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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五)

   七,对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和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二书的简单介绍
   2014年“一战”爆发百年之际,中国学界几乎同时推出两本研究巴黎和会的专著,一为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唐启华教授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下称《外交》),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邓野研究员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下称《博弈》),它们合力推动了中国与“一战”的相关研究。
   自然这两本书所讨论的内容要涉及到,对梁启超的五四运动进行价值评判这一问题,而这两本书又对怎样进行价值评判,怎样才能正确地进行价值评判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即对对方的不同观点不予分辩,这似乎是一种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不负责任的表现吧。好像我提出我的价值评判,那是我的任务,别人接受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似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没有一种价值评判正确性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决定出他的论题题目时根本就没有好好思考过他的论题对中国的未来有何意义有何价值,以及如何去论证之,关键点出在何处,而这样的思考本是一位博士导师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说,只仅仅对某个事实提出价值评判,而不能搞清楚何为正确的价值评判的人,最多只能当位好的博士,但使人值得怀疑能否担得了好的博士导师?!
   为了首先给予二本书有关内容作一简单介绍,我下面引用侯中军对二本书的介绍。侯中军在《派系之争下的中国外交与巴黎和会》一文中写道,
   《外交》认为,北京政府政争的主要形式体现为亲徐的研究系与亲段的安福系、旧交通系、新交通系之间的交锋,牵涉亲英美或亲日的争执。《外交》还具体了论述了此种政争的表现形式。“铁路统一案”与新银行问题,是和会期间研究系与交通系政争的外交焦点,牵涉美日在华争夺主控权的对抗,也涉及交通系对铁路的控制权,各方皆有立场与说辞,内情复杂,很难简化成爱国、卖国之别。


   段祺瑞曾在代表团行前发表讲话,认为“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没有确定”,“众无疑议,就此决定”。段祺瑞的观点当为政府内部的普遍看法,政府并非忽略山东问题,而是待机而动。
   《外交》注意到研究系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并认为颇值得玩味。由一些蛛丝马迹看,研究系借外交问题攻击新交通系,将和会外交失败归罪于三个卖国贼。《博弈》则较为肯定地指出:五四学潮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民众运动,而是下层民运与上层政潮互为渗透,互为借力所致。五四运动既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时又是多个敌对政派之间的政治互殴。
     
   在全文论述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中,始终贯穿《博弈》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政治的选择取决于需要而不是依据。中国代表团在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后曾以极大的努力劝说美英法等国,接受中国提出的保留条款,但均未成功。是否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成为北京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博弈》将北京政府拒签合约的逻辑论证建立在缜密的国内政治局势的分析之上,为全面了解拒签和约的前因后果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图景。
     
   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后,就政治而言,必须有人为此负责,结果曹、陆、章三人被锁定为卖国贼。三人的被指控,至少有三个政治作用:其一,对于民众而言,目标明确,道理简单,而明确与简单最适于展开民众的组织与动员;其二,对于政派而言,锁定曹、陆、章等于锁定皖系与安福系,可以名正言顺地展开政治攻击;其三,这项指名避开了段祺瑞,或多或少地避开了一些障碍与麻烦。曹、陆、章三人均为自己提出无罪辩护。
     
   山东问题的核心实即日本对德国的继承权,而继承权的核心在于济顺、高徐铁路合同。曹汝霖、章宗祥着重解释山东密约的签署并不等于承认日本的继承权,从事实而言,曹、张二人的解释是成立的。继承权的性质与后果严重得多,范围也广泛得多,大大超出铁路合同。“欣然同意”与继承权没有关系。
   
   拒签对德和约  
   《外交》倾向于认为北京政府最终是要求签字,而非拒绝签字;《博弈》认为,北京政府最终态度是拒签。
    
   两著作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孟泳新注,这句话就说明了,侯中军先生是从山底的位置来看待两著作者之二山峰的,我们要说,唯有站着比二山峰更高的峰顶,方可为众人指点迷津 ),向学界展现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丰富面相,并均对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予以积极评价,“它标志着中国外交开始冲破‘始争终让’的惯例,开创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这一先例对于以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明显的、积极的影响”。“北京政府对和会的筹备堪称积极并颇有成效”,“整体而论,中国在和会外交不能算失败,若拉长时间,考虑到后续的发展,和会提出的许多问题,陆续得到较好的解决,和会外交的成果更可以肯定”。《外交》更是进一步指出:“日本也不认为自己在巴黎和会上获得胜利,日本民族主义者反而感受到相当的挫折感,而中日、美日关系恶化,更是其苦恼之处”。
   我查看了一下《外交》一书,给予上面侯中军的介绍一点我的补充。
   《外交》的开头就讲,1919年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原因之一即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及其引发的五四运动密切相关。巴黎和会中国外交过去学术研究不多,却早有定论, 北洋政府亲日卖国,对日借款缔约换文,自甘丧权,种下外交失败的根源。又说,百年来国人的印象就是 凡主张签约的就是亲日卖国,主张拒签的就是爱国。
(2019/06/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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