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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九)

   5,在第4条讲的是从逆溯向上来说明,在第5条我们从世界历史的时间序列顺水向下,即拿五四以后的世界历史的发展来说明之,来说明唐启华的价值评判是违反世界历史的发展。从逆溯向上的方向来分析,说明了唐启华的价值评判和他历史观点造成了历史解释上的不通。本第5条将从顺水向下的方向分析,来说明了唐启华的价值评判和他历史观点也会造成了历史解释上的不通。
   
   通史要做到四通,有一条叫中外相通。作为外交史为主要研究核心的历史学家,唐启华却对此项要求(通史要做到四通,有一条叫中外相通)毫无顾及,实在遗憾。
   
   “历史事件结果的确定性、历史认知者视野的广阔性和超时空性使得历史学家可以自由地运用先天的知性范畴,把凌乱的复杂的和不明晰的实际经历条理化、明晰化,尤其是对因果范畴的运用使得在先的事件成为在后的事件的原因。当然,应用知性范畴整理作为经历的历史,使得杂乱无章的历史经现具有了可理解性、条理性和明晰性。”这可以说是历史学家全部研究工作的实质所在。


   
   “1919年2月18日抵達巴黎,梁启超无一刻安眠,疾书《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翻译为英文、法文,广为散发,表示中国人对和会的希望。又在新闻发布会上演说,针锋相对地指出:“若有另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给日本侵略者当头一击。梁启超在巴黎頻繁進行外交活动,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與會各国政府的代表、党派领袖、社会名流,争取支持力量。”“若有另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
   上面的一段话出现在我的2012年的文章中,但我在这里要通过这一段话的分析,讲解一下我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来分析梁启超的这一思想的。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思想史研究者对这种方法还是一窍不通的。其实并不难懂。
   梁启超当时说,“若有另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从梁启超当时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在说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大前提,正是因为梁启超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前提,他结合他就日本对山东问题得出的小前提,得出了他的判断的结论,这结论就是“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而这个大前提,就是,凡是对在一战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就会引发世界第二次大战。而小前提是,日本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历史告诉我们,梁启超没有说出口的大前提是完全正确的、对的,这就是,过了二十年不到,世界又一次地爆发了更为残酷的世界第二次大战。这就说明,梁启超,作为一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就有一种正确的预言性,因为他的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内政和外交都有一个清晰的正确的认识,故能预言到梁启超其死后的多少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领土的野心昭然若揭,中日必有一战。 日本也由对国际社会、对其在巴黎和会的结果的极其不满,一步一步走向与希特勒纳粹意大利法西斯结盟,最后发动二次大战 ,成为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其实,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其本身的缺德与贪婪的本性所决定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唐启华的价值评判和他历史观点也会造成了历史解释上的不通。
   另外,如果按唐启华的价值评判和他历史观点来评价当时中国历史的话,就得认为,段祺瑞在1917年8月14日宣布对德宣战后,像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采取了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即联合日本。根据日方要求,谈判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在交涉过程中,其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刊所揭露。 4月2日,梁启超的研究系报纸《晨钟报》刊文呼吁国人注意日本“对我之重要新交涉”。 此项谈判内容的泄密,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中日军事协定谈判是在冯、段之争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所以皖系方面认为总统冯国璋是此次中日新交涉被泄密的罪魁祸首。 5月16日,中日正式签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也就是说,在宣布对德宣战后,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与日本签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也应该被认作为是合乎情理的做法而不应该受到谴责。我们换个角度来说,按照,中国与日本今天签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明天就有可能建立全面的军事同盟,最后,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了希特勒纳粹意大利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盟国的二等结盟国了。
(2019/06/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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