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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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维园演讲
·Speech during the June 4th Vigil in Victoria Park in Hong Kong
·坦克辗压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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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安门到香港

从天安门到香港
   
   【首發自由亞洲電台】
   
   滕彪

   
   一、
   
   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30周年。从伦敦到悉尼,从多伦多到波士顿,从纽约到东京,从台北到巴黎,世界各地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讲座、研讨会、纪录片、音乐会、雕塑、展览、集会游行、出版书籍,香港更有18万人参加维园烛光晚会,上了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全球主流媒体也倾力报导,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持续关注,这是过去30年间相当罕见的。
   
   原因不仅在于天安门屠杀本身的惨烈,也不仅在于30这个整数年。更重要的是,天天安门没有结束。
   
   每到六四前后,天安门戒备森严,天安门母亲被失踪、被剥夺悼念孩子的权利,六四死难者的亲人们有些抱憾离世,有的甚至绝望自杀。诺奖得主、“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屡次入狱,并死于监禁之中,这已胜过纳粹一筹:在狱中的记者奥西茨基获得诺奖之后,纳粹政府迫于压力将他转送医院治疗,并在半年后释放。
   
   天安门没有结束,中共的人权记录一直在全球最差之列,对人权的迫害变本加厉。网禁更加森严,知识分子被消声,民间机构纷纷被关闭,冤狱遍地,腐败横行。大量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宗教人士被投入监狱或被失踪,教堂被拆毁,十字架被焚烧,强制拆迁导致无数人失去家园、甚至家破人亡。2009年以来,为了抗议中共对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残酷迫害,150多名藏人自焚,这是无比惨烈的一幕,是人类史上永远的伤口。200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强行关入集中营,被洗脑、受酷刑、被强迫放弃信仰,并有越来越多的被关押者被强奸和酷刑致死,这是今天仍在肆虐的、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
   
   天安门没有结束,中国比1989年离民主更远。习近平修改宪法、大搞个人崇拜,把共产党的集体独裁变成了个人独裁。中共运用先进的数据技术、监控设备、互联网科技、生物识别技术和人工智能,建立起史无前例的“高科技极权体制”。尤有进者,中共开始将向外输出专制模式,文化渗透,收买媒体,经济统战,玩弄联合国人权机制,操控外国政治,甚至从事跨境绑架。
   
   二、
   
   而今天的香港,正是天安门没有结束、中共专制仍在横行的最好的例子。
   
   1989年5月28日,150万港人上街声援天安门民主运动,不论游行人数还是全民参与率,都创下历史记录。2019年6月9日,100多万香港人再次上街,却是为了捍卫自己岌岌可危的法治和自由。6月16日,更有200万(200万01人,这01人是为了纪念游行前夜牺牲的梁先生)港人身穿黑衣上街,刷新了游行人数和全民参与率的历史记录,恐怕也是世界记录。2019,天安门和香港均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中英联合声明》发布不到5年,六四屠杀发生。把自由香港交到一个刽子手政权手里,这件事全世界竟然几乎没有人质疑。六四屠杀之后仅仅8年,1997年7月1日,中共建党76周年的日子,香港的主权被中共接管。这一出被演成喜剧的悲剧,这恐怕也注定了日后香港命运的曲折和抗争的艰难。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见证了一部历史悲剧:天安门如何从抗争的百万人潮、民主女神带来的希望,变成了枪声四起、鲜血横流;中共又如何从屠杀之后的全球谴责和制裁中站稳脚跟、日益壮大,成为对全球自由民主的最大威胁,并把天安门变成了“屠杀有理、镇压有效、凶手免责”的象征。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也见证了另一部政治痛史:一个自由度全球领先的东方之珠香港,如何被交到全球最大的专制政权手里,又如何一点点地被侵蚀、蹂躏,而全世界竟然眼睁睁地看着香港的自由被剥夺、民主被压制、而独立司法也岌岌可危!
   
   三、
   
   中共为什么要扼杀香港?
   
   因为香港有自由。成熟的公民社会,开放的市场,良好的市民教育,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结社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独立而专业的司法体系,都足令港人自豪。“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不仅是重要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自由口岸,也是世界知名的信息中心、新闻出版中心、电影工厂和文化中心。
   
   自由是有感染力和穿透力的,尤其当邻居的自由受到剥夺的时候。中国南方一些省份一度可以直接收看香港节目,香港的音乐和电影给了中国大陆无数青年人以思想的启蒙,中国不能报导的新闻在香港报导,中国不能出版的大量著作在香港出版,中国禁止的书籍、杂志、电影从香港购买,在中国无法召开的会议在香港召开。
   
   从清末开始,香港就有着“革命”基地和“颠覆”基地的传统。有论者(林滴蓝)称,“香港这个看似是弹丸之地的小城市,每次中国有大事发生,必有香港这个小孩插手其中,清末革命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亦如是。坦白说,假如过去一百多年没有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中国近代史可能便要就地改写。”近三十年来,香港对中国民主运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以八九民运为例,港媒连篇累牍的报导,源源不断的送来帐篷、各种物资和捐款,传授运动经验,「民主歌声献中华」接力音乐会,百万人游行,支联会的成立以及屠杀之后的黄雀行动,每年一次大规模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等,港人对中国民主运动可以说是恩重如山。之后又有声援刘晓波和天安门母亲,声援赵连海和结石宝宝,要求调查李旺阳死亡的真相,声援维权律师,声援因言获罪的记者作家,根本无法数清香港有多少次、有多少人为了中国的人权而上街吶喊……港人一直用自己的自由为大陆那些被杀戮者、被囚禁者和被消音者发声。甚至可以说,香港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大规模、有组织和公开反抗中共暴政的地方。
   
