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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两次天安门事件和两次跨时代飞行

两次天安门事件和两次跨时代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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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两次天安门事件和两次跨时代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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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部分


两次天安门事件和两次跨时代飞行


   

香港《前哨》2019-6


   

严家祺


    一九四九年後,中国发生了两次天安门事件,我与王军涛一样,是这两次事件的亲历者。两次都是在大镇压发生前一、二小时的时刻,我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在这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後,也就是四十年前,我写过两篇幻想小说。小说为展望未来而描写的许多场景,尤其是建筑和科技方面,很多符合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不同的是,第一篇幻想小说的结尾,我回到了北京。我奇怪的是,对照第二篇幻想小说,一九八九年我的实际行程竟然与我在一九七九年幻想小说中描写的一样。不同的是,第二篇幻想小说的结尾,说我也回到了北京,但「六四」三十年来,我一直流亡在异国他乡。
   
    【图1】1980出版《漫游历史与未来》封面,收进了两篇幻想小说
    谈我在两次天安门事件中的所见所闻,要说明的是,两次天安门事件,到今天後果大不相同,但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已经恢复。正由于恢复真相,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已经成为历史,并因恢复真相,引发了中国二十世纪的重大变革,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而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由于至今没有恢复真相,还没有成为历史,而仍然是现实,是30年来中国最为残酷、最为悲惨的现实。30年来,愈来愈多的人坚信,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恢复真相,并引发二十一世纪中国伟大的变革。
   

三个法庭


    在四十年前,我写了两篇幻想小说。第一篇谈真理标准问题,第二篇谈国家政体问题。第一篇发表在北京《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题目是《宗教 · 理想 · 实践——访问三个时代的三个法庭》。第二篇发表在北京《新时期》杂志创刊号上,题目是《专制 · 立宪 ·共和——访问三个时代的三种政体》。第一篇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翻案,我加入了共产党。因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我被开除出共产党。
    第二篇谈国家政体。关于国家政体,从一九七九年谈到一九八九年六月。一九八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国家政体》的小册子,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幕式上作了有关政体和民主法治的演讲。当时,军队和坦克正在从西郊的公主坟、沿着西长安街向天安门挺进,但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聚集,我在演讲时根本感觉不到丝毫危险。在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出北京市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第十四號通告,《通告》说,首都知識界聯合會「是未經依法登記的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自動解散」,參與了「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這些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登記,投案自首」,否則,將拘捕並從嚴懲處。《通告》所說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頭頭,就是指包遵信与我。这时,我立即决定逃往香港。
    第一篇幻想小说曾被费声福绘制成连环画,起名为《三个法庭》。 这三个法庭就是十七世纪意大利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纪法国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的实践法庭。幻想小说中说,作者本人,乘了可以穿越时代的飞艇,来到了一六三三年的罗马,在宗教法庭上看到了审判伽利略的过程。接着来到了一七五四年的法国,在所谓的理性法庭,实际上是伏尔泰他们的聚会上,我会见了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在这篇幻想小说中,我借孟德斯鸠的话说:「 法国的政治制度才是造成法国社会种种灾难的根本原因。我们的时代,已经同一个多世纪前的伽利略时代不同了。宗教虽然至今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但宗教并没有主宰一切!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却影响着整个法国的社会生活。在我们法国,人民毫无权利,国家的最高权力都集中在国王一人手中。国王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掌握最高行政权和最高司法权。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
    我采访的第三个法庭是未来中国的实践法庭。在未来中国的北京,我在幻想小说中写道:「昔日的故宫建筑群和天安门广场成了北京市的『深谷』。『深谷』四周到处矗立着二、三十层、三、四十层的高楼。在一栋栋高楼之间,是一块块、一条条绿色的地毯——这是遍布北京的街心公园。」
    在未来北京,我采访的是前三门大街和正义路交叉口的北京市高级法院的一位法官。在这篇幻想小说中,我描写了一个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就座落在正义路左侧。与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的「椭圆形」薄壳结构建筑物【图2】不同,是「双曲抛物面型」的薄壳结构,法官告诉我说,那是一个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无人售货的超级市场。【图3右】 。在数学上,要把「双曲抛物面」转换成「椭球面」,只要把「方程式」中的一个「减号」改为「加号」,就可以了。奇怪的是,一九七八年这篇幻想小说把「双曲抛物面型的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建在历史博物馆东侧,而实际上现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的「椭球面型的巨型薄壳结构建筑物」建在人民大会堂的西侧,与「前门-天安门-地安门中轴线」成数学上的「镜对称」。
   
