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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周年看未来中国


六四30周年看未来中国


   

——中国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和「制宪运动」


   

   

严家祺


   

一个幽灵,又一个幽灵,数不清的幽灵,在北京中南海上空徘徊。这些幽灵,是民主的幽灵,也是六四和其他政治死难者的幽灵。六四30年来,这些幽灵,总与文革和文革前中国一个又一个幽灵,在北京中南海上空徘徊、游荡。这种徘徊、游荡,使在中南海的中国统治者不得安宁。六四过去已经30年了,中国至今没有民主,没有法治、至今仍然充满危机。中国怎样才能建立民主制度?怎样才能有人权保障?怎样才能国强民安?在六四30年的今天,中国愈来愈有更多的人,从六四受难者、流亡者到中国国内的民众、学者、企业家和部分当权者,在探索、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思考。


    第一次新文化运动
    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现象,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些现象往往发生多次。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爆发前三年,1916年1月1日,是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五年,当时的国家元首袁世凯不想再当总统,在这一天,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华帝国的皇帝,并把这一年的年号改为「洪宪元年」。在这之前,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亲自发表了「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後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正是在尊孔祭天的大环境中,袁世凯公布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由五年改为十年,连选可以连任。
    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产生的。这是由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蔡元培发起的。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当了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还要复辟帝制,必须追根溯源,这个根源就是中国的舊文化、舊传统。舊文化指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言文和舊习俗。所以,这些人,就聚集在当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周围,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
   

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是提倡来自西方的科学、民主等思想文化。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西方思想的另一个分支,也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传入中国。外来思想在中国的成长,需要适宜的土壤。专制独裁的土壤萌发民主自由,贫富两极分化的土壤孳生共产主义。辛亥革命後中国的土壤,这两种外来思想都能够生长。1919年的五四运动,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後舉行的巴黎和会中,西方一些国家將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衛中国的國家利益,引起北京学生和市民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後,共产主义思想已经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後的中国土壤,是军阀割据、官场腐败、贿选横行、日本入侵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土壤,加上二次大战前后的国际环境,共产主义思潮压到了自由民主思潮。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抗议凡尔赛条约的五四运动,成了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分界线,从此,新文化运动就分为两大营垒。一部分是自由民主派,另一部分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后来,毛泽东创造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概念,把五四後的时期,说成的中国历史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际上,这是中华民国时期。毛泽东在取得共产党的领导权後,打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通过暴力革命取得国家政权,把自由民主思潮,一步步在中国大地上加以清除。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自由民主被彻底埋葬。


    邓小平时期的第二次洋务运动
    世界千篇一律,舊戏一再重演。毛泽东通过暴力革命取得国家政权,与中国历史上取得胜利的农民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1949後的共和国,带有许多王朝印记,名义上是辛亥革命後的第二个共和国,实际上是新王朝。在毛泽东时期,最高权力始终集中在毛泽东一人手中。文化大革命後,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在一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在1982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首脑职位「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在许多方面,也带有19世纪洋务运动的印记。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二次洋务运动。
    第一次洋务运动以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第二次洋务运动因1989年六四大屠杀而变质。六四後的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官场腐败、两极分化、践踏人权、环境污染同时发生。正是在这一土壤里,去年北京重演了袁世凯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的旧戏,删除了1982年宪法对国家首脑任期的限制。
   