   而这一切,发生在中国领土之内;中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满腔怒火。1997年之后,共产党先是遮遮掩掩,后来便凶相毕露。中共高官多次公开叫嚣,“不容许香港在民主的幌子下,变成颠覆大陆社会主义政权的基地”(周南)。2003年企图推行23条立法,2012年准备推行国民教育;之后,对香港的控制加快了脚步: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发布“一国两制白皮书”,实际上撕毁了一国两制;进而镇压雨伞运动、推行一地两检、剥夺议员资格、取缔香港民族党、给政治活动家定罪、铜锣湾书店事件,到了2019年又要修改《逃犯条例》,一步一步把香港人逼到墙角。与其说,中共害怕和仇视香港,不如说中共害怕和仇视自由。
   于是世人看到了香港人的绝地反击。“我们走出来,不是因为觉得有希望,而是没有希望也要走出来。”“有人说,面对中共,只有三个选择:认命、逃命或革命。不,还有另一选择,就是抗命。”(李怡) 张洁平在描述6.12游行时写道,“示威者已经确知,这是一个不会被民意撼动的政府,百万人在街上大合唱也没用,国际媒体形象也没用,想要改变它,已经没人知道具体的办法,只知道「尽做」。而经过了过去五年,民间「泛民/和理非」与「本土/勇武」路线的大撕裂,两条路线的领军人物均被判刑……威权主义已经开始。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只是要尽最后的努力,去阻止这一局面的出现。”无论是游行示威,还是公民抗命,港人的勇气、团结、友善、节制,都足以令人动容。
   
   6月12日晚,有香港朋友私下说,“今晚可能是香港的六四。”暴力和流血发生了,警方经示威定性为“骚乱”,一些参加者被逮捕;但是类似天安门屠杀的事情没有发生。一个星期后的6.19,香港200万人反送中游行队伍里,出现超大横幅“痛心疾首”四字,让人想到1989 年5 月21 日,香港《文汇报》决定以开天窗形式,刊出只有“痛心疾首”4 个字的社论,抗议中共当局宣布北京戒严。从天安门到香港,历史的回声一再响起。
   
   四、
   
   有人说,香港的情况表明,没有民主,不可能有自由和法治。这话对了一半。“不民主”有几种情况,可能是威权,或开明专制;或民主国家的殖民地,比如1997年的香港。中共1949年后的恐怖统治、英国的民主传统、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等等,都使得香港在1997年前的“无民主而有自由法治”成为可能。
   
   但还有一种不民主的形式叫做极权。当香港的主权被中共彻底收回,虽有“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的约束,有“一国两制”、“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但香港已经厄运难逃。中共不是英国,前者是野蛮恐怖的极权政权,后者是最早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政体。任何庄严承诺,在中共那里不过是废纸一张。中国宪法里写着大量漂亮的基本人权与自由条款,但那只是用来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幌子而已。中国与西藏签署十七条,那不过是城下之盟和屠杀前的准备。中国政府加入了数十项国际人权条约,但他们加入条约的目的不是遵守条约,而是操控条约和欺骗世人。李卓人说,“我们要保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每一个香港人其实心里都清楚,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那我们的恐惧就没有了,我们就不再恐惧共产党的统治。”在公民抗命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至今仍在香港坐牢的戴耀庭教授则说,没有民主,要抵抗越来越厉害的对香港的高度自由的侵害,会是困难的。
   
   2014年港人争取普选时,中共喉舌称:你们回归前的总督也不是你们一人一票选的啊,是英国派来的。港人回复说:可英国政府是民选的啊,你们北京如果也是民选政府,给我们帕特首也行啊。这形象地说明了香港争取民主的大环境的截然变化。英治时期,自由法治有保障,争民主动力不足;但到了中共手里,争民主似乎是与虎谋皮。中共不但不予兑现普选承诺,而且连香港本有的自由和法治都要挤压和侵夺。
   
   事实上,英国早在1950年代,已经有意在香港推行某种普选制度,但中国政府得知后严厉阻止。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向英国表明,只要英国替香港引进任何自治方式,一概会被认定是“不友善的举动”或“阴谋”,时任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更威胁说,假若英国坚持改变现况,便会采取行动解放香港。香港民主化进程于是搁置。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立刻着手推动香港民主化,在立法局大幅引进民选成分,结果触怒中方。邓小平警告撒切尔,如果在香港提升民主程度,中方可能会推翻此前的协议。
   
   香港的例子表明,极权之下不可能存在真正自由的政治特区。但香港不是悲剧,而是希望。他们说,生于乱世,有种责任。他们说,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香港人已经展示了震撼人心的勇气和力量,他们仍在抗争,他们仍将持续战斗。
   
   在可以看得见的方面,他们和中共的力量相差悬殊;但在正义和人性尊严方面,他们必将得道多助。这种情况下,也许下面两种国际力量的对比,将对香港前途产生巨大影响:一个是掩耳盗铃、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见利忘义的国际力量;一个是坚守自由人权、要求遏制专制扩张、积极促进中国民主的国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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