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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是风吹草动,而是山雨欲来”,此断案需一先心理前件

   “香港不是风吹草动,而是山雨欲来”,此断案需一先心理前件
   
   “香港已不是风吹草动,而是山雨欲来”,这断案需要一先心理的前件,没有这个先心理前件,得不出此断案!
   
   那么,这个先心理前件是什么呢?这个先心理前件所漏掉的又是什么?


   
   习主席近期的“心头大患”患在哪里?其实还是患在这个先心理的条件上!
   
   难道习主席的心头不患这个大患不行吗?非也!他完全可以不患这个大患!他所以有此“心头大患”,是因他只经验到他的自我主体性这个先心理前件,却不能经验自我的主体性其实却是客观世界中的客体生命所派生的一种能力,从自我意识的能力上出发,才有主体性立场,人虽已有能经验自我的能力,却依旧还是一客物。从客物立场上看,人人都是并列客体,“自我”就只是一种本已性的经验,并不改变自身依旧还是客观的事实性。
   
   可见这个先心理的前件就是由自我形成所导致的自我主体性,由于自我的主体性的先在,对本已的经验就漏掉了其实人人都依旧还是客观世界中的客物,这个最根本的属性。
   
   就因习不自觉地把港人看成了相对性的外在对象,把自己设定为当然性主体,由这个先心理的前件,才得出“香港已不是风吹草动,而是山雨欲来”。如果不把自己看成当然主体,而是把自己认知为客观世界中的并列客体,人人都是客观世界中的并列客体,也都是主体。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主体性,只要不侵犯了别的主体性,每个人的主体性就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所有主体性的尊重并承认。此即社会联系中的平等性——“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哪还有什么“风吹草动”或“山雨欲来”?因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里,已保证了自己的主体性不是对别人的主体性的妨害,在互不相妨碍里又有什么不可在互为尊重与互为承认里得到相通呢?
   
   大而习主席近期的“心头大患”,就患在他只知自己是当然主体,不知任何相对的人从自身方面来体验就都是主体,而任何主体之作为客观事实又都是客体。习主席一旦明确了他的主体性只是并列客体中一个普通客体的主体性,得到的就是任谁的主体性能不是人类个员的主体性?人人都有主体性的自主性,这个主体性只是并列的客体的一种实现,习主席又患的什么“大患”呢?那“大患”不过是与他并列的别人的主体性罢了!他是把别人的主体性不是对他的主体性的符合理解为心头大患!若用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持平态度,又何“大患”之有?
   
   其实港人与习主席一样都是客观世界中的并列客体,在固有性质上并无差异,因而在社会联系中就只有平等性。社会联系所关涉的正是生命的固有性质的应用。固有性质既是固有,就不可能不有,也不可能差异的有,因而固有性质的社会联系中的的应用只应是公平的无差异的应用。
   
   让我们来看动物中的任何一个物种,如狗与猫……其个员与个员之间能不是平等的吗?动物中的任何一个物种,其性质都是无例外,因而在种性联系里就绝对平等。在事关动物种性的平等性上,习主席与港人的看法绝无差别可言,这犹如对待“1十1”的算学命题,习主席与港人所得都是“2”,为什么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非显现出差异性不可呢?老孙揭示曰:因动物是人人都以同一个主体性来面对的对象,人人所用的主体性本身无差异,所得的认识结果当然亦无差异。动物做为被人人所相对的对象,种性上本就无差异,又怎么会见到差异呢?须知——任何对象中的差不差异是客观上所自明的!是无情事实自身的关系,不受人的情感的影响。
   
   而人类个员都既是客体,又都同时都是主体,即便我们各用自己的主体立场来看任何对象,都只是把它们当做对象来看待,它们无例外的都只是对象,我们无法不承认它们都只是我们面对的对象,它们之间的平等性就在它们无例外的都是我们的对象这个自明经验里获得的表现。但在社会联系里,即事关人与人的联系里,自身永远都是主体性,对象永远又都是外在客体,自身永远经验不到做为主体性的自身在客观上也还是并列客体,而利害又永远由主体性来分野,即趋福避禍永远属于主体性的势力范围。请别忘了:人的情感是主体性的构成要素,影响着主体性的亲疏。
   
   习主席的主体性是统治上的方便性!
   
   人类的主体性永远是意志的自主性!
   
   港首的主体性既可用为满足中央统治的方便性,亦可用为满足港人的意志自主性,这就看港首懂不懂“仁者”,“仁”就是“推己及人“或”己达达人”。而社会明明就是以公平或正义所达成的一种契约,马列主义却说社会或国家公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而习主席所患的“心头大患”就是港人的主体性所欲望的却是生命独立性决定下的意志自主性,意志的自主就成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妨碍,才得出港人的意志已不是中央需要的是压迫的风吹草动,而是要抵制压迫的暴风之雨。中央若不是出于压迫的要求,又何来的山雨欲来?
   
   能证明把国家公器用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的工具的,不只是列宁的国家论,毛泽东的“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更为铁证的是“一国两制”这个契约的本身。中央不能不承认“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一个契约吧?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两种制度的法律契约?还不是因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心底完成了“社会主义就是一部分人征服并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制度”的先予承认,而向尚未被纳入受压迫的另一部分人的讨价换而达成的契约吗?《一国两制》本身是讨价还价所得的妥胁契约。是中央向尚未被纳入受压迫的那部分人做的承诺性契约,中央承担不对尚未被纳入压迫的那部分人不实施压迫,只压迫已被纳入压迫的那部分人实施压迫的,一个成文契约!
   
   人类的固有性质究竟是什么呢?老孙肯定曰:它先天地就是趋福避禍!
   
   人类的固有性就是趋福避祸,如同水的固有性质就是往低处流。只要其势为低,水能不往之渗流吗?只要社会主义不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只要社会主义不是秦始皇主义,人能不住高处走吗?就因社会主义就是秦始皇主义,就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制度,未被陷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才断然拒绝陷于社会主义制度,才需达成《一国两制》这个成文契约的法律义务。可见《一国两制》这道成文法律的本身是对社会主义是一道恶法、罪法的成文的公然承认。是共产党自认共产党是邪教恶党的自供状。共产党自己已在成文法上承认自已是邪教是恶党,以趋福避祸为固有性质的人类又怎么能甘心往火坑里跳呢?此就是习主席“心头大患”之“所以为大患”者,即“香港已非风吹草动”而已是“山雨欲来”者也。
(2019/06/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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