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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印证了我的“六四观”

谢选骏:法国人印证了我的“六四观”
   
   网文《法国学者释疑:天安门屠杀催化了东欧共产政权和平解体?》(2019年06月06日
   
   (附:天安门的鲜血推倒了柏林墙?)

   
   30年前的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发生大屠杀,军队开枪,持续两月的民主浪潮淹没在血泊中。然而,不久之后,柏林墙倒塌,东欧共产主义政体一个跟着一个崩溃。那么,法国历史学家葛罗塞是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说六四的镇压催化了东欧的和平解体?
   中国的这场民运对东欧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史专家、历史学家葛罗塞就此在世界报撰文作出分析。他的核心观点如下,1989年,中国领导人决定镇压持续两月的民众示威解释了秋天在东欧发生的民主示威为什么具有和平的特征。换句话说,北京的镇压产生了一种像似稻草人那样的作用,唬住东欧共产政权最终不敢对示威者动武。
   作者指出,六四30周年在全球纪念的程度远远超过10周年或20周年,这是因为过去一直对中国抱持着这个国家将更多地走向民主的希望现在基本丧失。那些象征着希望的个体,今天在西方、在香港成了民主化的偶像。
   作者认为,六四与百年前的五四学生运动巧合,更使得人们对青年知识分子让共产政体演变的努力遭遇失败更感遗憾。但是,作者提出的问题是,思考1989,应仅仅结合中国历史去看,还是根据1989年那段历史去思考?
   如果是前者,应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5月访华一方面让示威学生同时也让北京当局的立场变得更强硬,一方面却完成了中苏重新靠近的过程。这一进程在苏联崩溃后继续,而且北京当局汲取了苏联崩溃的教训,在经济改革上走得更远,限制政治改革,不惜一切维护中共的存在。
   在作者看来,尽管许多观察家都在说中俄关系乃因美国霸权所迫,这种权宜的关系甚至都无法消蚀历史上发生过的侵略。但是,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不错,今天更显得得以强化。中俄靠近与西方2014年针对后者的制裁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与1980年代末开启的愿景有关。
   作者认为,尤其要把东欧后来发生的事件与中国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来考量,戈尔巴乔夫忽视中国的改革,但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却让中国担心,北京指责莫斯科应对波兰共党向工人和知识分子联盟让步承担责任,这一联盟对北京来说是一场噩梦。1989年6月4日在波兰产生了第一次自由选举,北京十分担心。
   在北京春天的游行队伍中,示威者高喊“中国的瓦文萨在哪里?”,而且,戈尔巴乔夫在他们眼中已成为东西靠近的连接点。北京的危机集中爆发于大学生决定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他们以此来向中国的实际领导人邓小平施压。
   绝食帐篷在戈尔巴乔夫到京访问前两天支起,在绝食学生打出的牌子上有这样的句子:“戈尔巴乔夫58,邓小平85”,学生们欢迎戈尔巴乔夫以及他们在全世界的摄影镜头注视下绝食对政权而言形同侮辱。
   作者的观点是,恰恰是北京政权5月17日起决定镇压学生,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使得东欧当年秋季爆发的事件具有了和平的特征。当时,在全世界的电视上,中国军队天安门血腥镇压的画面覆盖了瓦文萨的团结工会的选举活动,离开北京三周之后的戈尔巴乔夫非常愤怒。
   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更坚定地认为,不应该动用武力,在共产阵营应推动和平转型,加快政治改革。不过,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对北京镇压发出正式谴责,况且莫斯科的保守派仍然寄希望于从北京的激烈行动中找到共产政权延年益寿的希望。只有匈牙利当局站出来公开谴责中共政权。
   戈尔巴乔夫10月6日对东德的访问有可能会产生几个月前他访问北京所产生的效应, 东德领袖曾宣布支持北京,并保护北京驻德大使馆免遭冲击。在波兰,被团结工会的胜利所震惊,已经开始软化的当权者企图上紧螺丝,但莫斯科未作任何表态。与此同时,波兰取得胜利的反对派也显得十分谨慎,担心招致类同中国那样的镇压。华盛顿、莫斯科、波恩以及巴黎接受波兰亚鲁泽尔斯基将军提出的解决方案:为避免在波兰及匈牙利发生北京那样的镇压,鼓励对话及和平转型。
   作者指出,所有在东欧反对共产政权的力量从北京的镇压行动中找到共产党丧失合法性的新证据。捷克正在酝酿的反对力量害怕当局采取“中国镇压战略”,尤其是在1989年夏季“布拉格之春”21周年之际。秋天,东德示威者同样害怕“中国式解决办法”,尤其是在10月9日在莱比锡爆发示威者与军警冲突的时候。可是,在首都,昂纳克的继承人则害怕如果学习中国采取镇压手段,最后会在党内引爆大清洗,自己成为未来大清洗的牺牲品。
   最后,“德国没有天安门”,德国的示威领袖不断地呼吁非暴力行动,与此同时,示威民众表现的特别遵守纪律。他们首先迫使地方当局对话,后者同意后,尽管局势很紧张,按照谈判结果军警撤离现场。示威民众越来越勇敢,逼近柏林墙,东德政权没有动用武力,在东德驻军的俄罗斯军队亦如此,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北京一言不发,仍然对随后而来的选举使得共产党继续掌权徒然地抱有希望。
   作者指出,事实证明,美国总统布什在北京镇压后在向北京采取制裁的同时仍设法维持美中关系,布什的决定出于乐观主义和一种经济壮大之后最终必将导向民主政治的信仰。同时他也想继续针对莫斯科打中国牌。
   于他而言,天安门镇压的教训,包括1956年匈牙利被镇压的抗议,不应该再在“火上浇油”,否则将进一步导致对示威者的严酷镇压,外界也无法救援,从而导致北京更有理由使用反对外国干预的借口。
   历史就这么荒谬,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1989年东欧的和平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中国政府的镇压。中国那场镇压在东欧共产政权里产生了稻草人效应。
   
