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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比5%更加精确吗(修订版)

   谢选骏:3.5%比5%更加精确吗
   
   《“3.5%定律”:非暴力运动如何改变世界》(2019年6月23日 BBC)报道:
   
   1986年,数百万菲律宾人走上马尼拉的街头,以和平抗议与祈祷的方式发起人民力量运动。运动第四天,总统马科斯(Marcos)的统治宣告结束。


   2003年,格鲁吉亚人民手拿鲜花包围了议会大楼,在没有流血冲突的玫瑰革命中推翻了总统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
   今年早些时候,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总统在执政几十年后,双双宣布下台,而这些都是和平抵抗活动的功劳。
   在这些事件中,普通民众的和平抵抗战胜了政治精英,实现了彻底的变革。
   使用非暴力策略有很多道德方面的原因,但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切诺韦思(Erica Chenoweth)的研究发现,和平抗议不仅是个道德的选择,也是改变世界政治最有力的手段,而且比其他手段有效得多。
   切诺韦思通过对20世纪数百场运动的研究发现,非暴力运动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是暴力运动的两倍。尽管影响因素有很多,但她发现,当有超过人口3.5%的民众参与抗议时,就能带来重大的政治变革。
   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的抗议活动就受到了切诺韦思的影响,发起者表示他们是受这项研究的启发。那么,切诺韦思是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呢?
   当然,切诺韦思的研究,是建立在历史上许多有影响力人物的哲学理念之上。主张废除奴隶制的非裔美国人特鲁斯(Sojourner Truth)、争取投票权的安东尼(Susan B Anthony)、领导印度独立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还有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都曾就和平抗议的主张发表过令人信服的言论。
   切诺韦思也承认,她在2000年代中期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对非暴力手段在多数情况下比武装冲突更有力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当时她在科罗拉多大学读博士,一直在研究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恐怖主义不断上升。她被请去参加一个由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组织的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研讨中列举了许多和平抗议带来持久性政治变革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其中就有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
   切诺韦思也惊讶地发现,没有人深入全面地比较过非暴力抗议和暴力抗议的成功率,只是选了些成功案例,来说明非暴力抗议的成效。她说:“有人认为非暴力抗议,是实现社会重大变革的有效手段,这一想法激发了我。”
   假如世上所有的枪支都消失,一切会如何?
   她与ICNC的研究员斯蒂芬(Maria Stephan)合作,对从1900年到2006年期间的关于和平抵抗和社会运动的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也与这一领域的其他专家共同分析了这些数据。他们主要分析的是以政变为目标的运动。如果是在运动高峰期一年以内实现了目标,并且成果是由运动直接促成,那么运动就算是成功的,由外国军队介入而引起的政变则不能算数。如果运动中出现了爆炸、绑架、基础设施损毁,或是其他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则被视为暴力运动。
   切诺韦思说:“我们把非暴力的抵抗活动当成一种策略,用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评测。”(在切诺韦思和斯蒂芬的研究中,印度的独立运动就被排除在外。尽管抗议本身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驻守印度的英国军方被认为是运动的决定因素。)
   研究共汇总了323起暴力及非暴力活动,最后出版成书,名为《和平抗议何以有效:非暴力冲突的策略逻辑》(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相当震撼。
   人多力量大
   总体而言,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武装运动的两倍,有53%的非暴力运动导致了政治变革,而武装运动则为26%。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人数原因。切诺韦思表示,非暴力运动可以召集到更多的人参加,参与人群更为广泛,会严重扰乱正常的城市生活及社会运转,因此更容易成功。
   在研究的25起大规模运动中,有20起是非暴力运动,有14起取得了彻底的成功。非暴力的运动能吸引更多人来参加(20万),是参加暴力运动人数(5万)的4倍。
   譬如,菲律宾反对马科斯政权的人民力量运动在高峰时有200万人参与,巴西1984年至1985年间的起义有100万人参与,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有50万人参与。
   切诺韦思说:“在集结力量对抗根深蒂固的政权或是官员时,人数是非常重要的,确实能够形成重大挑战和威胁。”非暴力的抗议似乎是最好的方法,能赢得最广泛的支持。
   如果能有3.5%的民众积极参与其中,就一定会成功。
   “如果一场运动在最高峰时能有3.5%的民众参与,就没有失败的。”切诺韦思称这个现象为“3.5%定律”。除了人民力量运动外,成功的还有20世纪80年代末爱沙尼亚的歌唱革命,以及2003年初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
