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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七)

3,历史研究者应该明确地区分开历史事实的勘定和历史事件价值判断之间的分界,严防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却严重地混淆了历史事实的勘定和历史事件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在对梁启超发动的五四运动的价值判断上采纳了《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说法,放弃其本人作为一个生活在近百年之后的普通正常人所具有的起码的良心,违背二十世纪世界历史基本走向,以历史学者和历史博士的身份,加上他的刻苦钻研的外衣,却作出混淆公众视听的十分严重的错误的价值判断,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之。
   
   梁启超发动了五四运动,这样的五四运动对中国未来历史对不对,有没有价值?这本来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根本不是历史事实的勘定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地区别来,先是进行历史事实的勘定,之后再进行价值判断。
   
   由侯中军《派系之争下的中国外交与巴黎和会》所说,《外交》认为,北京政府政争的主要形式体现为亲徐的研究系与亲段的安福系、旧交通系、新交通系之间的交锋,牵涉亲英美或亲日的争执。《外交》注意到研究系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并认为颇值得玩味。由一些蛛丝马迹看,研究系借外交问题攻击新交通系,将和会外交失败归罪于三个卖国贼。

   故在中文媒体上大量出现知识精英幕后煽动的五四运动的文章,影响非常恶劣。如同,张弘力在《知识精英幕后煽动的五四运动》凤凰评论2016年05月05日说,
   “梁启超、林长民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系为什么扭曲事实,煽动民意?唐启华认为,这主要与国内政坛的派系之争有关。其时,总统徐世昌跟掌握实权的段祺瑞有派系斗争。当时,国会由亲段的安福系把持,交通系及新交通系均为段派势力。1918年欧战停火后,徐世昌于12月中旬在总统府设“外交委员会”,以研究系为主力,并给梁启超以“欧洲考察团”的名义,和会期间在巴黎发挥影响力;梁启超一行身份地位暧昧,却声望崇隆,又与徐世昌关系非比一般,与北京主导“外交委员会”的林长民内外呼应,研究系与新旧交通系为“铁路统一”及新银行团等问题产生争执。当时梁启超在巴黎,当时最活跃的民间外交团体“国民外交协会”,也与研究系关系密切,北京《晨报》则为该系主要喉舌,研究系与中国和会外交关系密切。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人士,借巴黎和会之机,向亲段的势力发起了舆论攻击。
   在五四运动中,林长民大力支持学生,在北大附近演讲,并抨击曹汝霖卖国。而《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则认为,林长民是因为此前向自己借钱等旧事挟私以报。两人之间的恩怨,可谓五四运动中的一段插曲。”
   
   这里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关于曹汝霖为什么会在五四时被视为是卖国贼,这是否能由林长民与其的私人之间的恩怨所能说明得了的吗?这是唐启华,袁伟时等人否定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是知识精英(主要指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人士)幕后煽动引起五四运动的主要理因。
   
   下面仅就具体曹汝霖一案来说明之,(对批判唐启华,袁伟时等人否定五四运动更为主要的理因由其他各条说明之)
   ①,同曹汝霖有过接触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这样评价曹汝霖:“为人玩世不恭,重视实利,尖刻敏锐,完全是另外一种典型的人物。他和陆宗舆先生过从密切,他自己是日本人在华政策的最顺从的工具。他曾留学日本;有一个或几个日本妻子,工作和娱乐都经常同日本人在一起。他直言不讳地说,他对自己的祖国和共和体制是怀疑的。”(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曹汝霖善于“理财”,“五四”时出的小册子《曹汝霖》,列出了曹氏财产清单,至少有2000万之巨,而其历年的薪水累计,却至多不过50万。这些“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显然是曹汝霖卖国自肥捞到的。
   ②,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受命与日本代表日置益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5月7日,日方以48小时为限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被迫接受除第五号以外的大部分条款。5月25日曹汝霖和总长陆徵祥代表中国政府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这就是“五四”时经常提到的“五七”或“五九”国耻日的由来。也正是由于这些条款,使中国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处于被动地位。
   ③,因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之所以失败,直接原因是因为“民四条约(指‘二十一条’)之签字”和“民七济顺高徐两路借款及山东问题换文”,而办理这两次外交的“当事人”就是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其中又以曹汝霖的责任最大,他被学生们列为“三大卖国贼之首”并不冤枉。
   ④,“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由“晚节挽回前誉之失”这句曹汝霖回忆录中的重要话语,可以看出,到了18年以后,1937年曹汝霖还算是吸取了五四给他的教训,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要走得太过头了。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住,这句话不能作为我们评价五四运动,即以18年以后1937年曹汝霖的表现不能算作为“卖国贼”的事实来否定1919年的五四的理由。因为在我们对一个历史事件作价值评判时,一定要记住,“历史没有假设”,也就是说,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具有不可改变性,另外我们也应该明确地说,五四时说的“卖国贼”只能仅仅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卖国贼嫌疑犯”而已。
   
