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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抛弃对胡锦涛的盲目幻想和期待,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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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军中声音”的紧急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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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军中声音”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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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法轮功与民运携起手来——法轮功与民运的关系探讨
·曾节明:历史需要法轮功与民运携起手来——法轮功与民运的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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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节明:历史需要法轮功与民运携起手来——法轮功与民运的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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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应该怎样才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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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中国道德的影响:从“共产主义道德”到无所谓道德

   中共对中国道德的影响:从“共产主义道德”到无所谓道德
   
   
   
   


   
    身在海外的中国反对派人士,许多人对今天中国的内外形势是两眼一抹黑,或如瞎子摸象,不能紧扣脉搏、对症下药、作出有价值的评论,更遑论对反对运动作出适时的调整、、.
    这是因为他们离开中国大陆已久,且脱离大陆民众的缘故。
    因为对去国后的中共及中国社会严重隔膜,许多人习惯性把昨天的中共,当作今天的中共;他们只熟悉毛泽东的罪恶,却对邓小平的罪恶不甚了了、轻描淡写;或者只熟知毛、邓、江时代,却对江泽民之后中共的新特点,一头雾水;
    在对中共毁坏中国道德的问题上,他们只痛切于毛共对道德的破坏,却对邓小平及其继任者败坏道德的新特点茫然无察、不知甄别。
    不客气的说,这种过时的人,只配饭后茶馆清谈,对中国反对事业已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中共对中国道德的破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毛泽东时代,是“破旧立新”的阶段,毛共以专政铁拳砸碎中国传统道德,并同时建立了“共产主义道德”。
    在这个阶段,绝大多数民众非常在乎“道德”,而且燃烧着“共产主义道德”的狂热,人们一方面普遍非常真诚,一方面却紧跟共产党犯下欺师灭祖、批斗父母、阶级灭绝的滔天罪行。
    但在毛泽东时代,绝大多数人犯罪的时候,并未意识到自己在犯罪,反而自以为是正义,是“革命的道德”。
    这个阶段的中国社会,也呈现出奇葩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向党交心、揭发检举踊跃,甚至连父母都不放过;一方面又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及兴盛的助人为乐之风。
   
    毛泽东时代之所以产生“道德狂信”,绝大多数民众狂热地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不仅仅因为铁幕洗脑,也因为这个阶段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即:毛共在高举马列的同时,搞的确实是“一大二公”。共产党的这种一致,加上绝大多数人经济上的平均,使得从来没有领教过马列主义,且充满强国幻想的中国人,容易深信不疑;
    而马列共产的灾难,需要时间才能显现,而且还需要横向比较,才容易察觉(毛共的铁幕则有力阻碍了横向的比较,使得台湾人民“水深火热”的谎言如真)。
   
    毛泽东时代造就的共产主义道德狂信,有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使得共产党政权的基础非常牢固,如:共产主义“大跃进”造成1960年的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却几乎没有老百姓造反,这显然不是靠监控手段获得的“奇迹”(当时中共的监控手段很落后);又如:毛泽东发动“文革”,煽动全国动乱甚至武斗,都没有动摇共产党政权;这样的事若换到今日,中共必亡无疑(这也是笔者料定习近平决不敢再搞“文革”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道德狂信一旦幻灭,又可以剧变为动摇政权的力量。因为这一阶段民众对真理、对是非是很在乎的,而真理、是非背后是道德——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是无所谓真理和是非的。一旦“共产主义道德”的民众领悟到他们狂信的荒谬,就会迅速地对共产党政权反戈一击,就与他们之前狂信一样热烈。
   
    所以,即便“文革”时期,仍然发生了“四五”天安门反毛运动,因为一些人已经意识到“红太阳”的荒谬。而“四五”天安门式的运动,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因为在今天绝大多数政治极端冷漠的大陆民众眼里,这是神经病,是“吃饱了撑了”,今天无论死了谁,断不可能有“四五”式的运动。
    所以,前东欧的多个国家,包括蒙古,共产党政权都在共产意识形态破产后,轰然倒塌,因为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1992式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原本狂信共产党的民众,道德热情还在,在意识形态幻灭后,他们走上了街头,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前东欧和前蒙古的共产党政权没经过“改开”而直接崩溃,原因之一也在此。
   
   
   
