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谢选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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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中国人更喜欢沦为满洲的辫奴

谢选骏:多数中国人更喜欢沦为满洲的辫奴
   
   “他们往往提到的教训就是,如果没有军人镇压就会出现混乱,与混乱的局势相比我们则更喜欢稳定。”——这似乎说明,多数中国人更喜欢沦为满洲的辫奴,沦为一种猪狗不如或不如满蒙猪狗的废垃。这都是因为儒释道的精神垃圾毒害了中国,在西方入侵之前两百年就把中国人变成了亡国奴——所以中国人一度如此兴高采烈地欢迎西方入侵,并涌入圆明园大肆抢劫搬运剩余物资,一点也不心疼满洲猪狗的财产损失。因为中国人民是亡国奴,毫无自由权利,也就丧尽了尊严和荣誉感。当然,从另方面说,“中国人更喜欢沦为中共的辫奴”这一现象,也是法国女人的观察局限——因为自1989年之后,中国人便产生了一种对于西方人的潜在仇恨,恨他们隔岸观火的态度。而在“五十天自由”的日子里,北京的外国人明显对中国人变得尊敬起来。六四屠杀以后,外国游客(就像这位法国女作者一样)不仅恢复了对于中国人的冷漠,而且变得更加居高临下了——因为“中国人民是亡国奴”的印象更加深入人心了。这一转变常被外部观察者所忽略,但对中国人确是铭心刻骨的经历。这也可以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一个有力的旁注。中国人被共产党奴役宰割不是偶然的,正如俄国人被共产党奴役宰割不是偶然的——他们都被蒙古人征服蹂躏杂交了一二百年,所以烂透了,难怪幸运地逃避了蒙古瘟疫的日本鬼子会说,“中国人的良心坏了坏了的”。他们想不明白,日本人憧憬效法的中国怎么会是这样不堪入目的呢?
   
   

   《<天安门广场的法国女人>作者:以此书向学生致敬》(2019年5月31日转载法广RFI弗林)报道:
   
   1989年中国学生、民主运动借着5月中旬,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之际,得到了全球媒体的强烈追踪和关注。但从4月份示威活动一开始就对其重视,且随后近乎每天都前往广场的外国记者并不众多。作为法广六四三十周年系列特别节目,我们有幸请来了曾经在现场为法国(France Info)电台,以及(France Inter)电台等多家媒体工作的前线记者吉梅尔女士(Laure Gulimer),为您介绍她今年四月刚刚出版的新书《天安门广场的法国女人》(La Fran?aise de Tiananmen),以及她30年后回访中国,与共同经历过该事件的故人相逢的经历。
   
   法广:您是《天安门广场的法国女人》这本书的作者,您当时为什么在中国?
   
   吉梅尔:之前我在法国的一家电台工作,我决定暂停工作,也就是休一个间隔年。随后我很快就想到了前往中国,这是因为我出于休闲的目的,已经在工作之余开始学习中文。我也从阅读中对中国有所了解,特别是通过读法国女探险家、藏学家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的书。她是第一个在20世纪初的特殊时期成功探访西藏的西方女子。整个中国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谜一样的宇宙,而我想前往那里去拜访和探险。
   
   法广:您后来又是为什么参与到了1989年在北京的学生运动?
   
   吉梅尔:要说参与那就夸大其实了,更正确的来说我扮演的是在学生运动中一个观察者的角色。我在1989年1月抵达中国,并在北京待了3到4个月。后来我希望从中国人的角度发现中国,因此在中国朋友的陪同下去黑龙江旅游了一趟。而当最初的游行活动在北京发生时约4月15号开始,特别是在胡耀邦逝世后人们开始对他举行纪念活动。我从那时起就第一次前往天安门广场,观看这一纪念过程。此后我几乎每天都会来到广场上,并在那里待了7个星期。我也见证了广场上聚集的人随着时间推移如何越来越多,学生越来越多,抗议的活动也越来越多。
   
   法广:是什么驱动您在这一事件发生30年后来写这本书的呢,这么多年后您都与什么样的人重逢?
   
   吉梅尔:首先,我个人觉得我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负有责任。我认识他们中不少人,幸运的是我认识的是现在还活着的学生。我希望对这些学生们加以致敬,告诉他们30年过后我对你们没有忘记。每年的6月4号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因为89年在广场上发生历时7周的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回到中国是一个好主意,特别是追访当年我结识的从事不同职业,有的是学生,有的刚刚开始公务员工作,还有的是商人的朋友们,看看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以及他们对1989年的6月4号还有怎样的记忆。
   
   基于好奇的原因,我自认为也许和他们可以像30年前一样说一说,并再次回顾那个时代。因为,后来年底我就回到法国,跟他们30年没见过面了。在出行前,我在朋友的帮助下,通过利用中国社交网络及我保留下来对当年丰富的笔记和通讯录,在13亿中国人海中寻找他们。我打算找10到20个人,最终找到了8个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他们当年从20、30到40岁不等,现在已经都50、60或70多岁了。
   
   法广:尽管您曾提前向被访者说明来意,以匿名的方式采访,但他们中还是有担心的人,讲一讲您从前中文老师的例子?
   
