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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五四是“国史上最有价值之纪念日”》(三)

五,几点五四研究中的补充资料
   由于上面的我对五四运动研究而得出的结果集中发表于2012年。其一原因是这篇文章发表的主因并不是专门为了五四运动研究所用,而是批判胡锦涛的“以人为本”谬论之用,其二原因是为了批判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太多的谬论,其三是为了说明其文下面所要讲的中共解放战争是非正义这样的结 论。故有许多我当时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和当时所思的有价值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 并且我当时主要以研究张君劢思想为我的主要研究课题,再也没有更多精力去关注其他问题了。
   1,为什么中国应该参加一战?中国参加一战的目的是什么?
   张君劢、梁启超等人,极力推动中国政府参战,当时的段祺瑞政府为此专门于1917年3月13日成立了“国际政务评议会”,以宣传对德作战和加强政策研究。用评议会书记长张君劢的话说,“国家在世界上能立功,然后才可以取消不平等条约;徒托空言,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读意大利建国史,知道加富尔曾参加与意大利无关系的克利米战争,其目的是要在国际上立功,而后在和会陈述意大利的苦衷,一方面要排除奥国的压迫,他方面要求英法人的同情。我当时所主张对德宣战,实含有此意。”其实,我记得张君劢还在多次地方也写过,如同中国应该向意大利学习,为世界立功,才能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文字。
   其实,张君劢的这一小小点的思想,或讲这一讲话表达的逻辑意思在中国人中是第一次提出,后来实现之则主要有二次,一次是参加一战,收获如何,至今众人是有分歧的。另外一次,就是参加二战,成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管他是否承认不承认,历史事实是顺着张君劢的这一小小的思想去做,大家认为收获不小。但忘记了中国成了四大战胜国之一,却先是失去外蒙古,后又丢了整个大陆给了斯大林的儿皇帝,问题出在何处呢?最起码的答案出自于“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 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派出的谈判代表是否有其识,或者没有早作准备的相应对策而缘故造成的。

   唐启华研究的最大领域只是北洋政府修约史与革命史孰优孰劣,这中间主要包括了对北洋政府修约史的历史事实的考研和对修约史与革命史孰优孰劣的价值评判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应该说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是有拓荒人的意义,其对修约史与革命史孰优孰劣的价值评判由于多种原因错误较多而却不能有所成就,实在惋惜。如果是要细说的话,篇幅太大,在这里无法进行。我只能略说几句。说起修约,从学理的角度看,请你深入一步思量,双方定下了条约,就得讲就得执行,言而有信嘛!你想修约,别人怎么能答应、同意呢?民国初年修约主要是由於1901年9月7日正式簽署清政府與十一個國簽訂《辛丑條約》。《辛丑條約》又是由清朝与八国联军之战败北所致。为什么败北呢就需要分析战争之发起与经过,等等问题层出无穷。到了民国初年当时的中国精英们对《辛丑條約》这一段历史就有互不相同、甚至对立的不同的认识,对中国此时的出路的选择的思考那就更多更杂了,但在此时能深究在多种出路中作出何者为优、何者可行的选择这样问题的人却寥寥无几了。因为这中间又夹着个如何正确认识义和团的问题,正因为此缘故,我在《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二)》对中国史就选义和团说起。我认为,问题关键在于很多的精英在分析义和团问题上,一是采用简单的二分法,二是没有掌握正义与非正义的最终之分界在于有无“乱杀无辜”这一点上。清廷還以銀兩懸賞捕殺洋人:“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可想其行为的正义性何在?!以后我还要重复之。张君劢的这一思想的主旨就想解决此一难题的。据我多年的考察,惟有张君劢的为世界立功这一策,才是修约与废约的最佳之良策。从回顾所有中国人走过的这二十世纪的所有经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惟有梁启超张君劢所提出、所采用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和路线图,才是中国之唯一的正确之路。从张君劢讲出的这一段话,我们还应注意到,他必定还思考了何为立功?中国如何地在世界上立功?中国真正的最高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最底的国家利益是什么?(说到这里我们应该联想到1912年,时年二十七岁的张君劢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一文的事实),自然你就会得出,在张君劢的心中必定有一个实现之的路线图,等等。
   我在这里说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在目前中国海外媒体上大致有五百多个人常常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发布他们的文章,而这些人中能从发出他们的声音,发布他们的文章中所表达出,显示出他们是有逻辑性系统性的思想和理念的一个人,并不多见,而发表对中国未来和民主化有价值的思想理念的人那就更可怜了。就是说,其思想能留于青史的那就少得可怜了。这就是说,期许每一个中国人以此为目的而努力学习,努力研究,努力创造。这是一。每个人都应该想到,中国未来和民主化运动总是要求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尖端的思想家出现,但应该想到,中国未来和民主化运动要求,像张君劢这样的思想家越多越好,也要求像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所谓的思想家越少越好,这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时间的要求。这是二。