   附:
   《天安门的鲜血推倒了柏林墙?》
   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六四事件与几乎同期的东欧政治剧变有着怎样的关联?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这一以往甚少提及的视角逐渐走向了前台。6月4日,当年在东柏林抗议北京暴力镇压的两名东德人,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德国之声中文网) “六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我要前往东柏林Prenzlauer Berg区,去参加音乐家约斯维希(Rex Joswig)的一个活动。约斯维希的乐队在当时东德小有名气,一个星期前刚刚因为在音乐会上号召全场观众为北京镇压的死难者默哀而被东德政府下令禁止演出。结果还在半路上,我们就被史塔西拘捕了。我记得很清楚,审讯时,他们用恐吓的口吻说,‘真可惜,民主德国已经在几年前废除了死刑。’”
   叙述这段亲身经历的,是当年东德的一名反对派人士舍恩菲尔德。他从80年代中期起就致力于东德的环保运动。1989年春天,他和许多东德民众一样,十分关心天安门广场上示威者的命运,认为遥远东方的年轻人反抗威权的举动,有可能也为其他威权国家起到参考作用。
   三十年后的6月4日晚间,于柏林原东德国安部(即史塔西)旧址举行的讨论会上,另一名当年东德的“异议人士”希尔斯贝格(Stephan Hilsberg)也讲述了自己的六四经历。他说,许多东德民众都对官方媒体“坚决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口径非常不满,他们也都从西德广播电视节目(DW注:当时东德大部分地区都能收到西德电视节目的信号)了解到北京发生了流血镇压。“关注了好几个星期,结果却是这样,我们因此非常悲伤,同时也非常愤怒。当时我们有一点很明确:为了表示对中国年轻人的团结,我们决不能被东德政府的威胁所吓倒。”
   希尔斯贝格所在的教会和平运动于是拟就了一封抗议信,原计划是由希尔斯贝格直接送到中国驻东柏林大使馆。“不过,我驾车接近大使馆时,就发现有便衣警察在抓捕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塞进卡车。我当然不想进监狱,于是没有停车,而是驶离了中国使馆,找了一个邮筒,把抗议信邮寄出去。”
   他介绍说,当年六月,北京的流血事件发生后,大多数东德民众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今后命运究竟如何。“我自己也很迷茫,只清楚一点:社会应该民主、开放,但是这绝不可能在执政的统一社会党治下实现。同时我也明白,光靠抗议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建设性的方案。”
   “北京方案”的是是非非
   舍恩菲尔德当年则在担心,天安门广场上的镇压,也将会对东德的反对派形成重击。“我当时就想:从现在起,局势将会变得很艰难。我们倒不是担心苏联会武装干涉,毕竟戈尔巴乔夫已经多次表示杜绝使用武力。我们最担心的是东德当局会否采用所谓的‘北京方案’。”
   不过,东德当局尽管做好了诉诸暴力和流血的准备,最终却没有在那年秋天对示威的东德民众采用“北京方案”。两位亲历者在三十年后的讨论会上,也试图探讨其中的原因。希尔斯贝格认为,东德政府害怕的不是民众流血,而是莫斯科的态度。“从前东德的敌人来自西方,现在却来自东面的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搞改革、搞开放,某种程度上孤立了东德。东德政权自始至终都清楚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希尔斯贝格还认为,东德政府没有采用“北京方案”,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一些东德高官在两德统一后所宣称的那样,是因为害怕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就会在国际社会上遭到孤立,“这确实可以说是‘北京方案’所带来的教训。但是这并非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因为理性的算计。毕竟当年东德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了。”
   推倒柏林墙的勇气
   史塔西博物馆展品之一,这张1989年的传单呼吁民众参加抗议北京镇压的游行活动
   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汉学家余凯思(Klaus Mühlhahn)也参加了此次讨论会。他认为,不论东德政府出于何种原因没有采用“北京方案”,东德、乃至东欧的民众,都受到了中国示威学生的鼓舞。“要是没有这些抗议的中国年轻人,东欧民众也许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舍恩菲尔德则在会后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天安门民主运动促成柏林墙倒塌”之说法固然有些夸张,但是北京的那个春天“绝对让我们东德人变得认真起来,并且让我们坚定信念,决不屈服于东德政府的恐吓。”舍恩菲尔德还呼吁,三十年后的今天,西方依然要警惕新型“北京模式”。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形态依然是六四镇压后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目前正在全球扩张,“美国那边出了个疯子总统之后,我们欧洲居然和这个中国政权越走越近,这才是如今最令我担心的‘北京模式’。”
   
   谢选骏指出: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学校就被毛泽东关闭了。失学在家的我,在母亲的督促下每天撰写日记,这样才没有退化成为一个文盲。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对知识产生了兴趣,自学了全部的大学课程,尤其关心社会发展,因为那决定了我们的命运甚至每天的衣食住行。我逐渐发现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是“家天下”,和欧洲小国的民族国家南辕北辙。而共产主义必将像佛教一样被赶出中国。文革证明了“中国是共产党阵营的薄弱环节”,所以我愿意身体力行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瓦解苏联模式,消除其统治世界的可能性。这一梦想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因此,我也和多数人的悲观看法不同,我认为中国八九民运没有失败,而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先知不被本国悦纳”——中国的八九民运比获得了成功其实还要成功,因为它的大量鲜血淹没了北京但却瓦解了苏联!苏联既然已经瓦解,中国的自由迟早会来到的。所以我很高兴地地看到,我的这一点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上述法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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