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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复兴才能挽救生态灾难

   谢选骏:宗教复兴才能挽救生态灾难
   
   《庇荫生态保护与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圣林”》(2019年6月8日)报道:
   
   一位埃塞俄比亚妇女在拜访教堂森林后回到山谷。


   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德伯雷泰伯镇(Debre Tabor)附近的教堂森林里,一群孩子挤在非洲杜松树荫下听故事。我们一行12个人(看起来明显是外国人)走近树林,三个女人从路边走过,她们的交谈声透过浓密的树林传了过来。
   孩子们发现我们来到树林边,即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向我们跑来,他们跳过一堵低矮的石墙,躲到树枝下,好奇地接近我们。我身边是一群研究人员,由纽约州科尔盖特大学的生态学家卡德勒斯博士(Dr Catherine Cardelús)带队来了解这里的森林生态。这些孩子们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因为他们在这座树林里长大,这也是他们唯一见过的森林,他们对这里了如指掌。
   我现所在的这片森林被称为“圣林”。在埃塞俄比亚还有一千多片这样的森林以近乎完美的格子状分散于各地,每片森林都守护着位于其中心的一座传统埃塞俄比亚正教教堂。根植于当地人民社会和精神生活中,这些整齐分布的小森林彼此之间相隔约2公里,所以任何当地人都离教堂不远。埃塞俄比亚森林教堂担当了很多社会功能,比如说社区中心、集会地点、学校、宗教仪式举行地、埋骨之地甚至是厕所,也为长途跋涉者洒下仅有的一片阴凉。有些圣林很容易找到,比如说塔纳湖上的岛屿森林,从巴赫尔达尔城(Bahir Dar)出发,坐半个小时船即可到达,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贡德尔南部、巴赫尔达尔以东的乡村山区,教会森林就难找得多了。
   每片森林在这片土地上都十分显眼,因为在埃塞俄比亚经历过大规模乱砍滥伐后,这是该国仅存的绿色地。有些圣林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些珍贵的树木得以保存下来要归功于“庇荫生态保护”,即一种因宗教信仰所附带产生的生态保护现象。即便如此,圣林面积依旧很小,并且仍受到道路、房屋和田地扩张的威胁。矛盾的是,人类既要保护这些森林,又对这些森林的存亡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一位埃塞俄比亚正教会的教士来到森林边,经过翻译的解释,他知道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是探究当地人与他们作崇拜的森林之间的关系。他点了点头,然后我们跟着他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走进森林,将田间蒸腾的热气留在了身后。
   每片埃塞俄比亚教堂森林的中心都有一座传统的埃塞俄比亚正教教堂,树木为方圆数英里提供了唯一的阴凉。
   每片森林的平均面积只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用不了几分钟就从外缘走到了中间的教堂。森林中的树木以环状排列,围绕着中间的一块空地,形状酷似甜甜圈。空地被石墙环绕着,中间坐落着一座圆形教堂,顶部点缀着华丽的十字架,红、黄、绿三色醒目地勾勒出屋顶的轮廓。后来我才知道,教堂和这堵墙之间的距离传统上被描述为“40臂之遥的天使”。
   教士解释说,教堂森林之所以神圣是因为每座教堂里都收藏着一个“塔波特”(Tabot),据说是原版约柜的摹本。“塔波特”圣洁的光环从中心向外扩散,所以离教堂越近的地方就越神圣。圣林中的树木也是如此,它们与教堂融为一体,被视为教堂的一件衣服,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离教堂最近的一小圈树木得以被护下来,构成了一片片被田野包围的小森林。
   然而,小森林更易受到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埃塞俄比亚大面积的森林遭到滥砍滥伐。如今,埃塞俄比亚的森林覆盖率只有5%,而在一世纪前,这一数字高达45%。虽然消失的主要是森林之间的树木,但圣林也受到了间接的影响。
   这堵石墙是农民田地和埃塞俄比亚圣林之间的分界线。
   我和队里的地理学家斯库尔博士(Dr Peter Scull)盘腿坐在林边,看着农夫赶牛穿过旁边的田地。斯库尔告诉我,研究小组是如何利用历史影像记录来精确定位、测量大小,并确定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森林地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想不到为战争所开发的技术现在正在助力保护教堂森林。
   斯库尔解释说,上世纪30年代末,占领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军队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了航拍,并在1941年撤退时把这些照片储存在弹药箱里,直到2014年,在埃塞俄比亚测绘局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地下室里才发现了意大利军队遗留的8000张照片。
