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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八)

4,唐启华认为,“整体而论,中国在和会外交不能算失败,和会外交的成果更可以肯定。即使在山东问题上,也不能说是外交失败。”“由于日本的口头声明并未公开,中国代表团直到6月初才看到会议记录。而国人只知道对德和约的条文内容,认为中国“外交失败””“事实上,后来在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基本上依照巴黎和会的方案解决,学者多认为是外交胜利。” “平心而论,中国代表团在和会太过依赖美国的协助与善意,可能是失败的原因之一。”“日本固然有称霸东亚的野心,美国也有利用中国抵制日本,以“门户开放”之名,推动铁路统一、新银行团等,扩张美国在华利益的企图。”“但在五四运动后,亲日派下台,中日感情恶化,两国之民族主义互相激荡,遂为美苏利用,终致两败俱伤,对东亚全局有深远影响”
   从这些话我们可以把唐启华的观点归为,爱国还是卖国不能以联美还是联日来划界。
   
   从上面我们引述唐启华的话首先可以看出,唐启华在对五四作价值评判的时侯没有通史的观念,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却不能系统地全面地认清日本的历史发展趋势。我在《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的《(第一部分)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八)》中提出,通史要做到四通,有一条叫中外相通。作为外交史为主要研究核心的历史学家,唐启华却对此项要求
   (通史要做到四通,有一条叫中外相通)毫无所知,实在遗憾。唐启华已是五四过去百年之后的人了,还在其研究中日外交史的专著中,提出如此紊乱无聊的研究成果结论,正令人惋惜。

   
   我们首先从逆溯向上来说明。
   我们从北洋政府1919年前日本怎样对待中国的历史事实讲起,这些历史事实谁都知道,但当时的中国人中有多少人能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察觉出日本的真实的意图呢?因为日本的真实的意图从来也不写在脸上的,只能靠你细心地考察和琢磨才能察觉到。这就是问题的困难之出处。这需要这里讲一讲,这一个“你”,并不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清楚地认清这个问题。
   过往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非常多的中国政治人物如,孙中山、段祺瑞、汪精卫、胡适都没有看清日本的真实的意图这一点。百年之后的搞历史研究的唐启华也属于此类人物。就是同样的认识了日本的真实的意图的人物而言,但要问其如何对日本采取何种对策时那又是五花八门了。要说到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人是怎样地认识世界的和他们对共产党中国是怎样认识的和采取何种方针,以及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人的真实的意图又是什么呢?特别是对前几年国际海洋法庭对中国南海的判决一事的认识就可以看出人们五花八门的观点,但很少有人去思考,什么样的观点和对策是正确的,为什么讲这种观点和对策才是正确的?
   
   日俄战争(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是大日本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為爭奪在朝鮮半島和滿洲地區的勢力範圍的戰爭。主戰場位於中国的辽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島一帶海域。日俄戰爭中,俄羅斯帝國遭遇連場敗仗,最終在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斡旋下,簽訂《朴次茅斯和约》,戰爭才結束。如果你是个有心人的话,还想了解日俄战争爆发的原因的话,查查爆发的过程。1904年2月6日日本向俄國發出最後通牒,並宣佈斷絕日俄外交關係。1904年2月9日俄國對日宣戰。2月10日,日本政府亦正式對俄羅斯政府宣戰,日俄戰爭爆發。再思考为什么会在中国东北爆发呢?那又联系到了八国联军事件、义和团事件、俄国的理解、俄国的野心、《辛丑条约》事实等等事实。这里存在着许多误解需要历史学家去探索、去破解,如中国有没有请求日本帮助赶走在中国东北的沙俄军队?等等的问题。
   西奥多·罗斯福因成功调停了日俄战争,获得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美国人。在调停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新崛起的日本的野心。在中国的大地上日本表现得十分的凶残和贪婪。日本军队从此就一直驻扎在中国东北了。
   
   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堂弟、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日后也当选为美国总统,故在中文环境裡常称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小罗斯福”总统,而称西奥多·罗斯福为“老罗斯福”总统。 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在年度谘文中,主动要求美国国会授权减免和取消八國聯軍的所得中庚子赔款超出实际损失部分,将多余部分用于资助大清帝國的教育和学生留美费用。1908年,美国向大清帝国退回半数庚子赔款。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开办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大学立校後,将一个体育馆命名为罗斯福纪念体育馆。从这一例子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看出老罗斯福的为人和目光的远见。此事也为英国法国等国所效仿,也特别的是与日本人大不相同。
   如果要选择与美国人还是日本人打交道,中国人更愿意选择哪家呢?百年之后的搞历史研究的唐启华能否看到、认识到这一点呢?罗斯福在总统任内开创了诸多先例。1901年首次邀请一位黑人布克·華盛頓於白宫共进晚餐;奥斯卡·斯特劳斯成为第一个被任命为内阁部长的犹太人。从中可看出“老罗斯福”总统怎样对待黑人和犹太人的,也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一位美国总统也决不会做出希特勒那种凶恶的勾当。
   
