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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四)

   六,段祺瑞参加一战的目的又是为的什么呢?
   上面的文章中已经讲,段祺瑞没有如同梁启超、张君劢那样参加一战的思想,
   上面文章中说了,“1917年8月14日,在梁启超的游说和推动下,北京政府终于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国会龐大的賄選開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2、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这是其一。)在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借口。”其二是,至少从这一点出,段祺瑞目光短浅,压根儿没有想到,还有和会这一说,和会可不是家庭宴会,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如果他有的话,他就应该看到,怎样防止向日本继续签订多种密秘条约,向日本继续借款呢?如继续签订多种密秘条约,向日本继续借款后,怎样在和会上争取中国的合法权益呢?!
   唐启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真是失败的吗?》 2017-09-26说,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政府和会方针的演变历程,袁世凯时期拟以国际法理与日本对抗;段祺瑞主政时则注重与日本提携合作,同时争取参战机会;迨美国参战并宣布新外交精神,北京政府乘势参战,确保能参加和会,并将中国目标与美国原则相联结,顾维钧积极接洽美国政府。欧战停火后,北京和会方针发生重大转变,由联日联美并重(山东问题依中日成议处理,希望条件则仰仗美国助力),转变为联美制日,乃至发生陆征祥过日风波。陆征祥在美国的行程没有资料可探索,不知当时的接洽状况,惟知美方大力促成王正廷加入代表团,造成南北统一的样貌。和会伊始,中国代表团采取与日本对抗的方针,大出日本预料。迨山东交涉失利,”


   唐启华在这里说出了,“段祺瑞主政时则注重与日本提携合作,同时争取参战机会;”这就是段祺瑞参战的目的,与梁启超完全不同。为了下面能够正确地对五四运动作进一步的分析与以后能对五四运动进行价值评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在中国宣布参加一战争后,段祺瑞又作了些什么呢?
   2017年5月25日马建标发表了 《国家之敌:1918年的反对中日军事结盟运动》 (原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该文明确地提出,在1917至1919年间中国存在着一帮亲日派,他们想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同盟条约,引发了1918年一群学生的反抗运动。下面的文字都是摘录于马建标的文章。
   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采取了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即联合日本。日本政府也有意扶持段祺瑞政权,通过“西原借款”来武装段祺瑞的“参战军”,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但是,皖系军阀的强大引发了北洋集团的另一派势力,也就是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的担忧。到了1918年春,直皖两系的矛盾因皖系军阀主导的中日军事结盟计划而再次爆发。
   冯国璋于1917年8月1日到京任职,冯段之争的序幕也由此开启。
   11月20日,总统冯国璋准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以汪大燮暂代国务总理。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几位研究系阁员也随段氏去职,段内阁瓦解。12月1日,冯国璋任命直隶籍同乡王士珍为国务总理。王士珍也是主和派,颇赞成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这就是冯段之争的第一幕。 冯段之争直接导致北洋系内部的分裂 。
   在北方直皖两系的斗争中,日本站在皖系一边,压制和打击直系,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对南方发动战争的一系列作法,又得到了日本的支持。
   1918年3月20日,西原龟三奉日本政府之命访问段祺瑞,力促段祺瑞出山组阁,西原说:“阁下既已握有兵力,只需掌握权力,倘若财力不足,本人可设法资助。如欲为日中友好奠基,舍今日又待何时,切勿失此千载难遇之良机,毅然拟定计划,出任总理。”
   在此期间,徐树铮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联络,引奉军入关,进驻直隶。 一则声援皖系,一则威逼冯氏。3月19日,段派督军又发出一道联名威胁的通电,要求段祺瑞组阁。
   在这内外压力之下,冯国璋不得不与段祺瑞暂时妥协。1918年3月23日,王士珍辞职,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这是段祺瑞第三次组阁。段祺瑞此次成功组阁,日本和奉系是其外援,而其内援则是皖系将领以及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曹汝霖在段祺瑞内阁中身兼交通总长和财政总长两个“肥缺”。