    之后是第二阶段,是复苏伴生新扭曲的阶段,这个阶段狂信消褪、人性回归、正邪对峙,大致从1978年至1989年。
    邓小平复出后,采取避重就轻、歪曲事实的手法,把“文革”的罪行归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继续维护毛泽东的神坛;邓小平顽固拒绝普世价值,也拒不回归中国传统;邓小平的虚伪和短视,造成了共产主义幻灭后的道德真空,玩世不恭抬头,社会治安恶化,邓小平对此,则祭出曾国藩式的滥杀,大搞“严打”运动;邓小平、陈云又厉行比毛共还专制野蛮的“一胎化”计划生育,剥夺人民的生育自由,这些,对中国人道主义的回归造成了重创,败坏了中国的道德,重新助长草菅人命之风。
   
    但在这个阶段,“文革”罪恶一定程度的曝光,中国人从走火入魔中清醒过来,胡耀邦“拨乱反正”是一个源头,胡耀邦、赵紫阳的开明和政治改革精神,维系了一股社会正气,使得追求自由、民主,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新风尚,而不入共产党,竟成为彼时的时髦,这构成了“八九”学潮时,小偷罢偷,参与游行的社会道德基础。
    八十年代民众之所以道德热情犹在,还在于中共尚未赤裸裸地挂羊头、卖狗肉,且给人以走向政治改革的希望。赵紫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圆容许小商小贩政策说法,而作为“社会主义”特征的公有制的经济体系当时还在。
   
   
   
    第三阶段从1992年至今,是新旧并破,道德全面沦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共赤裸裸地“挂羊头,卖狗肉”,高举红旗全面走资,中共也不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而是指鹿为马地睁着眼睛胡说:老板遍地的今天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苏、东”变天,共产党意识形态早已破产的情况下,中共高举马列假意识形态至今,习近平上台后举得更高。 胡锦涛上台后中共重新加强马列洗脑,习近平加强共产党意识形态洗脑又全面超过胡锦涛,
   
    1992年之后,中共的不讲道理(即所谓“不争论”),高举假意识形态、指鹿为马睁着眼睛说瞎话等等虚伪透顶的行径,对中国社会道德具有全面摧毁的作用,而且是一种新旧全扫荡、制造道德真空的作用。
    因为在遍地私企、遍地老板的情况下,中共之强化意识形态洗脑,收到的并不是愚民的效果,而是服从的效果,因为与现实反差巨大的假意识形态洗脑愚不了民,只会最彻底地败坏道德:令被洗脑者无所谓真假、无所谓是非——无所谓道德,而只在乎权势和金钱:
    今天的大陆民众,绝大多数之所以跟共产党同调,不是因为相信共产党,而是因为共产党有权有势有钱!
   
    1992年之后至今,中共的赤裸裸“挂羊头卖狗肉”、指鹿为马、高举假意识形态,就是今日中国大陆社会道德空前沦丧、民众极端冷漠之根。
   
    而且,自江泽民开始,中共有意识地采取镇压民间气功信仰组织、停树“打假英雄”、故意不去填补“撞伤不如撞死”、反噬助人者类的漏洞恶法、、.以竭力打击社会正气、浇灭社会互助热情,大力助长社会冷漠,以防止民众再像1989年时那样汇聚起来;胡锦涛利用郎咸平等吹鼓手,挑动民众仇富,以转移对共产党公务员的视线;习近平通过任正非、马云等红色资本家,大力散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狼性文化”,蔑视爱心、温情,反对普世价值,鼓吹弱肉强食,挑动民众残酷竞争,互相倾轧,咋呼:“没有穷人,只有懒人!”习共鼓吹“狼性文化”,除了推卸共产党体制罪恶之外,就是要挑动民众冷酷互斗,防止民众齐心协力挑战共产党。
   
    八十年代的社会正义感,有着胡耀邦“拨乱反正”的源头;92年之后繁荣的源头,却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这也是今天政府暗无天日、民众冷漠败坏的源头。
    在乎道德、却信奉了荒谬“道德”的人,还可以用道德来感动,用真相来唤醒,但你如何用道德、真相来感动、唤醒一个无所谓道德、无所谓真相的人呢?
    对不甘者,你可以给予翻墙软件助其突破防火墙,但对那些对翻墙不感兴趣,认为这对自己“没好处”的人,你给其翻墙软件又有什么用呢?
   
    这就是现今中国民主化的最大困难。“苏东波”证明:即便是共产极权铁幕国家,都可以民主化,但一个民众冷漠到了形不成任何民主运动的国家,又如何实现民主化呢?
   
    这,就是今天中国反对派所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
   
   
   
   
   
   曾节明 2019.6.25仲夏凉夜
(2019/06/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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