   在1917年之前,美国一直恪守1914年的中立宣言。但于1917年德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并秘邀墨西哥与德国结盟反美之后,美国迄今为止的唯一拥有哲学博士(法律博士衔除外)头衔的总统威尔逊讲“令他担忧的并不是因此造成的船只或财产损失,却是将被这些无差别攻击所夺去的无辜生命”,(孟泳新点评,这同中国二千多年前的孟子说的是同样的哲理,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张君劢说,“共产党最高原则,为只择目的不择手段””。 (孟泳新《张君劢VS胡适》) 1925年3月13日,孫病逝翌日,北京《晨報》刊登梁啟超專訪談話,以《孫文的價值》为題發表,梁启超稱:“我對於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之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但我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我們很可惜的是:孫君本來目的沒有實現的機會便死去了,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孫君的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这里引用的总统威尔逊、梁启超、张君劢各自的言论也说明了,总统威尔逊所持的哲学观念与梁启超,张君劢所持的哲学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如果以此来考察世界与中国近代史的话,
   你就能发现,在现实政治界中所持这样的哲学观念的政治家并不多见,而就近代中国而言那就少得可怜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提倡‘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他认定这场战争已变成一个对人类的真正威胁,决心“捍卫人类世界的和平与公正原则,对抗自私和独裁的强权”(孟泳新点评,公正、正义这可说是政治哲学中的主题了,这题目也可以说是获得历史与政治科学的哲学博士的威尔逊终身头号所思所想之课题了),为“使世界安全以确保民主”,参加一战。在1917年4月2日,宣战演讲中威尔逊说道,“美国如不参战,整个西方文明都将被摧毁”(孟泳新点评,这是一个美国哲学博士总统所确认的美国参战的世界意义,中国从中立国改为中国参加一战的世界意义也体现于此,正是因为美国、中国参战,一战方能迅速结束,这就是中国为世界立功的表现)。威尔逊在讲话中宣告将进行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说明他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基础以防将来战祸再临而招致不必要的死亡与摧毁。以后威尔逊总统又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一个关于解决领土争端、确保自由贸易和建立维和组织的一揽子建议,并成为战后凡尔赛条约的基础。
   1883年4月,威尔逊申请入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同年7月,威尔逊离开律师界,开始其的学术生涯,并在1886年获得历史与政治科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国会政体: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凡是读过威尔逊总统有关一战演说的人,无不为他演说中所表现的睿智、风格、人品所折服。 不用去研读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中不下十次的举证例子,
   威尔逊及美国使节频繁地与中国代表交谈磋商,而我们真正需要探讨的是,美国所有行为真正的目的或企图是为什么?只要你读过威尔逊的演讲以及考察他的行动以后,你就自然地得出你的正确的判断。而唐启华博士却不知从何处或根据何理截然能得出如此的推论,“美国也有利用中国抵制日本,以“门户开放”之名,推动铁路统一、新银行团等,扩张美国在华利益的企图”呢?!
   许多中国人,也包括美国代表团蓝辛在内,都把四人会同意以日本代表的声明方式来处理中国的山东问题归罪为威尔逊的背信弃义行径的结果。事实并不是这样。真正的原因是威尔逊自己说出来的。有一次,他对美国代表团新闻秘书贝克(R.S.Baker)谈到山东问题时说:“困难不在于争议问题的事实,而在于它的政治。”(T.E.LaFargue:ChinaandTheworldWar(拉法格:《中国与世界大战》),页224,参见于《帝国主义侵华史》) 威尔逊和蓝辛等人的分歧正是在对这个“政治”的看法不同。蓝辛等认为,争夺对中国霸权是最大的政治,大战已经结束,不应该再对日本妥协。而威尔逊认为,美国当前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而是苏俄和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可能横扫欧洲,它动摇了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的根基,要抵挡革命潮流的冲击,必须建立和巩固在国际联盟旗帜下的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日本是国联不可缺少的东方台柱,拉拢日本,挽救国联,是最大的政治。
   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来回顾上世纪的一战与二战的全过程时,就会发现,“1917年,美国向德国宣战,不仅大大加速了一战的结束,也让美国首次登上国际舞台,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领导者。然而,不久后,美国便开始脱离这个自己参与建立的世界秩序,在接下来的20年里所采取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仇外态度,直接促成了二战的爆发。”这段话是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R.艾伦(John R. Allen)在2018年11月13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召开研讨会“没有美国的世界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100周年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会上讲的。而这个让美国首次登上国际舞台,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领导者的美国总统就是威尔逊总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热兵器的世界战争。战争中用枪炮坦克和飞机杀人,相比于几千年来人类用刀棍和矛杀人,使得个人参战的残酷性降低,从而战争更容易动员和发起,却使杀人的规模和后果更为严重。1919年威尔逊作为三巨头之一,带着他宣扬已久的被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原则”参加了巴黎和会,缔结了凡尔赛和约。威尔逊极力倡导国联方案,旨在确立美国领导下的战后世界秩序,威尔逊为此东奔西走竭尽全力,但由于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等种种原因,最终未被美国国会通过。国联本质上就是“联合国”组织的稚孺形。由于威尔逊总统对于防止战争的不懈努力,他获得了19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是继西奥多·罗斯福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美国总统。其实,威尔逊总统的最大功绩在于冲破在美国政治家与民众中普遍弥漫着的孤立主义,使得美国成功实现了世界大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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