   2,张君劢1918年11月去了一次日本,回国后带回一条信息,日本将派出极其厐大的外交团队赴巴黎和会,(为什么日本要派出达一千人如此大的外交阵营军团,它想对付的是谁呢)回国后马上汇报给梁启超等人,梁启超等人研究对策,决定梁启超带着一个考察团前往巴黎,作为巴黎和会代表团的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并在总统府成立巴黎和会外交委员会。梁启超为代表团出国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
   3,说说顾维钧与张君劢在对德宣战、参加一战上的差别
   在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下称《外交》)一书第62页写道,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驻美公使顾维钧主张不参加协约国,而助美入战,电段祺瑞云:加入联盟有四害······若我随美入战。则有四利······而我助美为战,自可连同列席,此和会之说不足虑也。所以我国不与德战则已,战必以助美为宜。
   对同一份电报,邓野在《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0月26日)写道,
    4月9日,在美国对德宣战后的第三天,顾氏向段祺瑞拍发了一份约1500字的长电,围绕“联美”这一主题,就民国外交的当前局面和今后走向,全面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和建议。顾氏指出:“日之于我,野心不戢,终必思动”。然而英法不足以抗衡日本,“英、法等国遇有中国事,往往先商日本,势若默 认日本为东亚霸主”,况且英法“自顾岌岌,更无余力助我”。因此中国只能指望于美国,“美之于我,不独无所求,且有能力与志愿以为我助”。所以选择美国的 第二点考虑是,中美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后顾之忧,顾氏指出:“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而美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第三点考虑是,顾氏预见到美国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战后于国际上势力必更见扩充”,美国将放弃其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而“操世界政策”,因而与美结友,“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那么实现上述目的的条件是什么呢?即追随美国参战,“若我助美入战,美国谊当还助”,此即中美关系的连接点。为此,顾氏的结论是:“我国不与德战则已,战必以助美为宜。(原文注,《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4、185页。顾氏十分重视这份电报,回忆录中多次提及,但因资料散失,回忆录中未收入该电。当时力主参战的主要是段祺瑞,但段的出发点与顾不同,段之目的在于编练一支派系武装 “参战军”,结果导致了府院之争、张勋复辟,这是顾氏所始料不及的。)
   (孟泳新注,该文最后一句话,即“当时力主参战的主要是段祺瑞,但段的出发点与顾不同,段之目的在于编练一支派系武装 “参战军”,结果导致了府院之争、张勋复辟,这是顾氏所始料不及的。”我们下面集中在(四)中讨论)
   在《外交》与《博弈》中均将顾维钧捧得很高。的确,顾维钧在和会上的发言及其所引起的外交转折,被视为中国巴黎和会外交的重点,认为山东问题交涉及顾维钧破局之举。
   在中文社会上甚至于出现由主要参与整理《顾维钧回忆录》的唐德刚这样的评判。
   “关于外交家顾维钧,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这样评判:“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两个之外,顾维钧算是半个。”
    “显然,唐德刚对顾维钧的评判超过了奕、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梁诚、周自齐、伍廷芳、梁敦彦、陆征祥、胡惟德、梁如浩、孙宝琦、唐绍仪、汪大燮、王正廷、曹汝霖、颜惠庆、黄郛、施肇基、罗文干、张群、王宠惠、陈友仁、褚民谊、宋子文、胡适、王世杰等,如果所论确属客观和准确的话,那么应该说,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其实,要评价一个人,它的前提是认人知人,而认人知人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因为一个人的认人知人,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该人之做人的志向、为人、才识和德性。像唐德刚这样的对周恩来、李鸿章、顾维钧的没有边界的吹捧可以看出唐德刚这种人做人和德性对中国只有极其严重的破坏力,苍天有眼,正好没有允许唐德刚这种人进入政界,否则必将是后患无穷。
   更具现代常识的梁启超曾批评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看出梁启超的为人、才识与德性必然会给中国以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上面引述文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出,张君劢早已经有中国应该向德宣战,要为世界立功,而顾维钧就在美国宣战以后还主张不参加协约国,而助美入战,还说加入联盟有四害等等。请别提在袁世凯称帝期间顾维钧的表现了,芮恩施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后来我很惊讶地发现顾博士此次使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欧美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并为袁称帝打好基础”。(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第55页)对一个人的思想发展总是有他的轨迹可寻的。
   若从梁启超的全面地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眼光来衡量张君劢与顾维钧两人孰优孰劣,那简直完全是不同层次、不同等级上的差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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