   赵家楼这把火是怎么烧起来呢?
   有人由此为据、进而提出,否定梁启超的五四运动。说什么“‘火烧赵家楼’开启了中国以‘爱国’名义剥夺个体权利、以‘人民’、‘正义’的名义》暴力的历史。”(曹长青.《“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把“火烧赵家楼”事件说成是“事先预谋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从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人士的有关五四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根本就不存在有要火烧赵家楼的意图和计划。
   赵家楼这把火是怎么烧起来呢?五四运动中两个宣言的起草者许德珩先生在晚年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正在这时,有一位同学吸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陈设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烧起来了。”(P63-64)由此可见,游行学生尽管一开始就把打倒卖国贼曹汝霖作为斗争的对象,但仅仅是行动的口号,前往赵家楼曹宅游行示威完全是临时动议的,而并非一开始就蓄意要烧毁赵家楼。另一位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夏明钢在回忆中也提到,五四前夕北京学生从酝酿游行到5月4日下午1点到天安门集合为止,并无学生提出要到赵家楼胡同去打曹、章、陆卖国贼的计划。正因为事先没有这种计划,北京学生才能在五四这天无阻碍地集合于天安门。(P99)而赵家楼曹宅的大火,也不是学生到了之后故意纵火焚毁,而是在大部分学生退离之后,一位抽烟的学生因愤恨曹宅的奢华,而随手点着了。这完全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
   至于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火烧赵家楼”事件与如何对五四运动进行价值判断之间关系。请看,“在《外交欤内政欤》中。梁启超提出了内政的国民运动的十项条件:
     第一、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消极的运动,是主张“不要做某件事”。积极的运动,是主张“必要做某件事”。例如消极的说:“当政府的人不许卖国。”这句话谁能说他错呢?但须要进一步说:“要做某件事某件事才算不卖国。”如其不然,那不卖国的主张,恐怕成了一句空泛的废话。
     第二、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国民运动是表示我们国民要要求那几桩事,当局的人,能办这几件事的便要他,不能的便撵他。他是张三还是李四,我们却没有闲工夫来管。”
     第三、要公开不要秘密。在专制淫威之下,国民运动带些秘密性质,或亦为事理所不能免,“但我以为秘密总是罪恶,虽以极光明的人,多做几回秘密行动,也会渐渐变坏。……所以我主张万事要公开,始终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赤裸裸的把社会黑暗方面,都尽情暴露出来,连我们自己的缺点也暴露了,一切暴露之后,自然会有办法。”
     第四、要在内地不在租界。在租界里当志士,发几封“快邮代电”,唱的调子比天还高,那本意是否取巧出风头,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已是隔着一层。在租界大喊大叫,总贯彻不到内地人的耳朵,而且冒险牺牲的精神减少,说话的效力也减少了。所以真正的国民运动,非离去租界到内地不可。
     第五、问题要大要普遍。国民运动的问题,要为“全民的”,然后能得多数人同情,增大他的效力。学校经费为什么无着,因为不能履行预算。为什么不能履行预算,因为学校预算都被别的人吃去了。“既是拼着牺牲学校里几个月光阴,为什么不把题目放大,鼓运起国民监督财政运动或其他运动?像学样罢课这类事情,我是最不赞成的,我希望他从此不再发现;但若到不得已而发现的时候,我望他总要把问题放大些才好。”
     第六、问题要简单明了。凡要拐几个弯的问题,断不能做国民运动的主题。排满革命运动为什么有力,说一声“满洲人抢掉了我祖宗的江山”,个个都了解了。五四运动为什么有力,说一声“日本人欺负中国”,个个都了解了。能够唱得起的国民运动,总是要这一类的问题。等到将来多数人政治知识渐充,政治兴味渐浓,那么,稍为复杂的问题,也说得进了。
     第七、要分段落。政治问题甚多,不能同时并举。既拿一个问题做主题,就专从这个问题下全力,好像攻要塞一般,攻破这个炮台再攻那个炮台,总要在某一个定期内,将某一个问题向国民耳朵边聒噪不休,叫人人心目中都认识这问题的价值。把一个问题闹出个段落,再闹第二个。
     第八、运动主体要多方面。运动专以学生为主体,只是学生运动不能算是国民运动;运动专以商界或劳工界为主体,只是商界或劳工界运动,不能算是国民运动。国民运动纵然不能办到“全民的”,总须设法令他近于“全民的”。运动要由知识阶级发起,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但若专靠知识阶级做主体,却反于国民运动的精神了。
     第九、运动不妨断续,但要继续。“我并不是劝许多人抛弃了他本来职业去做个‘国民运动家’,只要隔些时便大家鼓起精神去做他一下。有人骂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度’,这句话我就不甘服,人类感情热烈的高潮,原只有五分钟,难道外国人又会过五分钟以外吗?只要你隔些时又来他五分钟,再隔些时又来他五分钟,那么几十几百个五分钟,力量却再大不过了。”
     第十、不要问目前的成败。天下事本要带着“知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的精神去做,个人生活如此,何况国家大事;若件件打过算盘千妥万当本利还元才去做,那么,只好一事不做了。诸葛孔明说的“成败利纯非所逆睹”,真是人类生活安心立命的不二法门。试看欧美人近一百多年国民运动事业,哪一件不是经几十年几十次的失败才能做成。“所以我们当着手运动之先,便要先把‘失败’两个字批在自己预算册上头,只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做去。”(引于陈子明:《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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