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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历史需要法轮功与民运携起手来——法轮功与民运的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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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节明:历史需要法轮功与民运携起手来——法轮功与民运的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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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邓时代造成的道德败坏,对中国民主化的阻碍,甚于毛泽东的“文革”

   后邓时代造成的道德败坏,对中国民主化的阻碍,甚于毛泽东的“文革”
   
   
   
   


   贝苏尼女士在独评中不同意我对1992年后中国大陆民众道德败坏新特点的归纳,她认为毛泽东时代不如邓小平时代堕落的观点,过于强调物欲的不道德,这既没有抓住问题关键,也反映出她象许多久已去国的海外异议人士那样,对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已经生疏,所以只对毛泽东时代亲人之间的“划清界限”之不道德,有深切的感受,而对现今中国大陆以邻为壑、见死不救的超级冷漠,不甚了了。
   贝苏尼不察的是:毛泽东时代的道德败坏,与1992年之后道德败坏,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毛泽东时代道德败坏的主体——大陆民众,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批斗老师、揭发检举父母、“划清界限”等等行为,是道德败坏行为,还以为这是“正义”行为,因为彼时大多数人相信共产党,共产党教育他们说:此种欺师灭祖、划清界限的行为,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道德”;毛泽东时代民众的不道德,主要出自愚昧,而不是因为民众普遍是坏人。
   
   客观上应该承认:毛泽东时代见死不救的现象很少,政治领域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之风也比较好,如果毛泽东时代的民众,普遍品质败坏的话,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毛时代的民众的愚昧,表现在把不道德当作“革命的道德”,这是毛共的共产铁幕洗脑造成的,用耶稣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今天中国民众普遍的道德败坏,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道德,而是因为民众普遍无所谓道德,只在乎己利:
   “六四”屠杀和“邓南巡”之后,中共挂羊头卖狗肉,一面高举红旗,一面全面走资、大搞专制冷酷二次掠夺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大陆民众普遍变得玩世不恭,无所谓真理,无所谓是非,小我利己就是一切,利他、仗义、、.成了傻冒的代名词;而中共在意识形态破产老板遍地的情况下,以身作贼,继续大搞马列假意识形态洗脑,只能催生尔虞我诈、助长整个社会的深度虚伪,导致大陆民众正义感和良知的普遍丧失。
   
   “六四”屠杀之前,中共还有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92年以后,中共挂羊头卖狗肉,大搞有专制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社会道德全面败坏、深度败坏的根源。
   
   毛泽东时代的不道德民众,大多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愚民,他们误把邪恶当正义,这样的人还可以说理启蒙之;
   而今天的中共大陆败坏冷漠民众,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根本无所谓正义,这样人你如何启蒙?
   这就好比,你可以唤醒沉睡的人,但你如何唤醒装睡的人?
   
   
   
   理想的基础是奉献,奉献的基础是道德,一个社会道德全面败坏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社会理想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社会理想彻底泯灭的原子化利己冷漠社会,某种意义上比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还要难以进行民主化的社会动员,因为这种社会的民众,追求社会进步的热情,已经基本丧失(即所谓政治冷漠),其背后是良知和正义感的普遍流失。
   所以,即便在高压的毛泽东时代,1976年仍然发生了“四五”天安门运动,反映出即便在文革的高压下,民众的热情和正义感仍然没有泯灭;而今天即便中共不镇压,我也敢保证大陆也不会有什么要求自由民主的游行示威,1992年之后27年了,中国大陆再也没有民主运动,仅仅是因为中共的高压吗?
   
   1978年,徐文立、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呼唤民主的大字报,市民观者如潮、万头攒动,今天谁再去北京街头张贴呼唤自由民主的东西,一定会被市民当作神经病。
   1999年“六四”十周年前夕,我在桂林文化宫张贴栏,亲眼看到中国民主党的张贴,及赴杉湖烛光纪念“六四”的呼吁,根本无人问津,长时间没有撕去,彼时中共政治警察很松,也没见有监控,结果到了杉湖一看,只有三个人,我们自己都觉得象神经病,中共根本无需镇压。
   
   
   今天的中国大陆民众,不要说决不会为了自由民主去堵军车,即便碰上举牌反共、呼唤自由民主的零星个人,他们普遍只会绕着走,当你是怪物、是神经病。
   同为中国大陆民众,为什么今天的民众比八十年代的民众,差别如此巨大呢?为什么那股追求社会进步的热情,甚至连毛泽东时代都不如呢?
   
   独评的Leebai先生也注意到了:即便在从没有邓小平式“改革开放”的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其民众的良知和正义感,也不像今天的中国大陆人这样的泯灭,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都是为什么呢?毛泽东时代的高压极权洗脑不是更甚吗?东欧前共产党国家,难道没有铁幕吗?这就是因为1992年之后,具有诸多新特点的中共,对中国社会道德的全面败坏和深度败坏,大大超过毛泽东时代和前东欧共产党:
   毛文革导致民众愚昧狂热,但并未泯灭社会热情,而1992年之后的中共,彻底刨断了中国社会的正义感,泯灭了大众的理想热情,使得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一盘散沙的超冷漠社会,再难汇聚起“四五”、“六四”式的运动。
   一个汇聚不起任何民主运动的社会,民主化自然比没有邓式“改开”的前东欧、前苏联更困难。
   
   
   “事实胜于雄辩”,今天的中国社会道德,比八十年代乃至毛泽东时代全面败坏、深度败坏,一个客观事实就是:
   毛泽东时代和八十年代见死不救现象很少,现在见死不救普遍成风。
   这是为什么?贝苏尼女士显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事实,因此她无法详加甄别。
   
   见死不救普遍成风的冷漠社会,是很难有什么民主运动的,因为在理想热情泯灭,利己为唯一标准的衡量下,搞民运的人,的确是不折不扣的神经病!这样的“废拉”社会就算经济崩溃、社会失序,有的也只是无序的暴乱和大规模的打砸烧杀哄抢、、.
   
   
   所以,我对中共垮台并不悲观,但对中共垮台后中国的民主化,持无比悲观态度;必须牢牢记住:今日中国深度败坏扭曲、积重难返的绝境,是中共在“六四”后刻意造成的。
   
   
   
   曾节明
   2019.6.21晴爽下午
(2019/06/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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