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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全球化正从商品流通阶段向生产要素流通阶段转变

   胥志义:全球化正从商品流通阶段向生产要素流通阶段转变
   
   经济全球化包含两个阶段,即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阶段。我把前者称为全球化的低级阶段,后者为全球化的高级阶段。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其先进的工业产品在全球的扩张是全球化初级阶段的典型特征。由此带来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非发达国家由于没有先进的工业体系,只能以资源产品来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因此,除了少量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如沙特这样的石油国家)可以富裕之外,大多数的国家仍然处于不发达。
   
   正是由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和人民收入差距,带来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劳力在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可能性。资本与技术流向低成本国家以取得更高收益,劳力流向高工资与高福利国家以寻找更高收入,催生资本、技术与劳力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流动的强烈冲动。一旦国家之间放弃对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管制,以顺应这种冲动,生产要素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便由可能变成现实。我把这称作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高级阶段。


   
   全球化现在正处于从商品流动阶段向生产要素流动阶段转变的过程之中,这一转变,给世界经济甚至政治格局带来重大冲击。
   
   1,GDP已不能反映一国的经济能力。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所以通过生产要素流动推动的经济发展并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经济能力。如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外的资本与技术,经济发展的成就不完全是中国的功劳,因持有资本技术的人是外国人。他们把GDP贡献给中国,利润却汇回本国。于是国家日益成为一个地域概念而非组织概念,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两国经济能力的竞争,而是体制规则的竞争,谁能吸引到更多的生产要素进入,谁就能获得更快发展。而在商品流通的全球化低级阶段,商品完全由本国资本技术人员生产出来的,商品强势意味着国家强势。用GDP(不论总量还是人均)来比较两国经济能力只适合于商品流通阶段,在生产要素流动阶段将变得不科学和无意义。国家职能正在由直接参与追求GDP的增长,转向通过提供制度激励来寻求增长。
   
    2,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公司股权结构和要素(资本技术劳力)构成的多国化,大大削弱公司的国家属性,突显公司的个体属性。比如建在中国国土的企业,并不一定完全是中国人的企业,它的资本可能来自日本,技术可能来自美国,工人显然主要来自中国。这种建在中国国土上却不一定完全是中国人的企业,国家政策不论是支持它或限制它,都无法显示政策是“爱国”还是“卖国”。因为你支持了它,可能支持了中国人的就业,却也支持了外国资本和技术拥有者的利益,可能是“卖国”,而限制它,限制了外国人的利益,同时也就限制了中国政府的税收和中国人的就业,也非是“爱国”。单个企业中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和多国化,国家对它只能中立,既不能背负“卖国”的骂名,却也无法承担“爱国”的责任。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包括外国的经济主体(所谓的国民待遇),是生产要素流动时代对国家管理的必然要求。而在商品流通阶段,企业具有明显的国家属性,国家是企业的代言人。支持与保护本国企业是国家的重要职能。
   
   3,国家之间的矛盾,虽然外在表现仍为国家利益冲突,实质上是体制规则的冲突。中国商品进入欧美,由于其中很多商品存在政府补贴(如退税和监狱产品),频频受到国外的反倾销起诉,即是中国计划体制与欧美市场体制的冲突。中国富士康出现多起工人自杀事件后,美国舆论曾出现一个指责中国劳工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的高潮,是否美国报人站在中国工人一边,非也,而是由于两国劳工权利不同,即政治体制上的人权标准的不同,导致美中企业之间竞争不公平。西方对中国国企的攻击,是因为国企获得国家财力的支持,导致其与外国企业竞争不公平。这种冲突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国有体制与西方私有体制的深刻矛盾。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直不能得到欧美国家的承认,正是源于中国的体制规则并未与世界通行规则,即市场规则接轨。显然,在商品流通阶段存在的国家利益冲突,在生产要素流通阶段,正在转变为不同体制规则的冲突。中美贸易冲突,美方说,并不致力于改变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却又说是结构性矛盾。其实,中美贸易冲突,就是体制冲突。只要中国体制不变,矛盾的根源就不会消失。
   