   吉梅尔:在书中受访的8个人中有3个共产党员。他们在89年后正式入党。其中有一个曾给我上中文课的朋友,在我和他一开始重新建立联系时,从电话上我并不觉得他在害怕。但当我们真正见面时,他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对我很不信任。特别是当我开始将我们的谈话记下来时,他问我你要用我们的对话内容做什么?我告诉他,跟我之前跟你说的一样,用作新书的内容。他的态度突然变得拘束起来,告诉我不要透露出他的信息,姓名和工作都要改。
   
   这个朋友很害怕,并跟我说也许会因为我而失去他的退休金。我不解的问,你的退休金。他说,是的,要是我受到报复的话。他后来则更为担心,我们本应再见一面,但见面前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的妻子不希望我们见面。我觉得很奇怪,我又不认识他妻子。因此我觉得这是我这个朋友不敢直面告诉我说,我害怕和你再见面的借口。但我还是有些失望,因为他是在这8个与我会面的朋友中,唯一的一个就像刚打开门后,便立即关上的例子。
   
   法广:在这本书中您对这些年来个人的生活变化加以详细描述,特别是书中记录的一名党员记者,他却表示对中国的自由法治派有所同情的例子,很有意思。
   
   吉梅尔:是的,我对89年时的他有很深的谢意。他当时并没有介入学运,但出于记者的工作,他在这期间帮助我理解了很多陆续发生的事件,比如说为什么政府会决定派军方介入学运等。这名在89年已经拥有丰富经验的记者,曾在文革期间是一名坚定的毛派,他曾坚持不少文革期间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他希望争取的不是民主,而是消灭一切社会阶级。文革让他对毛泽东的理念很失望,但他没有立即抛弃这一意识形态。我认为后来89年发生的事情更使他有所震惊,这使他开始自我反省,对党进一步感到失望。我觉得,甚至对于作为在过去很长时间都相信党的人来说,对党的批评越来越多了,这些当然都是私下的,因为他们不能公开表达心中所想。
   
   这也是为什么,(89年后)我的这位记者朋友等了很久才决定入党,但他并不是出于对理念的认同。此外,他也比较敢说,因为他是8个受访者中两个唯一敢于告诉我,作为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总有一天六四的真相会被对外公布,总有一天国家会接受公开探讨这一话题的人之一。他相信尽管这是一个当下绝对的禁忌,但在未来的10、15或20年后真相会被重新提及。
   
   法广:与此同时,他女儿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吉梅尔:他女儿三十多岁,也是一名记者。她曾去过很多国家,但奇怪的是在政治观点上她与父亲的看法完全不同。她则认为,统治中国大众就需要一个专制的政府,她完全不相信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他们父女二人,一个对通过法治推行中国的政治改革心怀支持,另一个则坚称,作为大国中国需要一个专制的政府,不能(民主治国)。
   
   法广:这位先生提出,中国的年轻一代对89年发生的事毫不知情,但您在走访北大时遇到的两名北大学生却主动告诉您,他们知晓六四。作为国家精英的他们是否知道30年前,前人们提出的政治和社会呼吁呢?
   
   吉梅尔:我的记者朋友认为,现在20多岁的年轻一代对天安门事件毫不知情。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就算他们知道,知道的也是官方提出的版本,就像我遇到的北大学生告诉我的一样,当时的学生制造混乱,并杀害了军人,但这显然极度缩减了整个天安门事件。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的记者朋友态度比较消极,他强调(中国人的)“集体失忆”。当我在北大时,我遇到的是两个30多岁学习过传播学和国际商务的学生,学识丰富。其中一人跟我说,我通过互联网对六四发生了什么都知道。他通过搜索看到了当时的照片、BBC的视频等。我想,这个学生明确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知道当时死了人,军队对民众组织了一种屠杀。
   
   但他很快就带过了这一话题向和我们一起在同一桌吃饭,交谈中并没有发过言的两名女生说,你们知道这一事件吗?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吗?两个女生点了头说,是的。我不知道她们是在对哪个问题给予确认,说我们知道。但同时,男生就转移了话题,如同对他来说两名女生知道什么并不重要,她们是如何知道的等。就这一问题,我认为有些互相矛盾,我不知道记者朋友和北大学生间谁是对的。是20多岁的年轻人对六四事件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希望知道,还是年轻人没有动力对此有所兴趣,而更关心自己的前程。
   
   现如今选择入党的人是否相信党的理念,我的记者朋友明确地告诉我,他入党的原因是出于对个人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入党获得升职,必需要入党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我觉得今天出于这一决定行事的人仍然存在。但也有的人选择入党是出于对党的深刻认同,因为他们认为中共在过去数十年中改变了中国,中国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但因为我没有与党员们进行足够的接触,所以这个回答不能一概而论。
   
   法广:89年前后,您观察到人们对政府的态度是否有所转变?
   
   吉梅尔:89年初,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自由的气氛,我们可以用私下的方式对政府表达不满。不过,六四后一切都发生改变。人民解放军向人民开了枪,向他们自己的中国同胞开了枪。这个之后,民间丧失了对当局的信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党,可以大规模地杀害年轻人,特别这些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精英。我的印象是,6月4日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在当时发生了一个断层,恐怖随后深入人心。人们知道了党可以极端化后,可以消灭一切批评的声音。我感觉到人们今天一旦觉得要批评党,就会有一种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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