   皖系军阀与日本政府进行中日军事协定交涉(当时报纸称之为“中日新交涉”,以别于1915年的二十一条交涉),是互取所需。日本希望通过中日“同盟”的方式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皖系则希望利用日本提供的军事援助,推行其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
   拉拢皖系军阀,日本蓄谋已久。早在1917年11月14日,皖系干将靳云鹏、曲同丰前往日本参观日本陆军大演习时,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西原龟三等人即向靳、曲二人游说,提议中日“有必要加强日中军事合作,以防止德国势力东侵”。
   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之后,中日军事协定交涉进入新阶段。 经段祺瑞授意,北京政府参谋总长荫昌等人将精心准备的《预筹中日联合出兵防俄条拟》呈报大总统冯国璋,以“俄国内乱,影响东亚,德、奥俘虏,又复东侵”为由,提议中国“与日本联合出兵共同防俄”。 3月25日,驻日公使章宗祥致函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按照日本条件提出中日共同防敌要求:“中国政府鉴于目下时局,依左列纲领与贵国政府协同处置,信为贵我两国之必要。茲依本国政府之训令,特行贵国政府提议,本使深为荣幸。”有关具体条件,由中日双方指定的军事委员讨论议定。换文后,日本即通过坂西将日方拟定的草案交给靳云鹏,双方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修正。
   根据日方要求,谈判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在交涉过程中,其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刊所揭露。 4月2日,研究系喉舌《晨钟报》刊文呼吁国人注意日本“对我之重要新交涉”。
   此项谈判内容的泄密,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中日军事协定谈判是在冯、段之争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所以皖系方面认为总统冯国璋是此次中日新交涉被泄密的罪魁祸首。 5月16日,中日正式签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致电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告知“中方陆军军事协商委员会中有总统府冯国璋的代表”,判断冯国璋在陆军军事协商委员会的代表可能是《陆军军事协定》被泄露的渠道。
   此时,在华英美报纸也参与进来,敦促段祺瑞政府早日公布中日军事交涉内容。
   中国兴起了反对中日军事协定交涉的运动(简称反日运动)。段祺瑞的亲日政策,令有识之士深表忧虑。如北洋军人徐永昌所言,“段的‘新外交’对于练兵则曰互相聘用人员,训练双方军队;如兵工厂,则曰彼此派员管理;如军械军费则曰互相接济,直不如说代练兵,代管兵工厂之为间捷了当耳!此与日韩合并之说,同一调门。”徐永昌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他所担心的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将使中国沦落为日本的附庸国,这也正是中国留日学生发起反日运动的根本理由。
   1918年5月16日,《大阪朝日新闻》及《东京国民新闻》报道,北京政府将在一周内签署中日军事协定,上述报道令留日学生震惊不已。 次日,留日学生“大中华民国救国团”东京支部发出警告,呼吁全体留日学生尽速回国,挽救祖国。 随后,救国团不断催促留日学生“不归者速归,切勿逗留”。 据日本警视厅统计,截止6月12日,已有1207名留日学生回国。留日学生大批归国之后,即动员国内各界,一起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签约。随后,反日运动的中心从日本东京转移到国内京、沪两地。
   留日归国学生抵达北京、上海是在5月中旬,此时正值中日军事协定签字之日。这两件事情都成为国内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随之,以京、津、沪等大城市为先导,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一场以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为主旨的民众运动。留日学生回国代表与国内学生界联合起来,推进反日运动的开展。5月20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代表阮湘等人与北京大学等学生团体共同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和平请愿活动。同日晚间,2000余学生聚集北京大学,留日学生代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会议决定次日到总统府请愿。
   1918年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变革、、、、、、尽管1918年学生界的反日运动如同昙花一现,但是此次运动客观上为即将爆发的五四运动进行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
(2019/06/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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