   二战结束后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科罗纳卫星测绘计划也包含了这个地区。“科罗纳”是美国首个空中摄影侦察间谍卫星,于冷战高潮时期发射,用于识别前苏联可能的导弹发射场。1995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解密了这批图片,研究人员将这些历史照片与现在谷歌地球的照片进行对比后发现森林的边界其实并没有缩小,而且,事实上一些森林反而还扩大了,因为当地人民为了获取木材种植了非本地树种的桉树。
   每座教堂都收藏了一个“塔波特”,据说是原版约柜的复制品。
   但图像显示,历史上教堂森林之外还生长有树木和灌木,起到了缓冲带的作用,保护树木免受风沙侵蚀和温度湿度变化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缓冲带里的树木被用作建材和燃料,林地也变成了田地。森林和田地之间没有任何过渡,缓冲带就这样完全消失了。
   此外,从照片里我们还可以看出,原来的森林十分密实,而现在阳光可以通过稀疏的树木照射进原密不透光的林间。随着森林间树木的减少,每一片森林都成为了动植物的孤立栖息地。从空中俯瞰大地,散落的绿色森林就像挤在一起寻求保护的幸存者。
   然而,仅通过航拍我们无法得知生长树木的种类、幼苗的数量,以及土地是否有植物所需营养和人类活动造成了多大的干扰。所以,我们需要派出“地面部队”。
   研究人员利用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影像记录来确定埃塞俄比亚教堂森林的位置。
   我们这群研究者花了整整一天收集土壤和植物树叶样本,比如说非洲李(一种树冠宽大的非洲樱桃)和非洲杜松(当地一种生长缓慢的树木,过去数量丰富时用于建造教堂)。围在我们身边的孩子们刚开始都很害羞,但没过一会就争着用阿姆哈拉语喊出树木的名称,听完我们模仿的发音后哈哈大笑。有些孩子问我们:“这是不是你们见过的最美森林?”
   然而,我们并非置身苍翠繁茂的热带雨林或北美无边无际的针叶林。像这样的森林,有许多人造的痕迹,如小路、楼房和空地,往往还有大片杂草般的植物,抑制了其他植物的生长,同时还有太多非本土树种,侵占了本土物种的地盘。
   这些森林充满生机,但却并不健康。现在孩子们在森林里跑进跑出、嬉戏玩耍,但当他们要承担起管理工作的时候,就会开始担心这些遗留的问题。
   一片健康的森林应有浓密茂盛的树冠和生长于林下叶层的树苗。生态学家伍兹博士(Carrie Woods)指着树冠说:“我们去过的森林有的树确实很粗壮美丽,但问题是,你往下看,就会发现树下满是杂草和岩石。”某些森林里,根本没有幼苗。
   一百多年前,埃塞俄比亚的森林覆盖率为45%,而如今仅为5%。
   虽然这些森林并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健康,但卡德勒斯说其退化程度也没有我们所担心的那么严重。一些教区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比如说在森林外围加盖一堵低矮的石墙,防止牲畜破坏森林,从而改善森林健康。这些措施确实有用,能让幼苗茁壮成长。
   教区还得益于政府提供免费幼苗的项目。不幸的是,这些树苗通常是像桉树这样的非本地树种,会和生长较慢的本地树种争夺营养。桉树种植园出现在许多圣林的外缘地区,成为当地经济的主力军。在这样一个木材贫瘠的国家,烧火做饭和建房就要依靠桉树,而最终,人们不得不面临两难境地,既希望发展本地物种又要依靠能快速生长的桉树赚钱。
   到目前为止,这个团队的足迹已经遍布了贡德尔南部的44座圣林。他们爬上尘土飞扬的山坡,穿过溪流和农田,来到山顶。在那里,他们采访教士,了解他们对森林的宗教管理,并采集土壤和树叶样本,以测量生物的多样性。卡德勒斯希望他们收集的信息能有助于实施保护埃塞俄比亚森林的策略,比如建立苗圃培育本地幼苗,移除外来物种或杂草,以及限制林内建筑数量等。
   卡德勒斯说,“但最后,我们的研究表明,庇荫生态保护确实有效。”
   “人们需要这些森林,也肩负起了保护森林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赞赏当地人民所做的一切,助他们一臂之力,并帮助其他地方实施庇荫生态保护。”
   卡德勒斯博士和她的团队断定作为宗教信仰副产品的庇荫生态保护确实有效。
   到黄昏时,对我们这些游客的新鲜感似乎只减弱了少许。一个拿着手杖的牧羊人用他的翻盖手机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卡德勒斯对教士表示了感谢,孩子们又开始寸步不离地跟着她。一个小男孩拿出一只手工制作的笛子,像花衣魔笛手一样,带着我们走出森林后穿过田野折回,不时和同伴们发出阵阵大笑。
   显然,这个社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与森林紧密相连。尽管森林面积小,人类活动频繁,但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片神圣的森林中崇拜上帝繁衍生息,这份对于家乡的文化依恋挽救了这些森林。
   
   谢选骏指出:在生态环境已经遭到大规模破坏的当下,看来只有宗教的复兴才能提供一个挽救生态灾难的理由——自由民主再好,也无法挽救生态灾难,反倒只能加剧生态灾难,因为自由民主说到底只是一个“分配方案”或“分赃方案”——只有宗教才能提出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理由,克制人本主义的贪欲,让被钱烧昏了头的人类,恢复最后一点残存的理性——让环境破坏得慢一点,让人类灭亡得迟一点。

此文于2019年06月1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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