国,只是感到高达乐、程映湘夫妇关心中国,而且对来自中国的人善意相待,没有想到有什么问题。后来,我才知道,程映湘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彭述之。
   
   六四后,我与妻子高皋流亡法国。1989年6月,有几个会说汉语的法国人和瑞士人马赫雅娜、燕保罗、皮埃尔、谭三山,为帮助“六四”后流亡法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爱丽丝协会”(A.L.I.C.E)。协会成员都是“义工”。他们为流亡者找了巴黎远郊的一个农舍,让我们八个最早到法国的流亡者居住。6月23日我与高皋到农舍时,吾尔开希、刘燕、李录、辛苦(这是他当时的称呼)四人已在农舍居住。在北京,我与高皋认识三位巴黎学者,就是高达乐、程映湘和长满马克思一般大胡子的犹太人白夏。他们请我们两人再带二、三个人去巴黎见他们。大家争着去,刘燕说,她负责对外联系,非去不可。吾尔开希要求辛苦留下,辛苦不说话,显得很不高兴。我说,七个人、八个人差不多,大家都去就是了。我的话刚说完,辛苦一个人跑到室外,脱去上衣,跪在地下。这时正下着中雨,虽然是7月初,巴黎晚上的气温仍很低,在雨中久待十分寒冷。辛苦宣布,「你们这样闹下去,我现在开始绝食。」我劝说辛苦回屋内无效,吾尔开希在雨中淋了一个小时,才把辛苦劝回屋内。几分钟后,因吾尔开希因淋雨身体不适,所有争吵终于停止。此时,正是七月四日深夜十二时。
   程映湘多年前出版了她父亲彭述之的法文版回忆录,2016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中文版的《彭述之回忆录》,上卷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下卷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和托派运动》。两大卷书近一千页。前几年从美国重访巴黎,又见到程映湘和她丈夫Clande Cadart(高达乐)。与三十年前相比、巴黎的街道、巴黎的咖啡店、程映湘的家、通往她家的电梯,几乎没有变化,而程映湘、高达乐两人已是年近九十的老人了。他们家中到处是为写作用的成堆成堆的各种旧报刊,两人还在不停地写作,这部《彭述之回忆录》是彭述之口述,由程映湘编撰了中文本、高达乐和程映湘翻译成法文出版的。
   读《彭述之回忆录》,我首先关心的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是怎样流亡的,而程映湘是怎样随同她父亲到巴黎的。
   
   彭述之比毛泽东小一岁。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留苏三领袖”。1925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彭述之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二把手”。这时,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由于彭述之与陈独秀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1929年彭述之与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接着,陈独秀、彭述之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三年后,陈独秀与彭述之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出狱后,彭述之始终坚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信念,为了重整托派组织,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了“挣脱毛泽东特务的魔手”,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
   在香港,彭述之仍感到不安全,“为了挣脱英国皇家警察的魔手”,1950年1月彭述之一家五口,从香港动身,到越南西贡的华人区定居下来。
   
   由于参加托派的一次会议,与他们同时从香港到西贡的“中国托派同志”刘家良被越南特务拘捕,在监狱中受到酷刑,不久死在狱中。彭述之一家在西贡还是感到不安全,不得不离开越南。
   
   当时的巴黎,是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中心。彭述之决定到巴黎,除了当时17岁的大儿子因没有足够的钱买船票外,彭述之一家四口乘了二十多天船,在1951年6月22日到了法国马赛,6月底到了巴黎。
   
   到巴黎那一年,彭述之的女儿程映湘24岁,小儿子9岁。程映湘说,当时他们一家生活很困难,没有钱,靠“廉价的家庭手工收入”糊口。在1968年,他们在巴黎近郊获得了一间小公寓,在这之后的4年中,彭述之与他的女儿、女婿多次交谈,成了编写《回忆录》上卷《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的基本资料。
   在六十年代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托派中许多人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幻觉”,但彭述之没有幻觉、从不抱有回到中国的希望。《回忆录》说,“1950年1月末,当彭述之离开中国的那一刻,他预感到这将是永别。”许多托派分子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是相反的。程映湘说,彭述之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不断地提醒他的托派同志:“毛泽东主义,在实践上,本质上与斯大林主义同出一辙。” 法国汉学家白夏在悼念高达乐时,在法国《世界报》网站发表文章,指出高达乐的一生都与中国有关。在大部分汉学家称赞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的年代,他就解释说,中国的政治运动远不像青年左派想象的那样是解放运动,而是毛泽东的政治操弄。
   六四后,我在法国从1989年6月下旬到1994年初,居住了近5年。大概1992年,程映湘打电话给我,说王沪宁住在她家,六四后,我与王沪宁无意见面,也没有见面。我从程映湘电话中留下印象,王沪宁这次在法国停留的时间有几个月。
   我认识高达乐、程映湘35多年。最后看到高达乐时,已近90高龄,瘦弱不堪,走路摇摇晃晃,程映湘与他相依为命。现在,高达乐走了,我与高皋只能隔着大西洋,在远方希望程映湘节哀,保重身体,坚强地生活下去。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这段记述很有意思——“6月23日我与高皋到农舍时,吾尔开希、刘燕、李录、辛苦(这是他当时的称呼)四人已在农舍居住。在北京,我与高皋认识三位巴黎学者,就是高达乐、程映湘和长满马克思一般大胡子的犹太人白夏。他们请我们两人再带二、三个人去巴黎见他们。大家争着去,刘燕说,她负责对外联系,非去不可。吾尔开希要求辛苦留下,辛苦不说话,显得很不高兴。我说,七个人、八个人差不多,大家都去就是了。我的话刚说完,辛苦一个人跑到室外,脱去上衣,跪在地下。这时正下着中雨,虽然是7月初,巴黎晚上的气温仍很低,在雨中久待十分寒冷。辛苦宣布,「你们这样闹下去,我现在开始绝食。」我劝说辛苦回屋内无效,吾尔开希在雨中淋了一个小时,才把辛苦劝回屋内。几分钟后,因吾尔开希因淋雨身体不适,所有争吵终于停止。此时,正是七月四日深夜十二时。”
   
   ——这是绝食和屠杀仅仅过去一个月的时候。为何1989年的大学生们动不动就绝食自杀?一个背景因素是,1988年北京当局决定大学分配制度改革,将来毕业的学生“国家不包分配、自谋出路”。谁知这个消息激起了学生群体的绝望情绪,翌年这种绝望情绪借着胡耀邦死亡的星火,愤怒爆发燃烧起来了。本来,大家都看扁了那一代大学生,因为他们玩世不恭,但是这个“不包分配”一下子把这些精致的个人主义者们一下子推向了社会抗争的前沿阵地。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历史就是这样,“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所以我想,每个社会都有很多自杀成功或自杀未遂的人士,如果能把这些人都动员起来,投身于某个政治运动或宗教运动,就能影响社会、影响历史。现在三十年过去了,但是又一个创造历史的时机也就来到了。
(2019/07/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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