   4,生产要素流动的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产生强大制约。允不允许经济要素进入本国(通过关税非关税手段和资本准入条件等),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国家之间在对外开放中实行对等原则,则会在主权与主权之间带来相互制衡。你的经济要素要进入他国,你就必须放弃对他国经济要素进入本国的管制主权。这种相互制衡最终会削弱各国的主权,使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成为普世性规范;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产生对货币一体化(货币自由兑换和汇率市场化)的强烈要求,因货币是经济要素流动的交易媒介。它对国家的货币主权形成强大冲击。任何滥发货币和控制汇率的货币政策,都将对经济要素流动产生复杂影响,因而必然受到他国的抵制和反制。在货币可以自由流动的环境下,货币分割市场已不可能。运用货币政策化解经济危机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将进入历史;生产要素流动要求信息的自由流动,它包括信息产业的跨国界发展和经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信息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的有机构成部分,没有信息的公开透明和自由流动,商品资本技术劳力的流动是不完全的。它对国家的信息主权形成约束。任何封锁信息的主权行为,都将对生产要素流动产生阻碍作用。信息的流动必然带来文化和宗教的相互渗透,它对国家的文化主权产生冲击,“文化侵略论”将日渐成为一种历史的喧嚣。
   
   5,统一的跨国界的市场,要求各国的规则趋同。首先是技术性规则的一致。世界范围的产品标准化,可以带来商品流通和商品使用的便捷。红灯止,绿灯行的交通规则,使人不论走到那国,都能有基本的出行知识。欧姆、伏特、安培,成为电的世界通用计量单位,也使科学研究和具体技术工作有交流的可能和共同的技术规范。我们曾经设想制造世界语,受文化多样性的影响没有成功,但目前英语已大体成为世界上工作交流的通用语言。可见文化上的多样性,与工作上的标准性是可以并存的。中国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被认为是秦始皇的功绩,却是一个国家政治统一的产物。而现在世界范围的“车同轨,书同文”,则对传统的政治国家构成冲击。
   
   更重要的是,对公平的追求,要求价值性规则的趋同。中国商品进入欧美,由于其中很多商品疑有政府补贴(如退税和监狱产品),频频受到国外的反倾销起诉,即是中国规则与欧美规则的冲突。中国富士康出现多起工人自杀事件后,美国舆论曾出现一个指责中国劳工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的高潮,是否美国报人站在中国工人一边,非也,而是由于两国劳工权利不同,即规则带来的不同,导致市场竞争不公平。人民币能否自由兑换的争议,也不完全是出于国家之间解决贸易不平衡,从深层次看,而是货币分割市场和货币政策带来影响市场公平的规则之争。美国官员调查美国资本在中国的行贿行为,并非官员不站在美国人一边,不“爱国”,而是官员的理念,公平比“爱国”更重要。因为行贿的企业相对于没有行贿的企业,它们之间不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直不能得到欧美国家的承认,正是源于中国的管理规则并未完全与世界通行规则,即市场规则接轨。
   
   全球化是自由突破国界的表现,价值性规则的趋同则是实现个人公平,并使这种公平超越地域国界的体现。自由必然要求公平。一个国家的管理规则,当这个国家是封闭的,确实与他国关联不大。但当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突破国界时,国家公民变成世界公民,他们的权利需要得到所有国家的保护,他们的利益需要通过全球的市场和交易来取得和平衡,因而要求地球上每个角落的市场都是公正,平等和自由的。一国的管理规则不只是与这个国家内的人民有关,也与他国人民有关。“不干涉内政”,只能是你大体实行世界通行的规则。否则你就只能回到封闭或半封闭状况。人家不会进来,你也很难出去。一个开放的国家,与一个有自已特色规则的国家是不相容的(这里指实质性规则,而非是指与文化等等有关的非实质性规则)。中国要实行真正和长久的开放,必须在规则上与世界接轨,而放弃特色。
   
   这种价值性规则,从宏观上看,表现为政治与法律制度。规则的冲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民主与专制制度的冲突,其实就是价值规则的冲突。它包含价值理念的冲突。比如人权、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也包含由这种价值理念带来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因为人权、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都是以个人为中心,以人为本而产生的。集体主义则以集体为中心,个人为集体服务,必然要牺牲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制度与专制制度,正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之上。所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与专制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个人与集体的冲突,或者说,是个人与作为一个组织的国家的冲突。
   
   美国也宣称有“国家核心利益”,这种利益是石油吗?是苹果公司的产品能够推销到全世界去吗?是用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对抗他国吗?他们的政府官员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或有这方面的工作和努力,但远谈不上是“国家核心利益”。保护人权,尊重自由,确立平等,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在全球化背景下,它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要有人权,有自由,有平等。因为这不单是他国的内部事务,也涉及到美国的人民,能否得到公平对待。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不是经济利益,也非“国家”利益。而是一种自由公平的理念。理念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但又是最深刻,最本质的利益。由这种理念确立的规则,关系到世界各国也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人的“核心利益”。
(2019/06/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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