   
    【图2 】以「椭球面」形状标记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西侧的大剧院
    【图3 】北京的大剧院的「椭球面」(左)和幻想小说中的「双曲抛物面」(右)。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时,天安门事件仍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中国报刊上不能为天安门民主运动说话,这篇文章,借「真理标准讨论」时实践法庭的法官之口说:「四人帮为了推行它的愚民政策有一种痴心妄想,妄想使人民一个个变成傻瓜和哑巴,只会浑浑噩噩地整天张着嘴巴接受他们宣布的所谓绝对真理。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无情揭露和抨击四人帮的危言谠论差不多在所有家庭之内、在一切知心朋友之间一刻也没有停息过。所谓『办公室里不说话,走在路上说笑话,回到家里说真话』,正是上述情况的生动概括。应该说,反抗林彪、尤其是反抗四人帮的烈火,当时正像炽热的熔岩一样,在中国大地之下,沸腾般地运行着。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曾经指出的『无声的中国』一去不复返了。当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阴谋活动登峰造极之日,也是反抗他们的革命行动勃然兴起之时。1976年的春夏之交,革命怒火终于爆发了。当时,全国有多少工人、多少干部、多少学生离开车间、机关,走出书斋、学校,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汇集到一起来了。他们废寝忘食、慷慨激昂的发挥了嘴巴的第二功能,展开了一场同四人帮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大决战。虽然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大权,对人民施行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就在他们的宗教法庭上,多少人民英雄照样威武不屈地屹立着。」
   
    【图4】北京《光明日报》1978年9月14日报头
    《光明日报》发表这些肯定一九七六年天安门运动的话,是一种「试探」行为。这篇文章,占当天《光明日报》一天全部版面的近四分之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没有受到禁止,就在报刊上打开了缺口。文章之所以能够发表,主要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和理论部主任马沛文的作用。在当时中国许多人,通过各种形式,编辑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诗词、周恩来照片集、演出话剧,为天安门翻案大声疾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宣佈,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天安门事件的翻案,是华国锋最后决定的。华国锋这一决定,使邓小平趁机取得了中国的最高权力。
   

三种政体


    在写两篇幻想小说时,我并没有到过国外。吴敬琏去法国前,问我有什么事要他帮忙。我就请他带两张法国凡尔赛宫的明信片给我。我写第二篇幻想小说,就是看着这些明信片和一些法国风光的介绍写,凡尔赛的「镜宫的两側是两面颇大无比的镜子,镜子四周装饰着各种斜面的玻璃和玉石。镜宫的前面是四扇髙大的落地窗。」完全是随意编造。
    写第二篇幻想小说前,我刚去过一次哈尔滨。在飞机上看到的窗外景色,加上想象,写进文章中,「航空观察」成了「航天镜像」。「向窗外望去,只见大地上布满了蛛丝般发光的银线,黄河、长江宛如两条细长的银色飘帯随着飞艇的轻微摆动而飘摇着,星罗棋布的湖泊犹如镜子和宝石镶嵌在黃绿相间的地毯上,不时地闪烁着亮光。」通过「时间航程」,飞艇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法国境内,「手表上的自动日历牌显示的不是一九七九年,而是一七一四年九月八日。」在这篇幻想小说中,在巴黎,居然遇到了一个清朝时期逃亡到法国的中国人。他名叫萨尔隆,是康熙皇帝亲政以前的辅佐大臣鳌拜的远房侄儿。在康熙皇帝剪除鳌拜的时候,萨尔隆才四岁。清政府到处搜索鳌拜的亲属,在那种情况下,萨尔隆被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一位法国传教士带到法国。八岁那年,传教士带着他去拜见国王路易十四,国王非常喜欢他,把他留在宫屮。萨尔隆比国王小二十二岁,国王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养。萨尔隆成年後,有一次萨尔隆批评了国王路易十四,当面顶撞了他,说国王「年迈昏庸」。十年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我在批评邓小平的《五·一七宣言》时,把「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加到了邓小平头上。在一九七九年幻想小说中,清朝时期在法国的萨尔隆遭到国王的通缉,十年後,我因遭受通缉,逃到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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