六四大屠杀压不住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愈是镇压,自由民主的要求愈是强烈,中国国内要求自由民主、实行宪政法治的呼声,标志着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习近平企图称帝时,中国到处出现了揭露批判习近平的事件。2018年2月,清华大学许章润发表文章《保卫改革开放》。王丹等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出了《關於中共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緊急聲明》。3月前《冰点》主编李大同、学者赵小莉、杨鹏、胡佳,对修宪删除任期限制发表公开的抗议。中国女企业家王瑛公开批评习近平恢复终身制。5月,北京大学樊立勤在北大贴出大字报《中國必須堅決反對搞個人崇拜》。2018年7月4日,湖南株洲女孩董瑶琼,在上海陆家嘴海航大厦旁,现场视频直播向习近平巨幅画像泼墨。她直播中说,「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暴政」。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呼吁中共体面退出历史舞台。在国外,反对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的海报首先出现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广告栏里,随后蔓延到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九所大学。这就是继100年前的第一次新文化运动的新运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去年北京重演袁世凯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的旧戏,进一步推动了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六四」事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多年来,很多报道不分八九民运与六四,把八九民运称为「六四民运」。事实上,八九民运与六四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事件。六四不是民运,而是一场对手无寸铁、和平抗议的学生、 工人、市民的大屠杀。八九民运是学生为主体的伟大民主运动,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封从德、周锋锁、王超华和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张伯笠等21位被中共通缉的学生领袖是这场运动的代表。【註1】八九民运掀动了整个中国,而六四事件直接引发了全球变革。六四也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变,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此走向没落,中国开始了一党专政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在这一巨变中,经济虽然迅速增长,但渗透了亿万农民工的苦难,天安门母亲失去的亲人和六四所有死难者的鲜血,也有赵紫阳和数千八九民运参加者失去自由的代价。
   
    八九民运的发生,是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同时,社会矛盾逐渐积累、邓小平采取了「反自由化」政策,迫使胡耀邦下台的环境下发生的,直接导火索是,在民众悼念胡耀邦的过程中,人民日报4·26社论把民众的悼念活动,指责为动乱。没有4·26社论,八九民运会慢慢平息。八九民运没有提出变革中国政治制度的要求,只是要邓小平收回4·26社论指质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的错误结论 。
   

六四对中国造成了四大变化:


   第一, 六四是一场大屠杀。这一场暴力镇压,在强化共产党专政的同时,导致共产主义完全被中国人民抛弃。
   第二, 六四後,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反面,政治改革完全停止,2018年修改宪法,删除了1982年宪法国家元首「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使中国政治制度向传统的「帝制」演变。在经济领域,权贵阶层以改革为名,把国有财产变成私人财产。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不是欧美现代资本主义,而是共产党专政下的「老资本主义」。對外開放使国际資本與中国廉價勞動力相結合,中國經濟的大發展包含著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六四 遇害者、受難者的血淚。
   第三, 中国社会风尚大变,拜金主义盛行,官场普遍腐败,炫富、奢靡、迷信、追求虚荣,泛滥成灾,不讲正义、不分是非事件充斥社会。
   第四, 八九民运的和平抗议,中国的掌权者却动用坦克和机枪,进行了血腥镇压。六四大屠杀的後果,不仅使共产党丧失了人民的信任,而且在人民心中普遍种下了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种子。
    20世纪是一个独特的世纪,20世纪的独特并不在于发生了世界大战,而在于人类第一次通过暴力革命、按共产主义乌托邦设想去全面改造社会。20世纪的共产主义或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是凭借革命暴力和国家政权 ,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社会的「主义」。当我们拉长时间尺度观察时,我们会看到, 共产主义的出现是公元后第二千纪人类史的插曲,这是19世纪殖民主义扩展过程中,一些「欠发达国家」为抵抗殖民化和自由贸易而作出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就成了自我保护的「无形围墙」,柏林墙不过是这一围墙的可见实体。
    六四大屠杀引起了全世界的谴责,20世纪下半叶的最大变革是从六四开始的。苏联和东欧的变革,有它们本身的原因,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政策的推动,但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六四後五個月倒塌。六四衝擊波形成了二十世紀末的一場大旋風。 六四後三個月,匈牙利開放西部邊界,兩天中就有一萬多名東德人經匈牙利、奧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一倒塌,兩天內又有七十五萬東德人湧進西德。柏林牆的倒塌,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六四引發的全球性巨變,在蘇聯東歐,導致了一黨專政的崩潰,资本跨越了以往柏林墙的障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随着经济全球化出现的是金融全球化。
   

制度变革的四种方式


    世界历史的变革,永不停息。政治十年一大变,经济数十年、百年一大变,社会习俗、传统往往要更长期才能发生变化,而文明的变化要历时千年。国家制度是人订立的,在一个国家、地区发生制度变革,经常是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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