   切诺韦思坦承,她最初也被研究结果吓了一跳。但她现在有了充分的理由来说明,非暴力的抗议为何能够获得如此高的支持。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暴力抗议会将痛恶流血,或是害怕流血冲突的人排除在外,而和平示威则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切诺韦思指出,非暴力的抗议对身体方面的限制也比较少。罢工并不需要身强体健,但是暴力活动则主要依靠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虽然许多非暴力抗议的形式也包含极大风险,譬如中国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做法。切诺韦思还认为,非暴力活动可以公开传播,这意味着运动会传播给广大的民众。而暴力活动需要武器供应,一般是更为隐秘的地下活动,可能很难广达普通民众。
   因为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非暴力活动也更容易获得警察和军队的支持——而这些人正是政府所需要依靠他们来维护秩序的。
   在数百万人参加的街头和平抗议中,安全部队的成员更有可能担心家人或朋友也在人群中,所以他们无法镇压示威。切诺韦思说:“又或者当他们仅仅是看到参与的人数时,就会觉得大势已去,并不想随之倾覆。”
   就具体所使用的方法,切诺韦思表示,发动大罢工“如果不是非暴力抵抗中有力的一个办法,也可能是最有力的其中之一”。但罢工确实也会给个人造成损失,因为其他形式的抗议都可以是完全匿名的。她举例说,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时期,黑人消费者拒绝购买白人老板公司的产品,结果造成白人精英阶层出现经济危机,最终使得南非在90年代初结束了种族隔离。
   切诺韦思说:“与武装活动相比,非暴力抗议的参与方式更多,而且不会将人置于那么危险的境地,在参与人数多的时候更明显。非暴力抵抗的方法也很多,民众比较容易找到直接参与的办法,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造成干扰。”
   一个神奇的数字
   这些都说得很笼统,虽然和平抗议的成功率是武装冲突的两倍,但仍有47%的概率是失败。切诺韦思和斯蒂芬在书中写道,失败有时候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力量来“瓦解对手的统治根基,并在受到打压时仍然保持韧性”。但也有一些规模相对较大的非暴力抗议遭遇失败,譬如20世纪50年代东德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的抗议活动,最多时有40万人参加(约占总人口的2%),但仍未能带来变革。
   切诺韦思的数据显示,只有当参加非暴力抗议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3.5%时,才能成功,要达到这个比例绝非易事。这在英国相当要有230万人参与(约合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人口的两倍),而在美国则需要1100万人,比整个纽约市的人口还要多。
   但事实仍然是,要想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非暴力运动是唯一可靠的途径。
   切诺韦思和斯蒂芬最初的研究在2011年首次发表,之后备受关注。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研究和平抗议的钱德勒(Matthew Chandler)说:“她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极大的影响力。”
   布拉姆森(Isabel Bramsen)目前正在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研究国际冲突问题,同样认为切诺韦思和斯蒂芬的研究结果非常令人信服。她说:“非暴力手段比暴力的形式更有可能成功,这是该领域不争的事实。”
   至于“3.5%定律”,她表示,虽然3.5%相对只是少数,但如果有这么多人参加,很可能表示有更多的人默认赞成。
   研究人员现正在寻找导致运动成功或失败的因素。布拉姆森和钱德勒都强调,抗议者们团结一致非常重要。
   布拉姆森列举了2011年巴林抗议失败的例子。运动最初集结了许多抗议者,但内部很快分裂成相互竞争的派别。布拉姆森认为,分裂导致运动凝聚力丧失,至此这场运动没能积聚起改变的动力。
   切诺韦思目前开始关注美国的运动,譬如黑人的生命同样重要运动,以及2017年的妇女游行。反抗灭绝运动也受到了她的关注,这项运动最近因为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加入而风行。切诺韦思说:“他们在抗议许多人习以为常的事情,但运动本身相当缜密而且讲求策略,非常了解如何开展非暴力的抵抗运动,并借此来教育民众。”
   切诺韦思希望历史书能够更加关注非暴力运动,而不是过多关注战争。她说:“我们所讲述的历史很多都着眼于武装暴力,即使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也总要在其中找出胜利的成分,却忽视了和平抗议的成功之处。”
   “普通民众一直都在进行非常英勇的活动,这些活动正在改变世界的方式,值得关注和颂扬。”
   
   谢选骏指出: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社会的极端分子只有百分之十——5%的左派和%的右派,其他90%的多数只是随风摇摆的草民。现在,这种“3.5%”的说法比过去的5%的说法更加精确吗。就中国的经验来说,这两种说法都是胡说——也就是西方的理论。因为,不仅1989年的血腥屠杀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也都证明了相反的东西——和平抗议就如“党锢之祸”,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而无法真正改变现存秩序。这是一因为,中国与西方,是按照不同的社会法则运行的,所以1989年的六四屠杀所造成的冲击波,反而摧毁了欧洲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大家庭。
(2019/06/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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